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共产主义者不需要道德说教”命题的思想逻辑

"共产主义者不需要道德说教"的命题是符合马克思理论的内在逻辑的,因而可以合乎逻辑地推出这一必然结论。马克思认为,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道德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并不具有独立性,它受制于现实社会存在。因此道德问题得以产生和存在的根源是现实社会存在的冲突。故以道德说教和道德要求的方式不能彻底解决道德问题,彻底解决道德问题的关键还在于变革其根源,即现实社会存在。社会存在变革的可能限度又最终受制于生产力的发展,所以彻底解决道德问题的最终途径要靠生产力的发展。在生产力高度发达的共产主义社会,道德问题会随着社会冲突的消失而彻底解决,因此不再需要提出道德要求与道德说教。但命题的证成并不意味着马克思及其理论是"非道德主义"的,也不意味着对道德说教和规训的否弃,相反,马克思有自己的道德理论,道德教育与道德规训亦有其存在的必要价值。     

立法期待的隐忧——“小悦悦事件”与搀欹跌倒老人被“讹诈”分析

“小悦悦事件”促使国人重新审视“搀扶跌倒老人被‘讹诈’”的社会后果。路人的见死不救行为普遍存在，但惩罚见死不救将造成自发的救助行为的过度供给。偏离最佳供需均衡点。仅凭借奖金激励，无法增加见义勇为的数量，重奖见义勇为还将引发道德风险，但适度高于救助者损失的奖金，可以实现财富再分配。动用刑罚惩罚讹诈者会造成激励不相容，而讹诈者的年龄和身体健康状况，决定了对其行政处罚并不可取，遏制讹诈的可行措施是，让讹诈者赔偿救助者因讹诈受到的损失。将‘逃逸’作为对肇事者惩罚的加重情节，可以抑制肇事逃逸。在事实不明的情况下，“好人”免责立法不具备适用条件。狂热的立法期待，使得“愤怒”与“狂欢”思维代替了论证和分析。     

“道德运气”存在吗?——基于一份实验哲学报告的研究

"道德运气"是与道德事件相关的、超出行动者认知和控制的因素。笔者所做的实验报告以"懒惰的约翰"为基础,考察"道德运气"的构成、特征,以及与"道德事件"的相互关系,构造"约翰没有救人"(A)、"约翰没有救人且鲨鱼存在"(B)和"约翰没有救人且鲨鱼存在,但鲨鱼并不吃人"(C)等三种情境,进行总量为218个被试的实证研究。可以发现,实证结果在定性的层面肯定"懈怠的责任"之存在,在定量的层面否定原来"责任的大小"与"懈怠的程度"之间线性的关系。对比公众在判断三种情境中约翰所需负责任的大小,可以看出,(1)道德事实总是具体的,不存在"A—A’—A’’……—An’"这样的道德事件序列,只存在"A—B—C—……—N"这样的道德事件序列;(2)"道德运气"并不独立存在,而是以一种"预置"的方式介入道德事件,道德运气与道德事件密不可分。     

从苏格拉底之死反观伦理和道德的辩证发展

苏格拉底富有历史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他追求智慧和道德的善,为人们构建了理性主义道德价值体系。然而,他本人却受到"不敬城邦诸神而引进新神"和"败坏青年"的指控,并被判处死刑。这一事件反映了当时希腊社会世俗伦理和主体道德两种精神力量及正义的冲突。从苏格拉底的死可以反观伦理和道德的辩证关系及其互动发展。     

现代性隐忧与儒家道德学说体系之重构

"现代性隐忧"在当代中国社会引发出一些道德难题。功利与价值关系的矛盾,公平与效率关系的失衡,公平与平等关系间的不协调以及国人道德观中出现的"异化",对社会经济发展与主体日常生活产生了重要影响。依据儒家道德学说对"现代性隐忧"进行化解,存在较大可能性。但传统与现实间的张力又促使儒家道德学说必须进行体系重建。重新诠释道德范畴内涵,将"德得相通"原理与和谐社会建立相联系,在新的意义层面托举"内圣外王",显然是体系重建中一个较佳的路径选择。     

斯宾塞与赫胥黎之间:《天演论》中的严复

《天演论》中的严复无疑受到了斯宾塞的影响。如严复认为,积人成群,合群成国,国家是"人"的放大,便明显具有斯宾塞社会有机体的影子。《天演论》中,严复替斯宾塞进行过一定的辩护,但这并不意味着《天演论》就成了严复想要批判赫胥黎的反面教材,也不意味着严复的进化思想就是斯宾塞的翻版。严复清楚,斯宾塞的学说将生物进化论的机理运用于分析人类社会,过分渲染"宇宙过程",并不可取。虽然《天演论》翻译的早期阶段,严复曾经质疑赫胥黎,认为应当将伦理从社会进化体系中剥离开来,并反对从道德主义衡量社会进步,但他后来对此做了修正,不仅认识到伦理与宇宙进程之间的关系,同时也看到了社会生活中"人"的自主性。因此,不能认为严译《天演论》,就是为了赞同斯宾塞的社会学说,而排斥赫胥黎的伦理思想。     

个人与社会何以维系——基于涂尔干《社会分工论》的思考

在"现代社会",个人与社会何以维系?这是涂尔干在《社会分工论》中提出并试图给予解答的一个重大的时代课题。涂尔干认为,分工的"真正功能"并不在于优化经济,而在于实现社会整合,因为分工既是社会团结的源泉,又是道德秩序的基础。历史地看,在"机械团结"的传统社会,个人与社会主要维系于集体意识,而在"有机团结"的现代社会,个人与社会主要以社会分工为纽带。"失范"是涂尔干对现代社会的病理诊断,但其原因不在分工,而在传统社会道德支柱的瓦解。因此,与马克思不同,涂尔干认定现代社会的"危机"在性质上是属于道德的而非经济的,现代社会的"出路"就在于必须诉诸基于社会分工之上的道德统一性。     

社会转型期公众道德焦虑问题分析与对策

人们使用"社会转型"来指称我国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社会变化。伴随着转型期我国社会广泛而深刻的进步,人们的思想道德观念日益多元并发生了某些混乱,诸如耻感弱化,责任感缺失,拜金主义、个人主义膨胀等。近年,以"小悦悦事件"为典型,"做好事反被诬"、"老人摔倒无人敢扶"等关于道德的负面事件屡见报端,公众的道德焦虑也因此成为社会性议题。道德焦虑有两个指向:一是道德滑坡,人人但求自保,出现普遍的社会冷漠;二是在新的社会环境下,全社会期盼建立新的道德评价和约束机制,重建社会公德良序。     

建议增设公民不履行救助义务罪

见义勇为、救死扶伤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然而,随着我国经济建设的迅速发展,人民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却出现了道德滑坡的现象。见死不救、见义不为的事件屡有发生,许多恶性案件甚至发生在光天化日、众目睽睽之下。这种现象已严重地危害了社会公共秩序,危害了国家、集体的财产权利及公民的人身、财产权利,给社会生活的安全投下了阴影,危害十分严重。因此,建议增设公民不履行救助义务罪,对见死不救、见义不为的行为从法律上给予制裁。     

多元价值社会中教师道德枷锁的解除

现代社会呈现出价值多元的趋势,但对于教师的道德要求,人们仍以理想化的"完人"形象作为标准,这种过高的道德期望已成为教师沉重的精神枷锁.在当代价值多元社会里,作为传统社会产物的道德权威式的教师形象已失去了其存在的社会根基.在教育实践中,如果把教师作为道德权威往往容易导致道德强制.从道德本意看,道德意味着自我实现,而不是自我牺牲,道德是平等的,追求高尚并不是教师的特权.教师道德是角色道德和个性道德的统一体,不能在强调角色道德的同时抹杀教师作为人的个性道德的合理性.总之,教师道德是时教师最起码的职业要求,而不是最高的道德要求.     

台厦兵备道梁文煊史事考

台厦兵备道梁文煊因在朱一贵事件中"弃职潜逃"而颇被诟病,但梳理相关文献资料,对梁文煊的一生进行考辨,我们应该还梁文煊一个相对公正的评价。仔细分析导致梁文煊退回澎湖的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在于台湾吏治本身的缺陷,虽然理论上台厦兵备道是台湾最高文官,其职权要高于台湾总兵,并被冠以"兵备"之衔,被赋予了保境安民的重大职责,但实际上,其手中兵力有限,而且不能有效地参与武官的军事指挥和调度。因而,对于朱一贵事件这种大规模的民变,台厦兵备道梁文煊可以说是心有余而力不足的。总之,梁文煊事件反映了台湾道台制度本身存在的缺陷,并最终促成了台湾道台制度发展过程中的第一次大变动。     

社会政策体系构建的社会理论基础

近年来,伴随着转型期中国社会建设的发展,社会政策逐渐成为-个热门词汇,无论是在国家政策层面,还是在学术研究和人才培养方面,都受到广泛关注.但迄今学术界关于社会政策的研究和实践,往往持一种"问题取向".尤其是1990年代后期以来,伴随着经济体制和社会体制的演变,社会政策基本上是以弱势群体为主要对象展开的,其首要目的是为了解决转型期与弱势群体相关的具体的社会问题."问题取向"虽然使社会政策在转型期的中国社会迅速成为国人关注的热门话题,但无论是作为一门学科还是一种政策体系,都存在着明显的缺憾:(1)"问题取向"虽然可以循着解决问题的进路,迅速地进入"问题",但转型期中国社会所面临的问题是变动不居的,如果社会政策长期随"问题"而动,就会成为"问题"的附庸,难以形成相对稳定的政策体系.     

经验与假设及其整合的历史路向——道德文明发生与发展规律的一种探讨

历史唯物主义关于道德根源于一定社会经济关系的观点,如果被逻辑地解读为"一个社会实行什么样的经济关系,就应当提倡什么样的'伦理观念一'",道德文明发生与发展的客观规律就不能在逻辑与历史的层面上取得应有的统一.其实,直接来源于一定社会经济关系的"伦理观念"并不就是一定社会提倡的道德,它只是道德经验形成的逻辑基础.一定社会提倡的道德属于道德假设范畴,它是政治适应经济发展客观要求的产物,体现的是统治者的道德意志和特定时代的社会理想,通常以文本形式诉诸社会,传承后世.人类道德文明发展的历史路向,既不是道德经验铺垫的路径,也不是道德假设世俗化的简单结果,而是道德经验和道德假设整合的结果.     

论道德的多元化与一元化的矛盾统一──兼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道德建设的合理思路

1、道德作为一种社会价值规范，无疑首先是指向个人的，它的本质与功能是对个人的活动和行为进行规范与约束，以协调人们的社会关系的有序发展。但道德关系本质上是一种社会关系，它并不对个人的任何行为都赋予道德的意义。当个人的行为不涉及他人与社会，与他人和社会不构成一定的彼此关联的关系时，并不存在所谓道德与不道德的问题。凡是个人的行为关涉着他人与社会，与他人和社会构成一定的彼此关税的关系时，他的行为就不可避免地蕴含着一定的道德价值或意义，存在着道德与不道德的分野。2‘所谓道德的行为，即是合善性的行为，所谓非道…     

论先秦儒家道德理论的二重性

"治身"与"治世"是先秦儒家道德理论所包含的两个指向,分别针对的是"对己"和"对国"。先秦儒家主张以任何社会都会存在的伦理观念来约束个人行为,由每个人的道德提升推演到整个社会的道德提升,从而能够不依靠法律和暴力机构而实现社会大同。这种理论的初衷是好的,但其中所隐含的容易被他人利用的因子,最终导致了其道德理论的二重性。     

“造社会”与社会改造——以五四前后傅斯年的思想为中心

在五四前后兴起的社会改造思潮中,傅斯年另辟蹊径,提出中国有"群众"而无"社会",社会改造的关键在"无中生有地造社会","造有组织的社会"。傅氏的"造社会"论揭示晚清以来国人对于现代"社会"的观念认识并不清晰,社团实践亦存在根本缺陷,"造社会"可谓正本清源。五四前后亦有不少人从组织的角度探讨社会改造的途径,但如傅斯年那样注重个性与社会责任心统一,注重理想类型的社会组织建设的思想并不多见。在五四后特殊的时代环境中,应有的社会改造、社会建设事业被社会革命所压倒,一度中断。故五四之际傅斯年的"造社会"论依然可以成为我们今日讨论社会建设问题的起点。     

卢梭“公民宗教”思想探析

卢梭通过对整个西方基督教传统的检讨,提出了"公民宗教"的思想,其主要包括两方面内容:其一,宗教对一个政治体来说是必不可少的;其二,基督教本身并不适合作为"公民宗教".只有当一种宗教信仰本身不但能够重新树立起"仁慈的、全能的上帝"的至高权威,而且能够激发起人们对社会道德与自身职责的遵从和热爱的时候,才能作为真正意义上的"公民宗教"而确立起来.虽然公民宗教起着整合社会大众的精神和价值追求的作用,但其绝不游离于世俗社会之外,更不会与世俗的政治权力相对立.     

从道德自律看马克思主体性思想的当代伦理意义

如何摆脱现实生活中存在的道德困惑 ,是当前伦理学的核心与焦点。针对这一问题 ,多数学者往往热衷于从经济和法律方面寻找问题的成因和解决的对策 ,这虽然符合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 ,但由于忽视了对主体自身道德自律发展规律的探索 ,忽视了对主体自身解放与道德自律关系的研究 ,导致他们并不能真正抓住摆脱困惑的根本。这是因为 ,只有切实把全社会的道德需求转化为主体自身的内心自觉行为即真正做到道德自律 ,才是摆脱道德困惑的关键和根本 ,而人和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又充分证明了真实主体及其解放才是自律的前提和基础。从思想发展史的角…     

移情的道德叙事与论域检视——以斯洛特移情道德学说为中心的考察

迈克尔·斯洛特将"移情"这一心理学的热门概念援入道德领域,系统论证了一种强调"移情"在道德生活中起普遍决定作用的道德学说。但人类这种较为普遍的移情能力并非完满无缺,它自身存在诸多难以克服且与生俱来的缺陷,移情在道德领域并非具有如斯洛特所认为的那种普遍适用性和最终决定性,斯洛特移情道德学说的叙事范围与理论论阈需要认真检视。其一,基于"冷-暖移情"难以在旁观者与行为者之间建立起可靠的道德评价关系;其二,移情的"利他本性"很大程度上忽视了"自我移情"的重要性;其三,移情并不能提供斯洛特所认为的那种普遍道德解释能力。虽然斯洛特极力证明移情是一种较之理性主义更具道德优越性的"不证自明"的道德能力,但显然仅靠冷暖移情这种经验反应机制难以满足道德判断的实际需求,其道德有效性和移情机制有待进一步验证与完善。如若置这些难题于全然不顾,斯洛特以移情作为普遍道德基础的理论抱负更加难以实现。     

斯密问题与企业社会责任建构

"经济人"和"道德人"是亚当.斯密经济学和道德哲学的两个基本概念,二者在现实社会生态中不应是零和博弈的关系,而应是共生、共时与生态互补的关系。经济人与道德人既可以是个体的存在,也可以是整体的存在。企业就是作为整体或实体存在的经济人和道德人的统一体,在现代市场经济中扮演着实然经济人与应然道德人的双重角色,企业的双重社会角色决定了其社会责任担当是经济责任和道德责任的有机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