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经济进入全球金融经济时代的挑战

近20年来世界经济急剧发展的最大特征是经济的货币化、虚拟化和国际金融一体化导致国际金融资本急剧膨胀并成为世界经济高速扩展的主导力量.时至今日,世界经济已迎来了全球金融经济时代,与实物经济相对的金融经济和知识经济、网络经济一起,构成世纪之交全球经济的重要特征.全球金融经济时代的到来彻底改变了世界经济的结构和环境,使当今的世界经济大不同于传统的经济形式.面对全球金融经济时代的到来在理论和实践上向我们提出了严峻挑战.     

后危机时代经济结构调整战略多层面分析

后金融危机时代经济结构调整,已经成为我国经济迈上新台阶、长期保持平稳较快发展的关键,成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实现科学发展的重点。当前,应针对经济发展内生动力不足、结构性矛盾突出等问题,认真反思,努力求解经济突围的出路。后危机时代我国应把政府资源投放到关键环节,把社会资源引导到重点领域,才能实现结构调整的重大战略转折。     

后金融危机时代的全球经济治理:困境及超越

金融危机之后,全球经济治理出现了新的进展和变化,面临困境.全球经济治理困境的产生既有全球权力转移的原因,也有全球化面临扩张边界的原因.从其本身来看,治理还存在着层次冲突、规则非中性、公共选择以及霸权主导等四个内在困境.因此,要采取务实态度来对待全球经济治理.在全球经济治理难以根本推进的情况下,通过跨地区经济治理、地区经济治理、双边经济治理以及内部经济治理等其他路径来实现全球经济发展.     

后股权分置时代信息披露监管探析

信息披露是证券市场的基础和灵魂.后股权分置时代带来的各种冲突和挑战,客观上要求我们以投资者权益保护为基本目标,进一步强化信息披露监管.目前我国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监管仍存在诸多问题,违规事件屡禁不绝和虚假信息泛滥成灾这两大痼疾尚未彻底解决.建议从明晰监管目标、完善法律环境、推进上市公司治理建设、强化中介机构外部监管等方面构建多层次的信息披露监管体系,以期提高我国证券市场的有效性.     

后危机时代中国和印度的经济转型

在后危机时代,要有效解决中国与印度经济面临的诸多挑战,就必须深刻认识到两国在技术水平上属于后发国家,在经济体制上正处于转型期这一实际背景。由此,本文认为,在当前中印两国进入经济开放新阶段的条件下,必须改变原有的单纯依靠资源和资本投入获得技术的增长模式,进而实现向主要依靠以自主创新战略为基础的能力发展的结构性转变。     

后雁行时代的亚洲经济格局

"雁行模式"一直被认为是描述亚洲经济格局的经典理论,但自20世界80年代以来,由于亚洲经济环境的变化,雁行模式理论开始衰落。雁行模式得以存在的根源是区域间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随着科技进步和金融创新,发展中国家引进技术和资金的渠道更加广泛,对单一国家的依赖程度开始下降,亚洲经济格局开始向着均衡的方向发展。以"金砖国家"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国家打破了原先由单一国家主导经济发展走向的局面,使世界经济走向多元化。在后雁行时代,东亚和南亚地区仍然是世界最具经济增长潜力的地区。在未来的发展过程中,中国、日本和印度将共同成为带动地区经济增长的重要牵引力,而亚洲其他国家也将发挥重要作用。     

后哥本哈根时代世界经济发展趋势及中国的对策

哥本哈根气候大会尽管没有达成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协议,但是它却对世界经济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低碳经济理念成为全球共识.在今后相当长的时期,世界经济发展呈现如下趋势:发达国家和地区将实现社会发展模式转型,新的贸易投资机会将被催生,碳减排国际合作潜力巨大,碳关税可能成为影响国际贸易的新壁垒,战略性新兴产业国际竞争趋于激烈等.如此发展趋势将对我国经济发展提出新的挑战,集中表现在减排压力、出口压力、制造业发展压力和开放经济战略实施压力等,因此需要正视后哥本哈根时代的世界经济形势,把握低碳时代脉搏,勇于面对挑战,从国际国内两个层面采取对策推动我国经济社会向更高层次发展.     

后危机时代美元贬值对中国经济的影响

在世界经济历经两年多的经济危机而企稳回升、从萧条走向复苏的后金融危机时代的情况下,美国政府利用美元作为世界主要货币储备的条件,为弥补巨额贸易赤字和财政赤字而听任美元贬值,并作为美国政府在全球范围内谋求其政治和经济利益的"美元武器"。后危机时代的美元贬值,对我国来说是一把"双刃剑",既有利于我国扩大进口,减少贸易顺差;有利于外国投资和我国"走出去"战略,调优我国产业结构。但也使我国出口成本上升,增大外汇储备和偿还外债的风险外,更重要的是会导致短期投机资本(游资)大量流入,会给我国经济发展带来诸多不确定性。我们应该趋利避害,以降低美元贬值对我国经济发展的不利影响。     

后金融危机时代区域经济发展格局变化趋势分析

当前的经济不景气由金融危机的外生冲击和我国经济恰处于经济运行周期下行阶段两方面因素所致。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的外生冲击,主要通过国际贸易、国际投资和国际金融等途径传导。因此,参与全球分工合作程度较高的东部地区受到的冲击显著地高于中西部地区。及时、有力的宏观调控仍是应对金融危机冲击的关键所在。政府只能着眼于通过扩大内需,即通过增加投资和扩大消费来刺激经济增长。应对危机的各种举措（财政政策、金融政策、贸易政策等）必将对经济发展水平不一、外向性程度存在差异的各区域产生不同影响,导致现有区域经济发展格局出现调整。     

后疫情时代全球教育治理体系重塑——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视角

全球教育治理体系重塑是对全球治理变革的时代回应。基于人类命运共同体视角审视全球教育治理现实,深刻理解全球教育治理体系重塑的宏大作用和历史使命,有助于人类调剂与平衡致力于全球教育治理体系重塑的群体和资源。从全球教育治理多元流变性、过程偶然性等特征中认识类主体是基于利益共同体、责任共同体、文化共同体等之上的类存在价值共同体,其中所蕴含的类规范、类文明、类追求是重新理解全球教育治理体系重塑的价值逻辑要素,为重塑全球教育治理体系提供一定的思想基础和价值支撑。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后疫情时代全球教育治理体系重塑赋予了历史使命。基于人类命运共同体视角形塑全球教育治理权威、革新治理理念、重构治理机制、共享治理资源,积极探索全球教育治理体系重塑的行动路径,是适应全球治理体系形成动态变革的时代之需。     

全球经济与人文因素

福利和生活的改善 ,不单是经济因素造成的结果 ,人文因素起的作用更大。经济发展和人文因素产生积极的互动 ,一个因素推动另一个因素向前迈进。人文因素的原则 ,对企业是“重信轻利 ,利必自来。”对政府是“重法轻利、长期有利     

全球经济竞争与社会政策发展——兼析加入世贸组织以后我国社会政策面临的问题

分析经济全球化趋势将会给中国国内社会政策带来的影响,必须从全球范围内去探寻,尤其是在过去20年中导致中国国内社会政策转型的根源;然而加入世贸组织后,经济全球化对中国影响的扩大和加深,这又将给我国社会政策发展带来新的影响和挑战,面对这一切我们该如何应对?这就要求我们的政府在未来社会政策的发展模式上做出新的反应;在新的经济和社会条件下,社会政策的研究及政府的政策行动都不得不突破国界,从国际和全球的层面上去理解中国社会政策中的问题,并在国际层面上采取相应的行动。     

网络经济时代企业的柔性管理

柔性管理是网络经济时代管理学发展的新趋势 ,在网络经济时代实施柔性管理是必然的选择 ,企业在当今的网络经济时代提倡柔性管理 ,但不否定刚性管理 ,而是在保留刚性管理某些合理环节基础上实行柔性管理的策略。     

经济全球化下国际外包的最新研究进展

自20世纪90年代起,伴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国际外包迅速增长,国外学者开始关注国际外包现象。国际外包问题的研究,已成为国际经济学的前沿问题之一。本文综合评述了西方国际外包方面的前沿理论研究。全文首先分析了国际外包的发展趋势,接着回顾了国际外包的机理研究,考察了国际外包对工资、就业及生产率的影响。最后,本文对国际外包的已有文献进行评析。     

谈21世纪大学生的心理健康教育

从知识经济时代信息技术革命对成人高等教育的巨大影响和冲击分析入手,提出新形势下发展成人高等教育的宏观管理和调控手段,指出为适应知识经济发展和终身教育的要求,为更好地服务于地方经济、区域经济,作为我国高等教育三大基本形式之一的成人高等教育当前的发展方向和发展模式是"实用型"高等教育.     

哲学:在全球化时代重新定位

全球化时代哲学研究的合理定位应当是回归文化批判,这是哲学的本分,也是全球化进程的内在要求。全球化时代的文化整合导致以跨文化的交流和对话机制为特征的全球文化的生成,同时,经济、政治等社会活动领域通过文化整合而日趋一体化。这种文化逻辑为哲学的文化批判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并提供了创新的主题。作为全球化时代的文化批判,哲学应当包含几个重要的维度:从文化的层面重新审视人类社会历史的演进机制、梳理人类现有的文化精神资源、培育全球化时代中国的新文化精神。     

知识经济时代的人本管理

人本管理是现代企业管理的“黄金法则”,是知识经济时代的必然要求。人本管理的内涵主要体现在尊重个人、使人成功和授权赋能三个方面。以此为指导,提出了实施人本管理的五项措施,即：重视情感管理、加强培训管理、提倡参与管理、深化自我管理和实现文化管理。     

中国经济转型与世界经济再平衡

2008年爆发的金融危机暴露了全球经济结构不合理、治理结构不健全、监管机制不到位等深层次问题。从本质上讲,全球经济失衡的根本原因是各国内部的结构性问题,加上缺乏一个有弹性可竞争的国际货币体系,从而造成了全球经济的总需求无法及时消化总供给,表现为全球贸易和资本失衡的同步进行。总需求能力的减弱与全球分配法则的演变规律有关,而引发总供给结构性失衡的一个重要因素是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在发展中国家获取的高额利润。长远来讲,各国只有立足于解决自身的结构性问题,才能积极促进世界经济的再平衡。当前中国经济转型最重要的任务就是结构性调整,需要深入推进包括劳动力市场、土地市场和金融市场等在内的要素市场改革。同时,还需要启动经济社会领域中许多深层次的改革,从经济体制到政治体制的全方位的改革,在收入分配结构、国有企业垄断、民间资本进入等重大经济社会领域中加大改革力度,不断释放促进增长的制度潜力和改革动力,并以此为契机参与到世界经济的再平衡过程中去。     

论全球化时代的社会管理创新能力

社会和谐是一个全球社会发展的永恒主题。全球化与全球社会现代化的相对一致和重合,促进了全球社会转型和社会现代化。全球化背景下和谐社会构建面临的突出矛盾是:全球社会发展的不平衡、不平等与不公正矛盾突出,中国社会的贫富分化造成了"社会关系紧张"。面对当今和谐建设中社会贫富分化、社会需求多元化、社会人际关系复杂化,而各级领导对社会认知的"经济化"和社会的"陌生化",以及社会管理弱化、社会整合的表面化现象,必须高度关注领导和领导集体普遍需求的能力,关注当今全球化时代提高领导管理社会、创新社会管理体制和机制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