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德政治之悲喜交集——试论希腊悲剧的政治伦理意义

希腊悲剧在伦理学上尤其是政治伦理上的意义是一个值得探究的问题.希腊悲剧的美感是一个悲喜的交集,起因于希腊政治强者的内在特质与问题.因此,悲剧揭示了蕴藏在古典美德政治中的深刻悖论,尤其是揭示了"强者"的本质及其完满型幸福的片面理解所可能带来的巨大危机,帮助人们领悟一个更为全面和纯正的伦理德性观对于健康政治的重要性.     

希腊的悲剧——雅典恐怖活动一瞥

希腊是2003年欧盟首脑会议的东道主以及2004年奥运会的主办地。去年,希腊带有政治目的的爆炸案不下100起——虽然大多都是小规模的,但影响却够深远了。     

哈代的小说与古代希腊悲剧

从亚里斯多德给悲剧下定义以来，历代有形形色色的悲剧定义，总括起来大致可以这样认为：悲剧是一种以极其严肃的态度探索人在现实世界生存斗争中的地位和命运的艺术，它以表现主人公与现实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冲突及其悲惨结局为基本特点，因此它较之别的任何一种艺术形式都更突出地提出有关人的处境的种种问题，而这些问题正是机器文明高度发展以后的社会中人类自身意识到的问题。在哈代的小说中，人的生存状态被看成是一种戏剧性，这种戏剧性很大程度上是由一种弥漫宇宙的意志──哈代称之为“无所不在的意志”──决定的，这种意志在古希…     

介入与逃避的悲剧——老舍叙事作品现代悲剧品格研究

老舍被公认为幽默大师,"京味"派作家。然而细读老舍,莞尔之余总能感到一股无奈、悲凉之意,悲剧,在老舍笔下是一个实实在在的世界。老舍笔下的人物大多都是平凡的小市民,小人物,他们怀着朴实甚至卑微的愿望想融入城市之中,过正常的生活,但往往均以失败而告终。文章通过"介入/逃避"这一较为独特的视角,归纳、分析出老舍笔下人物在传统与现代、乡土中国与都市中国的夹缝中欲进还退,进退失据的尴尬处境,探讨其悲剧根源,并由此提炼出老舍叙事作品悲喜交融的独特的美学风格特点。从一个比较新的角度挖掘出老舍创作中的现代悲剧意识。     

希腊城邦与政治思想的诞生

如果说政治思想的诞生包含两个要素,即作为其对象的国家(政治共同体)和作为其思维工具的理性,那么,可以说真正的政治思想是诞生于希腊城邦时期的。一方面,希腊城邦政体(国家)及其生活模式为政治思想的诞生提供了对象;另一方面,希腊理性在城邦时期的发展为政治思想的诞生提供了思维工具。因此,真正的政治思想既不同于以非政治共同体(非国家)为对象的思想,又不同于对政治共同体(国家)进行的宗教化或神话化的处理。     

从政治关系的角度看"三个代表"

1.历史实践证明,中国共产党要领导革命和建设胜利前进,就必须对“什么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怎样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什么是毛泽东思想、怎样坚持毛泽东思想”、“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这样的党”等历史课题做出科学回答。 面对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相对强大的经济科技优势的挑战,面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相对低潮,面向新世纪中国现代化的良好机遇和艰巨使命,江泽民同志代表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提出了“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即必须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普利策新闻奖特稿作品的悲剧报道与悲剧审美

1979年至2008年的普利策奖特稿奖作品以悲剧报道为主,具有鲜明的悲剧审美特色：注重表现悲剧中闪亮的人性光辉;悲剧报道的目的在于激发受众心灵深处的悲悯性、悲愤性和悲壮性;传达出一种沉思之美。普利策奖特稿的作者大都是具有社会使命感和责任感的新闻工作者,面对社会悲剧,能以强烈的悲剧审美意识加以报道。普利策新闻奖评奖委员会将这样的作品推上普利策新闻奖的领奖台,反映了普利策新闻奖评奖委员对新闻工作者社会使命感和责任感的一种赞赏和认可。     

文由胸中出心以文为表——谈作家和作品的关系

当我们提到杜甫时,不能不想到他的《三吏》、《三别》;提到果戈里时,不能不想到他的《钦差大臣》;提到郭沫若时,不能不想到他的《女神》、《屈原》;提到巴金时,不能不想到他的《家》。通过作品,我们得以进入作家所反映的时代,认识特定的社会生活;同时,我们也得以进入作家的精神世界去认识作家自己。这是因为“文由胸中而出,心以文为表”的道理。     

陆逊与孙权之关系及其政治悲剧之原因考论

对于陆逊,人们多视之为孙吴之"英将",而很少探究其一生荣辱之深层政治内涵。陆逊出仕孙吴政权,不仅标志着其家族与孙氏政权关系的改善,而且推动了孙吴政权的江东化。作为江东儒学大族主要之政治代表,陆逊主张施行儒家德政,要求孙权进行政治改革,反对其法术专制,致使双方的政治分歧不断加深,斗争日益激烈,陆逊最终为孙权逼死。陆逊冤死,是孙权政治上走向衰败的一个重要信号。     

抗战时期作家与正面战场的关系

由于时代的急切召唤、文学发展的内在要求与报效国家民族的使命感,作家对正面战场予以明确的认同,但由于文艺创作的个性化特征、作家的自由性格、在野身份,同制度化的政府、整体文化素质较低的军队及残酷的战场环境,有着诸多复杂的矛盾,所以,感情的贴近、理性的认同与切实的行动之间有时会产生一些距离。作家走进正面战场的形式多种多样,如作为战地记者采访、慰劳与访问、文艺宣传、入伍、动员参军、培训译员与文学创作等。当局政策的左右摇摆及日本宣传的无孔不入,给作家与正面战场的关系带来直接或间接的影响。     

古典希腊劳作与闲暇观念的政治解读

古典希腊的劳作与闲暇观念是由贵族系统地进行阐释的,它们被掺进了阶级利益,成了贵族为应对民主制的压力而树起的一道屏障;但这种贵族针对民主制的进犯而采取的防卫措施,却被现代的不少闲暇学研究者和哲学家作为文化层面希腊人对劳动的厌恶而传输给了我们;闲暇的确是古典希腊人的文化理想,但大多数公民并未视劳作为奴性的、有辱人格之事;劳作与闲暇在道德层面是相容的.     

作家的主观动机与作品的客观效果

长期以来,在主观动机与客观效果的关系问题上存在着一种片面的看法,那就是把动机与效果简单地等同起来,以为作家有什么样的动机,其作品就一定会有什么样的效果;而作品产生了什么样的效果,又反证出作家是什么样的动机。有的人正是据此而给作家作品打棍子、扣帽子的。今天,当重新提出文艺作品的社会效果问题,之所以引起争议的主要原因,也是因为对于作品社会效果的形成因素以及同作家主观动机的关系上认识存在着分歧。有一种说法是把社会上某些动乱因素统统归罪于文艺,归罪于作家,认为是起了     

＂雨巷＂的秘密——论＂现代派＂作家作品的文际关系

对戴望舒文本世界的记忆和沉醉,似乎成了＂现代派＂内部的凝胶,＂现代派＂藉此不断分享并制造着共同的记忆;而整个＂现代派＂也讲述着诗,吟咏着＂望舒诗稿＂,经由文学的方式集结并表述着自身。     

与神灵相通的族类--再论希腊悲剧中的歌队

古希腊悲剧中的歌队这一“戏剧现象”具有神秘感和庄严感。本文拟对其在戏剧发生学、宗教学、人类学 和美学上的特殊价值给予全新的审视,试图逼近歌队的真相,并探讨悲剧作为一种体裁的发生、发展以及衰落的过 程。     

现当代少数民族作家与汉文学的关系

我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自古以来,各民族人民即以自己的智慧和劳动共同创造了辉煌璀灿的中华文化。文学作为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如此:不管是口头文学还是书面文学,是古代文学或是现代文学,都是各族人民和作家的劳绩。他们一起构筑了我们祖国的文学宝库。当然,在我国文学发展的长河中,由于种种原因,有的民族在某些方面拥有优势,而有的民族在另一方面则有着更大的发展。比如,许多少数民族保留着丰富的口头民     

希腊与马其顿实现关系正常化的曲折道路

1991年,马其顿共和国独立后,该国与希腊之间发生了持续近4年的激烈冲突。“马其顿”作为独立国家名称的使用是两国发生对抗的导火线,为此,希马两国进行了一系列针锋相对的斗争,使已经动荡不堪的巴尔干半岛局势变得更加紧张。这场国际冲突涉及一系列外交问题,并发展到希腊对马其顿实施经济封锁。希马之间的冲突引起了国际社会的普遍关注,在有关各方的艰苦努力下,两国终于在1995年签署临时协议,实现了关系的正常化。     

“我的作品不是悲剧”——试论汪曾祺作品的喜剧精神

汪曾祺作品中无处不在的乐观主义与喜剧精神，使人们在笑乐中将苦难与焦虑淡化，从而以一种达观的态度去直面人生。这是汪曾祺作品的独特价值的有机组成部分，值得深思与研究。     

论李白政治悲剧与古代“士”文化精神之关系

李白在中国古典诗歌史上有着极为重要的地位和深远的影响,但在科举已成为士人入仕之重要途径的盛唐时期,这位平生夙愿是以布衣直取卿相的诗人,却未能实现其政治理想,从而导致一生之政治悲剧。这一悲剧的原因除了李白自身的性格、气质以及政治素养之外,还有在其身上体现出来的古代士志于道的文化性格,以及盛唐时期所彰显之儒道合流之士林风气。     

人格作家的道德诉求与作品的超凡魅力

作为创造人类精神文化产品的优秀作家，常常是以自身的人格修养为前提，以高尚的道德诉求来塑造人物，创作具有超凡魅力的作品。优秀的作家不仅是伟大的思想家，更是虔诚的道德家，也是优秀的社会改革家。他们在作品中体现出来的，是遵循人类共同道德理想、符合社会道德规范、超越时代局限的道德建树的伟大人类精神的升华。因此，他们的探索、努力及其成果作品才不胫而走，散发出永恒的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