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豆棚闲话》的叙事学研究

中国古代白话短篇小说发展到《豆棚闲话》叙事模式陡然一变。由“豆棚架”这一意象所结纳起来的众多的叙述者打破了中国古代白话短篇小说叙述者单一的现象 ;叙述者套叙述者的现象又直接形成了该小说集叙述层次多重复杂的特点 ,从而构建起一个立体网状的叙事空间。这些打破了自“三言二拍”以来叙述者单一、叙述层次平面化的传统的叙述方法 ,体现了作者对小说叙事宏观把握和整体控制意识的加强。《豆棚闲话》在中国古代白话小说发展史中的重要地位应充分予以肯定和重视     

论鲁迅小说中的作者自我虚构

在小说等叙事虚构作品中,叙述者不能与作者相等同;同时,叙事作品中的叙述者以及人物又往往与作者有着某种关联,有可能通过它们出现不同形式的作者自我虚构,形成为独特的艺术虚构的形象。本文通过对鲁迅小说的研究,探讨其小说中作者与作品、叙述者与作者、作者的自我形象与作者自身的关系,以及以作者名义出现的叙述者在作品中的修辞意味,作品中实现作者自我虚构的不同表现等。     

“推卸”叙述责任的现代第一人称小说叙述者

第一人称小说的虚构性在五四之后基本得到了明确,但是传统的叙述者与作者合一的观念仍然存在,这就导致相当一部分作者在小说中尽可能减少第一人称叙述者对小说“真实性” 的责任,因而形成了一类“推卸”叙述责任的第一人称叙述者。这类小说或者采用“我听故事”、“我读日记书信”的模式,或者采用分层叙述。作为一种叙事技巧,从小说艺术的发展来看,“推卸叙述责任”乃是使叙述自然化、逼真化的手段,这与中国现代小说总体倾向上的现实主义传统相一致。     

从“同在性”到“连续性”——试论明清长篇小说人物性格呈现方式的嬗变

明清长篇小说的人物性格呈现方式经历了从“四大奇书”的“同在性”呈现向清代《儒林外史》《红楼梦》等经典小说的“连续性”呈现的逐渐嬗变的过程,这也是中国小说由原始向现代形态逐渐转型的体现.明清长篇小说大面积存在“同在性”性格呈现方式,其原因主要在于早期小说习惯选择空间化叙事架构,很多小说作者和读者面对形象时共有的朴素的空间认知思维习惯导致小说有意无意地消解了人物现实存在所固有的时间维度,小说叙述者的全知叙事权力的过度膨胀也助长了这一特点.     

论鲁迅小说作者“说”的方式

兴起于本世纪六十年代的西方叙事学主要有两方面的理论可以用来作为分析小说叙述形式的工具。一是视点理论,即作者以什么方式看小说的故事世界和以什么方式说故事。二是叙事时间理论,即作者用什么样的时间方式会组织故事。本文在这里仅运用叙事学的视点理论来分析鲁迅小说中作者是选择什么样“说”的方式,用什么样的叙述者来行使介人文本权利的。 作为作家创作的产物,纯粹客观的无作者介入的小说是不可能存在的。鲁迅小说扬弃了传统的介入方式,通过叙述者、人物与作者的不同关系巧妙地介入作品,收到了特殊的美学效果,开创了中国小说…     

知情叙事:从新家族小说到新追忆小说

以往我们对叙述者的关注,常常是追踪谁在叙述。叙述者是谁固然十分重要,但叙述者与故事中人物的关系也非常重要。我们将探讨的小说叙述者的知情者身份,就表现了叙述人与故事中人物的某种特殊关系。而正是这种特殊关系,决定了知情叙事这种独特的叙述方式,从而使小说在叙述形式上     

中国类后现代小说叙事的艺术特征

“:类后现代小说叙事”是对中国后现代小说的一种特殊称谓,其主要目的是说明中国后现代小说中西合璧的特色。同时“,类后现代小说叙事”也是中国新时期小说发展过程中一道极为独特的景观,它超越了以往历代小说的艺术传统,引发了中国小说叙事的艺术变革。本文运用叙事学的理论,从四个主要方面探讨了中国类后现代小说叙事的艺术特征。     

《介之推火封妒妇》性别叙事的两重语调

《介之推火封妒妇》是叙述妒悍主题的小说,叙述者在谴责妒妇性别角色的表层叙事语调下,隐涵着同情夫妻性别关系的深层叙事语调。这两重叙述语调源于中国古代以阴阳互补哲学思想为基础的性别互动观念。表征着阴阳“和谐”的叙事期待。     

纳博科夫长篇小说的不可靠的叙述者研究

叙述者承载着小说的叙事功能,不可靠的叙述者是后现代叙事技巧之一。在纳博科夫的后现代叙事手法中,不可靠的叙述者是其偏爱的叙事技巧。文章将选取纳博科夫具有代表性的三部长篇小说《洛丽塔》、《普宁》和《微暗的火》,分别阐释这三部小说中不可靠的叙述者及其如何在小说的叙事中发挥作用,理清小说中不可靠的叙述者与隐含作者的关系,凸显纳博科夫在小说中运用不可靠的叙述者的真正用意。     

论列斯科夫小说中的第一人称叙事艺术

列斯科夫是一位天才的叙述家 ,他的许多小说使用了第一人称叙事方式 ,“我”作为叙述者成为列斯科夫小说中一种非常重要而常见的叙事视角 ,而且“我”不仅成为小说的结构要素 ,同时也把小说作者的价值观念融入其中。     

对传统的继承与颠覆——论《海上花列传》

《海上花列传》以极富表现力的吴语写就，虽限制了读者范围，但成功表现了人情物态，并带动了吴语小说的崛起。作为狭邪小说的“压卷之作”，它以有别于传统狭邪小说而颇似五四现实主义文学的近真倾向，打破了中国古代言情说部的叙事常规，在“平淡而近自然”的白描中凸显出的市民意识。作者在创作中自觉因袭六部“奇书”的艺术精华，但不墨守成规，而是根据小说的内容特色自觉活化为自己独特的艺术手法。     

《洪堡的礼物》中“内聚焦”叙事模式探究

索尔·贝娄的小说视角常采用独白的形式,叙述者处于被动地位,这种独特叙事视角在其代表作之一《洪堡的礼物》中表现得尤其明显.作者索尔·贝娄将叙述中心置于故事叙述者查理·西特林的意识中,全力刻画聚焦主体,充分运用“内聚焦”的叙事手法——固定式内聚焦、不定式内聚焦和多重式内聚焦,让观察者处于故事之内,关注着自己的过去,追问着生存的意义.贝娄通过不断变换聚焦者的时空位置来感知叙述声音,进而妥善处理叙述者西特林的视野,客观分析叙述者的思想和感受.借用叙事视角变化的互补关系排除各种不可靠因素,减少读者认识上的偏差,彰显人物性格的复杂性和丰富性,从而赋予小说极强的互文性.     

论"三言"在叙事方式上的成就

"三言"将原本偏重时间一维的说话艺术发展为时空并重的小说艺术,它使小说具有了空间感、逼真感.这一艺术成就的取得,很大程度应归功于"三言"在叙事方法上的杰出造诣一是叙述者以客观叙述为主,以主观叙述为辅的叙事态度;二是叙述者对叙述视点的灵活运用.在进行客观叙述时,叙述者交替运用全知视角和限制视角,显示了极强的叙事才能,取得了多种审美效果."三言"的作者凭借丰富的创作经验,变换叙事的态度和视点以凸显小说形象,吸引读者注意力,召唤读者的审美参与,艺术上达到了新的高峰.     

古代小说技法论之阐释价值

古小说评点本所见对技法论的评点,旨在揭示小说独特的叙事艺术特征,呈现出独特的阐释价值。一方面,在批评过程中它援引传统批评概念,并结合小说叙事特征使既有批评概念产生新内涵,使中国古代相对薄弱的叙事理论在内容上更加丰富,在古代文学批评史上具有重要的建构意义。另一方面,古代小说独特的美学品格也因技法论的批评进一步得以呈现。     

叙述者与作者的合与分:从传统小说到现代小说

在传统小说中,作者不仅是作品的创作者,也被看作小说中讲述故事的叙述者,二者合而为一。伴随着传统小说到现代小说的发展过程,叙述者与作者合一的叙述状况出现了变化,逐渐由二者的合一到二者的分离。考察中西叙事作品中作者与叙述者合一的叙述状况及分离变化过程具有重要意义,它成为更好地理解小说创作与小说分析的一条重要原则,并构成当代叙事理论研究的一个重要基础。     

"类后现代叙事"与中国当代小说

“类后现代叙事”是中国当代小说中一种极为独特的叙事文本,其目的主要是要说明中国后现代小说中西合璧的特色。同时,“类后现代叙事”也是中国新时期小说发展过程中一道极为独特的景观,它以独特的外部表征超越了以往历代小说的艺术传统,引发了中国小说叙事的艺术变革,并进而使中国当代小说与世界小说艺术潮流趋于同步。本文主要运用叙事学理论探讨了中国“类后现代叙事”在发生、演进过程以及在叙事艺术上的特征。     

论中国古代第一篇小说化长诗《秦妇吟》

韦庄名诗《秦妇吟》具有小说化的特征。一是它的虚构性,诗篇在历史背景真实的情况下虚构了人物、情节和环境;二是它独特的叙事视角和虚实相间的叙事艺术。其小说化的手法又是为表现其“志”和“情”服务的。在中国古代诗歌史上,《秦妇吟》可谓第一篇小说化长诗,它的出现与文体互渗、中国小说的成熟———唐传奇的繁盛密切相关。     

论小说叙事的叙述主体

小说叙事就是采用特定的叙述方式来讲述一个或者一系列的故事。小说要叙述故事,那必然要有一个进行叙述的主体。在小说叙事领域,与小说有关的主体有作者、隐含作者、人物、叙述者等。作者是写作作品的主体,他只存在于小说文本之外,而不能进入文本;一旦完成了作品,他的任务就履行完毕。隐含作者虽然存在于文本内,但他只是作者安排在那里来体现作者的思想规范的,没有声音,归根结底是作者在小说文本中的第二自我。小说文本中某些人物的讲故事看似是叙述,实际上这只是发生在文本内的故事世界的行为,也即人物和他讲的故事最终也只是被叙述的客体。叙述者是一个叙述行为的直接进行者,既然叙述者具有叙述行为,对于小说文本而言,自然应该是小说叙事中承担叙述的主体。     

论文学史视野中的中国类后现代小说叙事

类后现代小说叙事是对中国后现代小说的一种特殊称谓,其目的主要是要说明中国后现代小说中西合璧的特色。同时,类后现代小说叙事也是中国新时期小说发展过程中一道极为独特的景观,它以独特的外部表征超越了以往历代小说的艺术传统,引发了中国小说叙事的艺术变革,并进而使中国当代小说与世界小说艺术潮流趋于同步。本文主要运用了叙事学的理论,从文学史视野的角度从三个主要方面探讨了中国类后现代小说叙事的发生、演进过程以及艺术特征,并进而在评估其意义价值的过程中预言其未来走向。     

赵树理小说的隐含书场格局

赵树理的小说在借鉴中国古典白话小说拟书场格局的基础上,创造性地扬弃了白话小说中程式化的格套,同时又吸收了“五四”小说中“作者化身“的叙述方式,从而创造出一种新颖独特的隐含书场格局的叙述模式。赵树理之所以要创造这种叙述模式,其最重要的原因在于古典小说中已延续七百年的“说书人”叙述者已经成为老百姓喜闻乐见的审美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