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心雕龙》的《周易》批评

传统上,人们往往视《易》为卜筮或哲学著作,《文心雕龙》却鲜明地揭示和剖析了《易》的文学特点及其文学性意义,这在中国文学史上是第一次,因此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文心雕龙》尊《易》为最能体现宇宙天地精神之经典,为"哲人之骊渊也"。在此基础上,《文心雕龙》取法《易》之"大衍之数",确立了其《文心雕龙》的体制;本乎《周易》的自然之道来建构《文心雕龙》的理论体系。《文心雕龙》还第一次精辟地阐释了《易》的丽辞范式,及《易》旨远辞文、言中事隐的美学特征,充分肯定了《易》对规范文章创作的巨大意义。     

沈从文《长河》思想艺术特色新探

《长河》是在沈从文的创作经验与创作热情都达到了巅峰时刻的创作,由于没有最终创作完成而成为其一生的遗憾。在《长河》中,沈从文的写作视野已经从关注某几个人命运的"小我"转向发现以"国家"作为背景下的"大我",这也是《长河》存在的一种使命感,是我们应该透过文章去发现的作者隐藏于其中的深意。其内涵的秋与愁,美与希望都折射出作者特殊时段的边城情怀。     

《无字》:男神镜像的创生与颠覆

《无字》饱含了张洁的生命和感情,是其思想与艺术积累的一次总爆发。《无字》对于张洁创作的意义,在很大程度上呈现为对其创作中的男神镜像的建构和解构。张洁创作中的男主人公由"男神"到魔鬼的蜕变是她内在矛盾冲突的多向呈现,这多向呈现可作为研究张洁思想性格变化的依据,她的思想性格的矛盾冲突又形成她文学创作的种种新面貌。     

外显与潜隐间的犹疑与冲突——论《洼地上的“战役”》《红豆》的创作心理

在国家叙事形态的语法框架下,以路翎为代表的已成名作家体现的是一种犹疑心态,他们仍然不肯完全舍弃私人情感的语义表达;宗璞代表的是初登文坛却带有"原罪"的作家群体,她仓促地将爱情与革命设置为尖锐的对立状态,以期完成自己身份的救赎。路翎和宗璞在思想上改造自己的急切和为自己身份正名的焦虑,体现在《洼地上的"战役"》《红豆》中就是先行的时代主题与压抑的个体话语之间的矛盾与冲突。这些写作上的"瑕疵"反映出知识分子在艰难蜕变过程中对个体话语的下意识地坚守,也反映了作家创作心理的矛盾心态。     

电视连续剧《精忠岳飞》“硬伤”举隅

电视连续剧《精忠岳飞》在国内播映后,受到广泛关注。该剧虽宣称以"用最切合史料记载的方式来讲述岳飞的生平及他带领岳家军保卫南宋河山的传奇故事""展现史上最真实的岳飞",但由于该剧过度市场化、娱乐化的缺陷,导致了诸多谬误,潜移默化中给观众灌输了错误的历史观念与史实。历史剧创作应依据历史资料,遵循历史精神,避免历史和常识性错误,恰当塑造历史人物,坚持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的有机统一。     

对鲁迅所谓《三国演义》“缺点”的不同看法

鲁迅谓《三国演义》有三条"缺点",所论有失公允,甚至贬低了《三国演义》的艺术成就。《三国演义》叙事"七实三虚"已为后世历史演义小说创作所普遍接受,王渔洋"被它闹昏了"不是《三国演义》的失误。《三国演义》中"好的人"也有"坏处","不好的人"也有"好处",并未"出乎情理之外"。《三国演义》"作者所表现的和作者所想象的"是否不一致,无法说清楚,"文章和主意"完全"符合"是不存在的,成功的作品皆"形象大于思想",曹操的"豪爽多智"和诸葛亮的"狡猾",恰好说明人物性格的复杂多维,这是小说艺术的成功。     

从"寻根"角度重读《马桥词典》

1985年,韩少功在《文学的"根"》中率先发出"寻根"之声.《爸爸爸》被认为是寻根文学的代表作,1996年发表的《马桥词典》是深入"寻根"的作品.本文对《马桥词典》中"醒"这一词目进行了全新的文本细读,可以看出韩少功在创作中一直回应着"寻根".《马桥词典》是极度张扬对"语言"的探索志向且底气十足的作品,不过遗憾的是,《马桥词典》在"词典"与"语言"的双重包裹之下,没有完全创造出新世界.中国当代文学中的寻根书写不断发展变化,乡土精神是其中值得关注与挖掘的重要内容.对"寻根"的反思在当下仍旧很有必要,"寻根"的要义早已不是框定"寻根"的概念和如何去"寻",而在于更深层地探寻本民族文化中的"根"到底是什么及如何从容表达的问题.     

《小说月报》语境中的《怀旧》——兼论《怀旧》阐释史上的几个问题

学术界对于1910—1920年间《小说月报》的考察,无一例外地给予署名"周逴"的文言短篇小说《怀旧》以格外的关注。除小说自身的价值外,与作者是鲁迅也不无关联。现有的研究成果在引用和分析《怀旧》文本时,多依照《鲁迅全集》,而很少借助《小说月报》,造成《怀旧》阐释史上的一些问题。借助《小说月报》提供的历史语境和文本形态考察《怀旧》,将鲁迅创作的小说文本与恽铁樵撰写的评点及附志作为一个整体进行观照,不仅有助于更有效地阐释《怀旧》的文本特色和文学史价值,对于鲁迅研究而言,或许也有着特殊的意义。     

论新编历史剧《三打祝家庄》的现实意蕴——兼论解放区文学的现实性品格

作为解放区"旧剧改革"的代表作之一,新编历史剧《三打祝家庄》遵循有关意识形态的要求,将现实认知寄寓于历史之中、借历史题材的书写表现了现实需求。除为解放敌占城市提供"策略教育"外,它还宣传了阶级斗争理论和唯物史观,弘扬了整风运动所倡导的调查研究的精神,从而从"内容"到"方法论"方面均拥有了相当丰富的现实意蕴。剧作以历史题材承载现实意蕴,从而使历史剧服务于现实,这突出地反映了解放区前后期文学对现实性品格的一贯追求。在解放区文学的整体格局中,以历史题材的创作为现实服务,是解放区文学拓展服务现实的题材领域、强化现实性品格的重要表现。     

从《庄子》、郭《注》、成《疏》看庄学“自然”义的歧异指向

庄子哲学在整体上表现出一种"贵道贱物",即强调道体"自然"而物不"自然"的倾向。郭象、成玄英分别从玄学、道教重玄学的视角注、疏《庄子》,改变了庄子对"自然"的理解。郭象《庄子注》解构道体,宣扬"物本自然";成玄英则不仅肯认道体"自然",又主张物性"自然",表现出一种二元的"自然"观念。     

和:中国古代辩证法的核心范畴

"和"是中国古代辩证法的核心范畴。"和"与"同"异,却与"中"不可分。宇宙万物由"和"而产生,又存在于"和"的状态中,这是中国古代辩证法对宇宙万物本来面目的根本认识。"和为贵"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根本价值观。"和为贵"、"和而不同"的思想对于解决今天所面临的各种矛盾和冲突仍具有指导意义。     

史、史官与中国早期儒学元典的书写

书写的前提首先要有文字,中国文字的产生绝非始于殷商甲骨文,最初产生的文字恐怕比八千多年前的贾湖契刻还要早,"史"就是参与创制文字者之一。国家建立后,"史"转化为史官,国家成文的书写基本由史官来完成。《尚书》是中国早期史官书写的成文,也是中国早期的儒学元典之一,它含有《虞书》《夏书》《商书》《周书》,四书相比较,《周书》不仅篇幅多内容丰富,而且已经具备了比较成熟的书写模式和相当高的书写技巧,表现出鲜明的儒学意识与相对稳定的民族喜闻乐见的艺术审美风范,对后世成文的书写影响极大。     

红妆看史巾帼魅力--《蒙古秘史》女性人物探讨

《蒙古秘史》是一部在历史学、军事学、文学方面均取得了伟大成就的著作。但在以往的研究中,切入的角度却往往局限于男性人物,而对于女性人物不仅涉及很少且论述不够全面。事实上,凡是男性人物能够对作品及事件构成重大影响之处,女性同样产生着影响。而“特定历史语境下对女性的道德评判”、“在重大军事冲突中女性的影响”、“文学语境下对女性情感的独特抒写”是能够彰显其特色的三个方面。     

面对“另类”——谈卫慧写作的个人话语方式

用“另类写作”来概括卫慧的写作,其理由:一是她的写作并不拒斥商业文化的参与;二是她写作 中的恣情纵意、任由自我;三是她大胆的“半自传”和不回避是非争端;四是她特异的语言追求。因此,卫慧的 “另类写作”也可以称为个人化话语。     

《文心雕龙》"循体成势"说

本文评述了对《定势》篇中"势"的五种理解,包括"法度""标准"说、"体态"说、"表现形式"说、"风格倾向"说和"文体风格"说,并认为"文体风格"说的思路大体正确,但提法似可商榷。同时根据对"文体论"的系统思考,指出刘勰所要定的"势"是语体之势,并通过与徐复观文体论的比较,进一步确认刘勰的"势"属于文体系统的语体层面,还概括了刘勰运用语体之势的三个原则。     

先秦儒学克制道德相对主义的三个向度

道德相对主义对主流价值观念的挑战主要可以概括为三个方面:道德原则是否具有普遍必然性、理性能否认知道德原则、道德原则能否摆脱道德实践上的冲突.先秦儒学理清了作为普遍、必然的道德原则的仁与作为具体的行为规范的礼之间的紧张关系,从而澄清了道德相对主义因混淆两者而带来的混乱;先秦儒学并未像道德相对主义那样认为道德原则无法通过理性证明因而不存在,而是认为道德原则是明证的,其落实依旧需要理性的认知;在实践上先秦儒家主张行权返经,强调在道德原则统摄下所作的变通都是为了更好地实现仁道,从而有效避免了道德纷争.先秦儒学智慧对克服当代西方道德相对主义具有启发性意义.     

地方籍·地域性·文化叙事与经典

“地方籍”作家不一定都是“地域性”特别强烈的作家,而且,并不是任何乡土性、民族性强烈者,都能成为中国有代表性的作家,还要看是否具备与世界相通的文学精神。中国现代极富地域性的作家中,出自沿海一带较发达农业地区的少,而从偏僻的乡土所谓“边地”走来的却相当多。这造成一种“五四传统”,即在批判封建性的落后、愚昧当中更接近中国的本相。包括由乡土加深了解中国都市的特色;由地方文化的不平衡性,更好领会现代中国的复杂性;由边地民间文化资源的丰富性,体察到中国文学在向世界开放的同时,总是具有一种不断“寻根”的倾向。我们不妨将地域性作家的“寻根”看作是一种文化态度。但凡具备“大文化叙事”品格的作品,就可能成为“经典”。这种经典文学从“地域”出发,最终是应超越“地域”的。     

网和线:"时间性"与"空间化"--论《羽蛇》及女性历史叙事

女性本文的历史叙述表现为对时间性的独特思考,她们借助有关时间性的隐喻修辞手段,把历史引向此在,从而在时间绵延的网络中,女性生命体验存在化.女性写作对历史理解的时间性,凸现出女性"历史在场"的主体作用,反诘并质疑以"空间化"的形式记载着的历史大事记,抗拒以历史理性面目出现并遮蔽的权力(男权)书写的暴力性.     

论“人学”视野下当代中国文学中的英雄形象

当代中国文学英雄形象的塑造构成了当代文学的一个重要内容与写作视域,"十七年"、"文革"、"新时期"三个阶段的"英雄叙事",观念复杂,演绎变化,其所经历的"人"——"神"——"人"的文学路径,反映了文学的特质与规律,亦成为我们观察当代中国文学的一个镜像。     

"大众语":五四白话文精英色彩的祛除——对1934年大众语问题讨论的一个观察侧面

20世纪30年代是"大众的崛起"的时期,民族危亡形势赋予大众更大的历史责任,而要使大众明确自身的历史重任,就必须让他们具备基本的文化知识。这个基本要求,五四并没有让他们达到。不仅如此,五四的半文半白的"欧化"白话文,比文言文还要难懂难学。因此,这场俗话运动就从五四的"洋买办白话"开始了。左翼语文家对于五四白话文的不满是它的水准远远高于底层大众的接受能力。白话文没有走向大众,仍然是"少数人"的语言,因此,必须祛除其精英色彩,建立大众语。大众语必须为大众所完全熟悉,必须满足大众"说"、"听"、"看"、"写"四项标准。论争中,有些论者注意到了大众语的多元特性,主张根据大众的需要,从普通话里、从白话文里吸收尽可能多的养分。大众语讨论的结果,是知识分子必须抛弃自己语言观上的精英意识,向大众、向大众语做无限靠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