琉球托管的国际法研究——兼论钓鱼岛的主权归属问题

在中日钓鱼岛争端中,琉球托管问题占据着一个特殊的但常常为人忽视的地位.美国“二战”后托管琉球并于20世纪70年代将琉球“返还”日本,并将钓鱼岛非法划入“归还领土”之列,这成为日本对钓鱼岛主权主张的重要一环.本文另辟蹊径,围绕琉球托管问题和钓鱼岛争端的关联,在挖掘中日间琉球交涉及此后美国托管琉球的历史的基础上,结合国际托管制度,论证美国托管琉球及美日私相授受琉球的非法性,为我国反驳日本对钓鱼岛的主权主张提供有力论据.     

日本调查大陆架及台湾地区政治情势对钓鱼岛主权的影响

钓鱼岛自明代即为中国的领土,并被当作与域外的分界点。近代,因清政府昏聩和甲午战败,在割让台湾的遮掩下,竟被日本窃走。二次大战后,钓鱼岛本应该依法归还中国,美国却从中作梗,1971年又将其拿去当作利用日本牵制中国的祭品,于是再次被日本占据迄今。近来日本全力进行大陆架调查,想赶在2009年5月之前向联合国申请主权权利,钓鱼台是否会包裹在里面?台湾政治情势的演变似乎也会干扰到钓鱼岛,如果我们还希望索回钓鱼岛,对这两件事情就绝不能掉以轻心。     

钓鱼岛“撞船事件”后日本的战略走向

钓鱼岛问题不能孤立来看,而应置于东亚地区大国博弈的战略大格局下审视。日本在钓鱼岛“撞船事件”处理上的攻防战,绝不是一个简单的外交纠葛,其牵涉面广,谋划深远。钓鱼岛“撞船事件”后,日本采取了强硬的外交手段,高调宣称中日之间“不存在领土争议”,不计后果地依照国内法律拘留了中国船长,并乘“撞船事件”之机渲染“中国威胁论”,扩充军备,频频与美、印、韩、澳、印尼等国家举行联合军事演习。可见,日本在钓鱼岛事件中所图谋的是长远战略目标,即意欲通过钓鱼岛问题,强化日美同盟,联合印、韩、澳、印尼等国家,全面牵制中国,构建联手制华的C形包围圈,最终达到在政治、外交甚至军事领域遏制中国在亚洲形成超强地位的战略目标。     

国际法视域下钓鱼岛主权的历史沿革

钓鱼岛虽只是弹丸小岛,却是两岸四地、海内外华人以致中、日政府纠缠难解的一个心结。史实证明,中国至迟于15世纪初,便取得了钓鱼岛的原始主权权利。19世纪末,清政府甲午战败,日本通过《马关条约》实现了其侵吞中国钓鱼岛的目的。二战后,《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和《日本无条件投降书》三个条约完全恢复了中国对钓鱼岛的主权权利。日本对《旧金山合约》第三条包括钓鱼岛在内的谬解,与现代国际法理相背离,根据《冲绳归还协定》归还给日本的领土自然不包括中国的钓鱼岛。因此,中、日在钓鱼岛已不存在主权争议,钓鱼岛属于中国固有之领土。     

徐葆光的《中山传信录》与钓鱼岛历史主权的考察

康熙五十八年(1719年),清廷派遣苏州府长洲县人徐葆光出使琉球,颁以册封副使身份陪同翰林院检讨海宝正使前往琉球册封尚敬王.归国后著有《中山传信录》一书,记述其册封琉球国王、测量琉球国的经过以及琉球的山川地理、制度文化等内容.其中,赴琉航海部分和琉球地理方面的记载涉及钓鱼岛海域领土管辖.本文对书中三幅地图和所引《指南广义》的记录做一剖析,以证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是中国的固有领土.     

日本声称拥有钓鱼岛领土权的论据辨析

自从上世纪70年代初中日钓鱼岛之争事起以来,日本声称拥有钓鱼岛主权的论据,大都出自1970年9月17日以琉球政府官方名义发表的“关于尖阁列岛的领土权”声明。之后,日本外务省根据该“声明”的精神,于1972年3月8日发表“尖阁列岛分明是日本领土”的官方见解,坚称钓鱼岛归属日本。“声明”和“见解”出笼后,成为日本历次官方发言人用来与中国交涉钓鱼岛主权的持论依据。尽管日方在申述自己的主张时提出许多理由和证据,但大致可归结为两点：一是经纬线划界法;二是无主地先占法。因此,本文在弄清日方所谓主张和论据的同时,对其“经纬线划界法”和“无主地先占法”的辩词,一并加以驳斥。     

《开罗宣言》对台湾及钓鱼岛归还中国的认定

《开罗宣言》是二战时期由中美英首脑共同具名颁布,并由苏联首脑认可的权威国际条约,该宣言认定台湾等由日本窃取的全部中国领土主权归还中国。中美英首脑签署,苏联随后加入的《波茨坦公告》庄严宣布执行《开罗宣言》。两份国际条约明确地规定了缔结国承担的权利与义务,也给条约对象国日本规定了不可违背的必须条款。日本投降被盟国接受,是因为其接受了《波茨坦公告》所列的各项必须条款,这些构成了《开罗宣言》作为国际条约的完整法理证据链条。钓鱼岛是台湾附属岛屿,其领土主权归属中国是不容置疑的。     

中日钓鱼岛问题历史与法理研究的鸿篇巨著——《钓鱼岛列屿历史与法理研究》（最新增订本）评介

近年来,中日钓鱼岛主权争端愈演愈烈,尤其是日本否定“搁置争议”的存在,继而玩弄“购岛”和国有化“手段,     

两岸在东海钓鱼岛问题上合作的现实困境——以“台日渔业协议”及其政治影响为分析重点

近年来,呼吁两岸东海合作的声音引起社会广泛关注,然而这种合作意向仍面临不少现实困境。通过对台日渔业协议内容分析可知,日本为阻止两岸联手保钓,在东海渔业资源上对台湾做出一定妥协,但却不能忽视台湾当局由此在领土问题上间接对日本做出的实质让步。这不仅引起舆论就对日实质让步的不当行为提出质疑,也增加了在领土问题上与日本后续谈判的难度。此外,该协议对两岸东海合作具有明显冲击,不仅降低东海合作的可能,窄化东海合作的路径,也会错失东海合作的时机。     

“寄希望于台湾人民”的两岸新闻交流政策诠释

两岸新闻交流的深入开展是落实“寄希望于台湾人民”对台政策的应有之义,也是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重要保障。“寄希望于台湾人民”的新闻交流政策,体现了当局对台湾人民的“尊重、信赖、依靠”,也彰显了台湾人民在两岸新闻交流中的重要地位,更为两岸新闻交流提供了良好的契机。历史与现实表明,两岸媒体能够在促进两岸人民间的理解与沟通,消除误解与隔阂,增进诚意与善意,不断凝聚共识,夯实互信基础,以期为两岸最终实现统一发挥良好的舆论环境作用。当前,两岸已实现在经贸、文化、体育、学术、政治等宽领域、多层次的交流合作,同时,两岸媒体的报道也从过去的特殊化“宣传”逐渐发展到以“新闻专业”为原则的常态化交往。这正是两岸人民交往与新闻交流实现互动的显现。     

论日本近代的“奇迹派”文学

奇迹派文学以内心整合来超越此前的自然主义主张，此派的共同特质是重视将自我伸展到内心现实，作家们在被社会锁定的范围内发挥着最大个性，其创作素材主要来自身边琐事，有“后期自然主义”之称。比照新思潮派，此派缺乏理智性，“私小说”倾向鲜明，但个性角度丰富，脱离了“平面主义”旧套。奇迹派中不乏关心社会、富有有正义感的作家，如广津和郎与宇野浩二。     

“反应性”视角下的日本对非洲外交

二战后,日本在调整对外关系上多体现出因受到美国等外部压力影响而做出“反应性”政策调整的态势。由于对非洲的外交基础较为薄弱,日本在不同阶段制定对非政策时也体现出了较为明显的“反应性”特征。日本基于不同基本动因和差异性政策取向,在对非关系发展进程中针对亚洲、中东、欧美等“第三方因素”呈现出不同程度的“反应性”外交趋向。特别是当下日本对华战略制衡愈演愈烈且中国在非洲影响力日益增强,“中国因素”逐渐超越其他地区成为影响日本对非“反应性”外交的最重要参照因素。2022年日本举办的第八届“东京非洲发展国际会议”确立了对非合作新方向,其视中国为在非最大战略竞争对手,在政治经济等领域对华开展地缘博弈的趋势愈发显著。     

习近平外交思想指向下中日关系发展的新定位

近年来中日关系逐步转寒回暖,无论政治交流氛围,还是经济合作环境都得到了较大改善,这离不开中国政府根据国际形势及中日关系的变化及时调整对日政策,也充分体现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外交思想对中日关系缓和发展的引领作用。在安倍首相访华及习近平主席出席大阪G20峰会之后,两国政府在努力建设契合新时代要求的中日关系上达成多点共识。中日双方将依托“一带一路”倡议和第三方市场合作的平台,进一步致力于深化经济合作,维护多边主义和自由贸易体制,共同培育新动能和新的增长点,加速东北亚区域命运共同体的构建。     

日本军国主义对我国东北的侵略——为纪念“九·一八”事变60周年而作

本文以“九·一八”事变为基点,论述了日本军国主义侵华政策的历史渊源及其历次侵华战争,揭露了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卑劣手段和野蛮行径,提醒中国人民时刻认清帝国主义的本质,鼓励人们为祖国的繁荣和强大而努力奋斗。     

论“敕撰三集”中的渤海使——以王孝廉与日本嵯峨朝廷的诗赋外交为中心

孔子曰:"不学诗,无以言",始于奈良末期的日本与渤海的诗赋外交是我国春秋时期"赋诗言志"的延续与发展。同时,这种外交方式的产生还受到唐代文治之风的影响。平安初期赴日的渤海大使王孝廉与日本嵯峨朝廷之间的诗赋外交则是渤日交往史上的一次高潮,这一时期的渤日唱酬诗大多被天皇下命编撰的"敕撰三集"收录。尽管王孝廉献诗给日本天皇的目的是为了满足日廷一厢情愿的"上国观",但渤日文人之间的"赋诗相赠"却是建立在相通的汉文化基础之上的一种思想交流、情感沟通和文化融合。     

“一带一路”倡议下第三方市场合作的内在逻辑与经济理性

立足第三方市场合作的典型性发展事实和实践特征,本文探究了第三方市场合作的丰富内涵,包括合作共赢、平等发展、投资意愿、满足供需和契约精神等方面。在内在逻辑上,第三方市场合作的多元化主体间形成了多维度关系,并以微观、中观和宏观合作平台作为运行机制,最终实现各自的利益预期。第三方市场合作中的经济理性体现为,各主体兼顾多方利益、达成理性合作目标,通过利益机制博弈、获得理性合作行为,通过比选贸易投资发展路径、形成理性合作模式。第三方市场合作的内涵规范了其内在逻辑,内在逻辑形成了其经济理性。对其内在逻辑和经济理性的阐释,有利于完善第三方市场合作内容,推动其深入发展。     

关于建立社区、社会组织、社工“三社联动”机制的思考和建议

社区社会组织和社工参与社区建设和自我管理,开展居民互助服务,在建设和谐社区中发挥重要作用,如何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建立社区、社会组织和社工“三社联动”机制,更好地服务于群众,促进和谐社区发展,这是我们急待研究解决的一个问题．加怯推进“三社联动”的建议：建立领导挂帅、职能处室分工负责的管理机制和工作机制,为推进“三社联动...     

关于辽金的“正统性”问题——以元明清辽宋金“三史分修”问题讨论为中心

辽宋金对峙时期,宋人自称"中国"、自称"正统",辽人和金人也自称"中国"、自称"正统"。元人自从议修辽宋金三史之始,就围绕着纂修义例问题,展开了长达百余年的激烈争辩,绝非仅仅是史书编纂体例问题,而是有关辽宋金"正统性"的大问题。直至元朝末年,由脱脱拍板,最终确立了辽宋金"三国各与正统,各系其年号"的修史方案,承认了辽宋金"各与正统"的地位。明清时期,有人反对辽金的"正统性",也是围绕着辽宋金"三史分修"问题展开。明朝确实有人试图通过颠覆辽宋金三史"各与正统"的"正统体系",否定辽金的正统地位,但并非是"普遍否认辽金正统",这从明朝官方未支持有关重修宋史的建议、并由国子监主持刊行包括《辽史》和《金史》在内的中国正史"二十一史"就能看出来。清朝统治者无论是在坚持北方民族王朝立场阶段还是从北方民族王朝立场转向中国大一统王朝立场之后,都承认辽宋金"各与正统"的地位,这从乾隆皇帝并没有"抑辽金",允许四库馆臣在编修《四库全书》时持辽宋金"各与正统"的观点,以及钦定了包括《辽史》和《金史》在内的中国正史"二十二史"、"二十三史"和"二十四史"等方面也能看出来。民国以后对辽金"正统性"的认识曾有所反复,但很快就转到承认辽宋金"三史分修""各与正统"的立场上来。说明逐渐强化"华夷之辨",并按照"尊夏贱夷"思想区分正统和非正统,并不能从一个侧面彰显出近千年来华夷观念的演变轨迹,而逐渐淡化"华夷之辨",倡导"华夷一体",主张华夷互相吸收,逐渐否定单一的汉文化选择而强调多元文化选择,才能从一个侧面彰显出近千年来华夷观念的演变轨迹。     

东亚“第三条道路”：全球化时代社会学的新视野

一 从韩国开始 当金融危机严重打击韩国的时候，我们被震撼之余意识到了当前的发展设想是多么匮乏，这些设想包括统治理念、政治领导才能、发展的国家中心权威模式、长期以来被忽视的经济企业集团中企业的内部安排与治理结构以及劳资关系。寻找一种可供选择的发展模式已经刻不容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