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时期晋商与徽商伦理文化之我见

晋商和徽商相继兴起于明代中叶,两者虽处于不同地理环境,但其伦理内核均体现了"仁义"之道;虽然"商"与"儒"的角色定位侧重点各异,但其伦理本质都体现了儒家的义利观;晋商与徽商的伦理方式稍有出入,但其商业经营谋略与儒家的治人、治世、治国之道达到了高度统一;同时晋商与徽商由盛而衰也引起了人们的深刻思考。     

明清时期开封的徽商

明清时期,河南水陆交通十分便捷,并且地处中原,人口密集,是个巨大的商品市场。开封更是中原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吸引着各地商人来此经商,其中不乏徽商。他们在经营方式上有坐贾也有行商,主要经营盐业、棉布和典当业。微商对促进开封商品经济发展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论明清时期徽商的法制观念

徽商是我国明清时期富甲一方的地域性商帮，关于其成功致富的原因有很多，但其良好的法制观念无疑是其取得成功的重要因素之一。本文从树立法制观念、严格依法行事、恪守商业准则、不搞商业欺诈和运用法律武器、保护自身合法权益等三个方面，论述了徽商的法制观念及其主要表现。指出：明清时期徽商法制观念中的“法”尽管带有很大局限性，但徽商对它的遵守和利用，是其在商业上取得了巨大成功的重要动因     

明清时期的徽商与福建

徽商在明清时期活动异常活跃 ,地处徽州以南的福建也因丰富的商品资源和广阔的市场吸引徽商往来贸易。徽商在福建所从事的行业众多 ,其中在明代中期 ,徽州海寇商人还积极与福建海寇商人联手发展武装海上贸易 ,可以说徽州海商的成功得益于福建海商的大力支持。徽商在福建的频繁活动有力地促进了福建社会经济的发展     

明清时期徽商与晋商经济活动的价值取向

徽商和晋商是对中国经济产生重要影响的两大商帮。通过大量文献资料,从传统文化分析的角度,考察明清时期中国的徽商与晋商。研究发现,不仅其兴衰轨迹极其相似,而且商帮性质别无二致,二者经营机制各具特色,价值取向迥然有异,其中最大区别是两者在文化渊源上折射出＂徽商重儒,晋商尚武＂。     

明清时期徽商在芜湖的社会活动

徽商是活跃在明清商业舞台上一支重要的力量,其足迹遍及国内外。明清时期的芜湖因为优越的地理位置、便利的交通运输等条件,吸引了大量徽商前来。极富“儒商”特色的徽商凭借雄厚的资本,积极参与当地建桥、修建会馆等社会慈善活动,为商业发展营造了良好的贸易环境。同时徽商在芜湖的社会活动推动了当地的基础设施建设,维护了当地的社会秩序,也加速了与当地居民的融合。     

明清时期徽商社会形象的文化透视

以悭吝、好色和好讼为特征的徽商形象之形成,既有乡土背景的烙印,又有整个社会心理波动的痕迹。在一种遭受普遍歧视的社会压力下,徽商不得不殚思竭虑地改变自己的社会形象,这使得徽商资本中的很大一部分,均花在追求士大夫生活方式和“乐善好施”的糜费上,这一方面提高了徽商的整体素质,但在另一方面也极大地限制了中国商业资本主义的发展。     

儒家经济伦理与徽商

经济伦理对经济活动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基于这一认识，本文试图探索中国古代儒家经济伦理对明清时期徽商经济行为所产生的影响。重群体抑个体的道德原则和重义轻利的道德规范可以认为是儒家经济伦理的基本内容。上述道德原则和道德规范在徽商的经济活动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和发挥。徽商所奉行的重公益而抑私利、重利他而抑利己、重礼让而抑竞争、重均平而抑分化的原则，以及取予有度、财用有制、交往有信、刻苦顽强等规范，便是很好的说明。这些原则和规范对徽商的事业起了双重作用：一方面，它促进了徽商的发展和兴盛；另一方面，它又阻滞了徽商挣脱封建羁绊向近代资本主义转化。     

徽商与明清时期江淮地区的荒政建设

明清时期,徽商积极参与江淮地区的水利治灾工程、备荒盐义仓的建设,以及灾中和灾后的救荒工作,为江淮地区荒政事业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总体而言,徽商参与明清江淮地区的荒政建设呈现出时间、空间和内容上不平衡发展的特点。而这种不平衡发展的特点与徽商供给江淮地区荒政公共产品中"利他主义"之面纱下的"利己主义"驱动有关。徽商不吝赀财地向江淮地区有选择、有重点地投入荒政公共产品,一方面有利于屡遭灾荒袭击的江淮地区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另一方面也为自己谋取商业利益、进入官绅阶层、实现在侨寓地的土著化创造了条件。     

明清时期商业伦理的构成研究

明清时期商业伦理的构成是在继承传统商业伦理的基础上，又在“敬业自重”、“义利互动”以及商人素质等方面体现出鲜明的时代精神，究其原因，一方面是儒家经济伦理对商业文化的影响，同时又是明清时期商人阶层角色心理转换的结果。     

徽商与明清文化

徽州商人在中国古代商业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尤其到了明清时期,无论其发展规模、经营品种、活动区域和资金状况,都远远超过     

试论明清时期盛泽镇社会经济的发展及其原因

有明一代由于生产力的发展在江南地区出现了我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崭新的经济现象,这就是太湖流域市镇经济的兴起和资本主义萌芽的出现,而今天的史学界在谈到这些问题时,都引用“盛泽镇”这个典型例子。确实,盛泽镇是明中叶以后随着生产发展而兴起的一个商业巨镇。那么,它是怎样从一个湖荡小村发展成为一个“居民蕃阜,以绵绫为业,商贾贩缯,远近辐集”。的大镇的呢?它当时社会经济发展的总体情况如何呢?本文试图对这些问题进行初步的探讨,以求对这个镇的发展有个全面的了解。     

明清东南城镇经济与徽商资本的积累

明清时期东南城镇是我国商品经济最为发达的地区,作为明清时期最大的商帮的徽商的经营活动离不开东南城镇。东南城镇是徽商商业活动的中心,徽商采用种种手段,获得了丰厚的商业利润。明清东南城镇经济对徽商资本的积累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本文所论及的东南城镇是指明清时代的江宁府、镇江府、常州府、苏州府、太仓州、松江府、杭州府、嘉兴府、湖州府八府一州的大小城镇。     

试论明清时期对外贸易的特色

明清时期的对外贸易特色主要有:一、明清时期的对外贸易空前发展;二、明清时期占绝对优势的海外贸易受西方排挤,但仍有物美价廉的竞争实力;三、明清时期,政府的海外贸易政策以禁为主,实际的海外贸易不乏出现高潮;四、明清时期把中国传统的朝贡贸易发展到了极点。     

明清时期徽商在河南经营的原因及影响探析

明清时期,河南以其天下之中的地理位置,密集的人口、丰富的物产和市场活跃的工商业城镇,吸引大批徽商来此经营。他们在河南市场上的活跃,不仅促进了南北物资交流,带动了这一区域社会经济的发展,还繁荣了当地文化,对政治也产生了一定程度的影响。     

明清徽商的人格结构分析

以人格特质理论的词汇学假设作为方法学基础,以心理学视角对明清徽商的人格结构进行量化的研究,以期得到徽商的人格结构特征。编制《徽商人物传》阅读材料,采用词汇表作为检测工具,由16名徽商研究方向的专家老师评定产生45个得分较高的形容词构成徽商人格检测表。然后要求400名被试阅读《徽商人物传》,并在徽商人格检测表上打分,对徽商人格进行评定,对数据进行统计分析,得到徽商的人格结构,并分析其特征。徽商的人格结构由5个方面的因素组成,分别是聪慧积极、谦逊坚毅、诚信义礼、稳重负责和合作创新。     

明清徽商与新安画派

明清安徽画派的辉煌与同一时期鼎盛的徽商经济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徽商挟其雄厚的财力倾心支持画家的艺术活动,以其独特的文化禀赋影响了新安绘画艺术的发展。     

论明清徽商的商业伦理——基于利益相关者理论的分析

从现代企业中利益相关者的理论出发,将明清徽商利益相关者分为封建政治势力、宗族社区、合作伙伴、顾客、内部员工五个方面.文章认为,徽商成功的经验之一就在于很好地处理了与这些利益相关者的关系,他们对利益相关者利益的考虑提升了社会资本,促进了其经营绩效.文章同时指出,受时代限制,明清徽商对利益相关者的关注不可避免地带有历史局限性.通过对历史文献的分析,文章呼吁现代企业家应该通过建设有效的内部控制和外部控制,在经营中应该更关注现代利益相关者.     

明清绘画市场化与徽商

明清绘画艺术大规模的市场化虽然取决于多方面因素,但经济的发展是其形成的必要条件.徽商作为明清经济的重要构成力量,在绘画艺术大规模市场化的进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通过分析明清时期绘画市场和经济状况、当时社会对艺术商品化和市场的认知,以及徽商雄厚资本积累及其"贾而好儒"的文化共性等,可以厘清明清绘画艺术市场化的形成与徽商间的密切关系.     

试论明清时期新安吕氏家族的家风

从明朝末年到清朝前期的二百多年时间里,新安县吕氏家族经历了从兴起到中衰再到重新崛起,家族命运的起起伏伏与其家族良好的家风有着密切的关联。吕氏家族崇尚儒学、尊崇孝道、注重教育、重视诗文的家风,使其跨越明清两代仍然具有勃勃的生机。吕氏家族家风为中原地区文化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