文学中的“观景”与绘画中的“景观”

"景观"作为视觉审美对象, 中外文学和绘画作品中都有充分的表现.从文学的"观景"描述到绘画的"景观"再现, 充分反映出东西方由于所处不同的文化境遇, 对景观有着不同的审美理解和哲学思考.     

解读潘玉良作品中“中西融合”的绘画特点

从民族性、装饰性的角度,分析了潘玉良作品"中西融合"的绘画特点,具体表现为将中国画中的细腻线条勾勒和气韵生动的艺术特点与西方绘画的装饰色彩相结合。以其苦难的人生经历与忧郁的情感为例,论述潘玉良一生孜孜不倦追求艺术,坚持在西方油画中融入中国艺术风貌,在中国绘画中注入西方绘画技巧,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对其代表性作品《窗前女人体》等进行了研究,将中国传统文化中质朴、浑厚的气质与西方绘画的透视、质感塑造相结合,具有前瞻性、独创性。     

东西方绘画差异性的表现及原因探析

东西方绘画在艺术的各个方面呈现出不同面貌,在艺术语言的侧重上,西方绘画重于对面的刻画,而东方绘画侧重于对线的表达;在绘画材料形式上,西方采用厚重鲜艳的油画颜料为媒介,东方绘画以中国水墨为代表;在绘画的客观科学性上,东方绘画强调主观描述,西方绘画强调客观描述;在表现题材和对象上也具有较大差异性。东西方绘画之所以表现出不同的面貌特点,是由于东西方不同的地理位置、不同的文化背景造就了人种性格的差异性,东西方艺术特色形成了不同的心理因素及哲学思想。东西方在思维方式上存在极大区别,最终表现在艺术形式和题材上,是人类感性与理性思维的差异。     

艺术视野中的俄汉“黑”、“白”文化世界图景

俄汉民族的戏剧、绘画、书法、雕塑等艺术中黑、白颜色的运用遵循俄汉民族各自不同的色彩观,深刻体现出东西方文化世界图景各自的精彩。     

从自然审美视角比较“卧游”与“如画”

“卧游”与“如画”作为中西方两个重要的美学范畴,都主张借助关于自然的绘画来欣赏自然,不过两者存在显著区别:“卧游”所借助的山水画重写意,而“如画”所借助的风景画重写实;“卧游”主张山水以形媚道,故自然之地位比绘画重要,“如画”则追求形式美,风景画是自然欣赏的标准,故绘画之地位比自然重要;“卧游”偏重以非身体化的方式体验自然,欣赏者囿于一室之内,而心游万物,“如画”则偏重以身体化的方式体验自然,旅游者带着猎奇心理与视觉占有欲,身游大自然之中;“卧游”具有畅神与疗疾之功能,“如画”则为人们在审美上向自然进军提供了心理保护。比较“卧游”与“如画”,可以窥探中西方欣赏自然的差异之处,透视中西方文化传统对待自然的不同态度。     

“科学”内涵的演变与潘天寿统系说之再论析——兼议中西绘画观念之异

潘天寿早年提出,东西方绘画属不同体系,在当时西学东渐的情境下,主张中国画保持独立。以此为出发点,对中西传统绘画各自的代表,宋画和文艺复兴绘画进行比较,侧重从空间处理方面展开讨论,探索二者的差异性和兼容性,进而探论艺术与科学之间的关系。对于科学概念的讨论,涉及到从实证主义的自然科学到狄尔泰的精神科学的转化。潘天寿提及劳伦斯?秉雍的观点:"如无科学的引进,西方前文艺复兴阶段的绘画与东方绘画将同其致。"此说或有进步论、进化思想的基础,但这种类比是缺乏依据的。即使没有科学介入,因社会结构和文化环境的差异,东西方绘画也不可能走相同的道路,这点显而易见。中国画自有独立体系,有其东方哲学的宽容、沉稳和博大,正是东方艺术被当今世界看重之处。     

中国明清文人画与西方现代派绘画之比较

中国明清文人绘画具有深刻的社会背景与丰富的文化内涵。欧洲现代派绘画则表现为欧洲文艺复兴以来科学的进步与光学、色彩学研究的成果影响了绘画的发展。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东西方绘画走了不同的发展之路。西方艺术用的是色彩,中国文人用的则是笔墨。东西方绘画在色彩上取之两极色阶与色立体;在造型上取之线、面、书法与几何体积。东西方绘画在冲突和差异中,在碰撞与交融中,突出了各自的艺术面貌,产生了新的艺术观念,促进了艺术运动的发展。     

庄子“吾丧我”思想下的绘画创作与教学

庄子“吾丧我”思想是《齐物论》全篇的精神内核，对于当前的绘画创作与教学有着深刻的启示性。首先，分析历来学者对于“吾丧我”的各种解说，力图准确把握其含义。其次，回望西方绘画创作历程，分析西方绘画创作与“我”之间的各种关联性。再次，比较庄子“吾丧我”思想与海德格尔的“无蔽真理”观的相通性。最后，运用“吾丧我”思想解读法国绘画大师保罗·塞尚的绘画创作历程。     

从“视觉心象”的角度看后印象主义艺术

东西方绘画在艺术形式等方面有着许多不同的特征,但是从中国画的审美角度看后印象主义艺术,如对自然物象的透视与绘画时空的意识,“气韵生动”与生命精神的体现,物象的象征寓意与综合象征主义的内涵,它们的作品与理念体现了艺术的共同规律与法则。可以发现,后印象主义与中国画的艺术有着随心而“游”或象征、意向的类同,有着异体同构之特质,都是超越自然、超越空间的艺术形式。     

东西绘画对“自然”的态度

中国绘画的审美理想是人与自然的统一,西方绘画一直致力于对自然的摹仿,到近现代两者趋向注重艺术主体情感的主观表现.     

理性与痴狂——院体与文人画品之辩

绘画艺术应该是最能直接表达画家本人及画家自身以外丰富多彩的情感世界的一种媒介。不同的人群均会有着不同的社会心态,在创作时,这种心态会自觉的融入到绘画作品之中。文章通过画家所处的地位和社会历史条件等因素来解析院体画与文人绘西为何套出现两种截然相反的审美情趣,且进一步完善中国画审美中“画品”即“人品”理论观点。     

政治冲突的逻辑先在性及其现实根源

政治冲突是不可避免的社会现象,导致这一现象的根源大致可以归纳为两类,即:形上的逻辑根源和现实的社会根源.前者包括人性善恶的纠结和分异、经济利益的需求和差异、政治权力的诉求和争夺;后者包括社会结构变化、政府治理失灵、制度安排缺失、政治文化差异,深入分析这些根源对于有针对性地治理政治冲突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皇权控制下的北宋院画——谈北宋“翰林图画院”绘画的创作特性

北宋“翰林图画院”是皇家御用画院,这种“御用”的特性,决定了它的绘画有着自身的创作特性,这在题材上,表现为“院画题材的确定性”和“合乎赵宋统治阶级政教需要的特性”。在画风上,则表现为“院画创作讲究对传统画风的继承和对画院本身所确立的‘体制’画风的师承”以及“院画的创作要合乎皇室宫廷的审美趣味”。上述创作特性在一定程度上限制或泯灭了院画家的创作个性。但是,我们也不能不加分析地一概否定,尤其是在北宋徽宗朝,院画家“竭尽精力,以副上意”,就等于是在探索和完善着新的院画“体制”--“宣和体”画风。     

岩彩画的现代复兴与跨文化传播

岩彩画艺术是中国古代传统美术的一部分。历史上由遣唐使传输至日本,日本画家在长期实践探索中,从材料研发到表现语言都有新的发展。新时期以来,中国留日画家在秉承前辈改良中国画的愿景中将这一绘画重新带回中国。经过不断的推广与创新,最终完成了岩彩画在本土的现代复兴,从而使岩彩画成为中国美术中一次成功的推陈出新。在各高校内开展的岩彩画教学,更是依托本土石窟艺术资源,建构起较为完整的教学体系,实现了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在持续深入的岩彩画理论探讨中,对这一绘画的来源生成及历史追溯有了清醒认识,岩彩画更成为凸显民族文化基因及传统艺术向现代转型的表征。对岩彩画发展历程的追溯和文化基因的解析,都是以更加开放的视角去理解岩彩画在不同时期、不同文化背景中的衍生、演变和传播,岩彩画也由此成为当代文化交流、互鉴、共生、创新的艺术典范。     

中西方讽刺诗的讽刺风格比较研究

讽刺诗是世界性的诗歌体裁 ,中西方讽刺诗都出现了嘲世、嘲人和嘲己三大抒情模式 ,也都拥有着教化和娱乐两大功能。中西方文化生态的差异造成了同样一种文体在讽刺风格和讽刺功能上的不同。中国讽刺诗具有直面社会的写实风格和谐隐怨刺而又节制宽容的创作传统。西方讽刺诗大多采用直笔方式 ,鲜明辛辣 ,多是与讽刺对象对抗的恶意的讽刺 ,讽刺的程度较深 ,嘲人的较多     

文人结社图研究——以明清江南地区为考察中心

文人结社图是文人社团活动的产物,在明清的江南尤为兴盛,其兴盛原因与历来文会传统、社员留名于世的思想有关.另外,江南地区众多杰出的画师也为之提供了优越的先天条件.文人结社图有单人肖像图和群体肖像图两种,而以后者为主要形式.善于突出人物个性,人物神态丰富多样而又和谐统一,以及表现方式带有类型化、模式化的倾向是文人结社图的三大特点.文人结社图记载盛事,扬播风雅,对于提升结社活动的风雅品位、认识社团的组成格局以及解读多文化融合等都有着积极的意义.     

花鸟画经典图式的传承与开拓

中国花鸟画艺术形式的发展过程,即是对现实美的独特发现和寻找相应的独特表现手法的过程.花鸟画要适应当代人的心理需求,就要"扩展"自己语言的功能,改变自己的视觉方式,在经典作品中汲取养料,并以现代人的审美情趣来完成与古人的对话、交流,开拓新的审美领域,在传统的限制中寻求发展,借助外来因素寻求突破,在"司空见惯的材料"里发现和挖掘出新的"美",寻求和发现对今天艺术创造最有启发、最有帮助的东西来实现传统的拓展或扬弃.     

《八十七神仙图卷》与《朝元仙仗图》图像分析研究

徐悲鸿纪念馆珍藏的《八十七神仙图卷》是中国古代绘画的优秀作品,宋代武宗元的《朝元仙仗图》无论是表现题材还是图像结构都与其十分相似。通过对这两幅作品图像的分析比较和相关史料的挖掘梳理可得出结论:《八十七神仙图卷》应是唐代大画家吴道子的真迹,而武宗元的《朝元仙仗图》则是《八十七神仙图卷》的摹本。这一结论在当前艺术史界普遍认为吴道子真迹已不复存在的情况下,无疑具有重大现实意义。     

对苏轼提出“文人画”思想的心态探索

苏轼"文人画"的理论,历来有许多拥护者和批判者。透析当时的政治文化背景,我们可以发现,苏轼所为的真正意图是为了扭转当时的时代风气。反对一统,提倡创新,与他当时"反王(王安石)风""辟柳(柳永)词",并借此来匡挽士风的心态是一致的。当时文人们接受这一观念,无论从外在时代精神来说,还是从文人内在心理来说,都是与当时的政治改革引起的"文"的危机进而自觉进行着"文"的改革有关,当然与苏轼个人魅力也有关系。     

《鄞江送别图》再探

《鄞江送别图》所绘是康熙十八年（1679）甬上证人书院诸学友及子弟为万斯同、万言叔侄将北上修《明史》而饯别之事。饯别席上郑梁被嘱托绘《秋郊饯别图》以留念，最终未能完成。《秋郊饯别图》恐非《鄞江送别图》的旧称。“鄞江送别”的命名中蕴含了万斯同对自身北上修史的期许。他计划以一幅《鄞江送别图》为始，一幅《都门送归图》为终来总结自己这段修史生涯。鄞江的地理位置，恰是万斯同舍“西郊”“秋郊”等名称而取“鄞江”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