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再审程序启动主体制度比较研究

世界范围内刑事再审启动主体制度,根据国家刑罚权基于不利于被告人的理由能否重新启动,可以分为国家刑罚权启动再审禁止主义和限制主义。其共同基点是限制国家的刑罚权和保障被告人的救济权。我国刑事再审启动主体制度的设计体现了国家本位主义和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立法思想,表现为国家公权力的过度膨胀和越位,被告人救济权利的漠视和隐退。     

转型时期中国审判监督机制改革新探

在我国,以实事求是、有错必纠为指导思想的审判监督制度具有监督主体多元、监督内容宽泛、监督行为不规范等不足.在运行中暴露出诸如指导思想单一,审判监督与审判独立、二审终审等制度交叉矛盾、不尊重当事人诉讼上的处分权等一系列问题.在我国建设和谐社会和法治国家的大背景下,应着手建立一个"以人为本",以尊重和保障人权为目标,以当事人申请再审为主要方式的,规范、高效的审判监督机制.     

论我国民事诉讼中的举证时限制度

我国现行《民事诉讼法》中没有举证时限的规定,在民事诉讼中实行的是证据随时提出主义,这种程序模式所尊崇的哲学理念为实事求是、追求客观真实以及坚持有错必纠.这种程序模式是以追求实体真实为主要目的,但是,却以丧失正当程序与诉讼价值为代价,是一种重实体轻程序的必然反映.本文从通过分析我国民事诉讼中举证时限制度,为完善民事诉讼中的证据制度提供建议.     

论我国行政合同撤销制度的设立

虽然世界各国家和地区关于行政合同撤销的立法规定各异,但设立行政合同撤销制度是立法趋势。立足于中国国情,我国应当设立行政合同撤销制度解决实践中的行政合同效力瑕疵问题,这是行政合同合同性和行政性的要求,有利于完善行政合同制度和行政行为撤销制度。行政合同的可撤销情形为:私法中规定的部分合同可撤销因素(重大误解、显失公平)可导致行政合同撤销;当事人主体资格有瑕疵可导致行政合同撤销;行政合同订立时违反法定程序和方式可导致行政合同撤销。     

我国行政信访制度的改革目标定位

当前我国行政信访制度所遭遇的实践诘难应归因于它所涵摄的协商理性未获得法治化表彰。因此,将行政信访建构为彰显行政协商的制度平台,应当成为现代行政法治环境下我国行政信访制度改革的目标导向。唯有通过强化行政协商才能促使我国行政信访价值的回归和制度理性的彰显,让行政信访在凸显行政主体与公民间协商理性、促进主体双方良性互动、理性合作上发挥积极作用,进而推进我国行政法治、善治的发展。     

我国行政问责制度的文本解析

行政问责制度作为建构责任政府的重要制度保障,其针对问责程序与问责机制的合理设计是关涉责任政府建设的重要问题。以行政问责制度为视角,通过对我国现行行政问责制度的文本解构和分析,描述、解释了我国现行行政问责制度的各个组成要素,着重讨论了行政问责制度的发展模式和制度设计,揭示了社会发展、危机管理和法制化建设的需要与行政问责制度的发展和变革关系,并探讨了由行政性问责向程序性问责转变的相关条件。针对我国各地方行政问责制度相互关联的各个核心要素,剖析各地方行政问责制相互之间的关系以及存在的问题。     

论行政回避制度

行政回避是行政程序法上的基本制度.它作为一项保障行政公正的法律制度之所以为人们所关注,是因为能满足人们要求受到公平对待那种与生俱来的期待.行政回避作为一个法律制度应当由回避缘由、范围、程序和限制组成.我国行政回避立法不统一的问题必须通过行政程序法加以规范,而行政回避实际效果不理想的问题,则需要通过进一步完善相应的行政法律制度来解决.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行政法制办公室制度

在行政规范数量猛增、议会立法权受到冲击的背景下,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权力机关为了控制行政规范的数量、提高它们的质量,设立了行政规范审查制度。该制度的核心部分是以行政法制办公室为主体的制度,包括行政规范提案审查制度、现行行政规范审查制度和非法行政规范审查制度等。此类制度经过多年运用、多次修改,不仅程序严密、体系完整,而且可操作性强。我国如欲建立健全类似制度,加利福尼亚州的制度值得参考。     

论我国的行政听证制度及其完善

听证制度作为公民参与行政的一项重要制度,已成为现代民主实现的一种重要形式。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的行政听证制度在制定和听证实践中有许多需要改进的地方,必须通过扩大行政听证的适用范围、明确行政听证参加人的范围、建立健全听证主持人制度、明确听证笔录的法律效力等措施来推动行政听证制度的进一步完善。     

行政听证的理论意义与现实境遇

行政听证作为行政程序的一项重要制度被各国广泛采用 ,我国的《行政处罚法》与《价格法》分别在具体行政行为和抽象行政行为两个领域初步建立了行政听证制度。随着加入WTO及行政领域改革的深化 ,以听证制度基本理念为基础 ,我国的行政听证制度将在适用范围和操作程序上有进一步的跃迁。     

河南省行政委托制度地方立法的完善

河南省行政委托制度涉及领域广泛,行政委托事项不断增多,行政委托制度建设取得了很大成绩。但河南省行政委托制度目前仍不完善,在理论和实践中都存在许多问题,妨碍了行政委托制度优越性的充分发挥。文章提出应制定规范全省行政委托制度的省级法规或者规章,对我省行政委托制度的原则、种类、依据、程序和形式以及行政委托监督制度等重要问题作出统一、明确、具体的规定,进一步完善我省行政委托制度建设。     

行政再审程序之改造——以行政诉权保障为分析视角

行政再审程序沿袭了民事诉讼再审程序的规定,但却未体现其作为行政诉讼制度的独特品性。作为一项独特的救济形式,行政再审程序在实际运行中生发出诸多疑问,形成难以解释的诉讼怪圈,问题的症结在于行政诉权的旁落。行政诉权是行政诉讼制度运行的基石,对行政再审程序缺陷的分析和制度的重建应当以行政诉权的有效保障为依归。     

我国行政回避制度之检视

回避制度是行政程序法中的一项重要制度,直接关系到行政程序的公正性。世界上很多国家已经在其行政程序法律制度中详尽地做了规定,对回避制度的研究也很成熟,但我国学者对此研究并不是很多,我国的行政回避制度也无法满足现实行政法治的需要。因此我国应借鉴世界各国的先进经验,根据我国国情尽快建构起我国的行政回避制度。     

打造服务品牌助推“三个发展”

高淳县软环境建设推进工作办公室、高淳县行政服务中心严格按照县委、县政府提出的主攻“三大重点”．实现“四个目标”．营造“五大优势”的总体思路．积极践行科学发展观．以全力打造“有诺必践的诚信品牌、即到即办的效率品牌、全程帮办的服务品牌、有错必纠的管理品牌”为重点的“四星创评”体系．积极营造一流发展环境。     

论行政审批权下放监管的法律对策——以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为视角

由于长期形成的"权力"意识根深蒂固,我国监督权力行使的法律和制度不完善,行政审批权在取消或下放行使中存在许多违规操作的问题,阻碍了行政体制改革进程和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行政审批制度改革要符合市场经济发展要求,就必须加大行政审批权下放行使的监管力度。通过明确审批监管机构职责和责任,强化依法规范行使权力的监督,完善监管法律和制度,提高审批监管人员法律和技术素养,让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成果真正起到实效。     

论中国行政听证制度的发展与完善

行政听证制度是政治民主的推动剂,也是公民参与政治活动与行使权利的有效途径。近年来,中国各级政府广泛采用行政听证制度,并取得了较好的效果,随着中国法制化进程的不断深入,听证制度也更加科学化。但是与国外相比中国行政听证制度尚处于初级阶段,在实践当中逐渐暴露了中国听证制度存在的不尽完善的地方,主要表现为适用范围狭窄、听证形式单一、法律规定模糊不具体、缺乏专业队伍建设、信息不透明等主要缺陷。通过分析中国行政听证制度的产生,发展,尝试着针对当前行政听证制度的缺陷提出了规范有关行政听证制度的法律法规,扩大其使用范围,建立一支相对独立稳定的行政听证官队伍,完善行政听证程序,健全违反听证程序的相关救济制度等完善措施。     

建立我国行政程序证据制度的基本构想

我国行政机关在行政执法中虽有证据上的要求,但其制度和规则主要是套用了行政诉讼证据规则,这显然是不妥的.我国需要真正意义上的行政程序证据制度.该制度的立法体例应由统一的《行政程序法》来规定其基本的原则,由单行法律法规规章作补充,规定不同的行政行为的特殊规则;该制度内容设计的基本思路应按照“取证-举证-质证-认证”的程序来设计.     

行政调查的内涵、边界及法律规制

行政调查制度研究在我国不够系统和规范,特别是在行政调查的内涵和性质方面,学者间存在较大争议。不同的行政调查理论对行政调查的内涵、边界及法律规制的界定有很大差异。行政调查是行政程序中的一般性制度,并对行政调查的边界及法律规制进行了相应的研究。     

对我国民事再审程序的理性思考

由于民事再审程序的提起会导致原审裁判重新受到审查,使得案件重新处于不确定状态,因此,这一程序包含着丰富的诉讼法律问题。近年来,随着我国法治进程的加快,对再审的要求越来越高,而现行再审制度显然不能适应这种需要。在系统分析我国民事再审程序不足的基础上,通过比较分析的方法,提出如下建议改“有错必纠”为“依法纠错”的指导思想;废除法院自行决定再审的规定;限制人民检察院提起抗诉的范围;规范民事再审案件的范围;建立第三人异议之诉等,以重塑我国的民事再审制度。     

论我国行政立法评估主体制度的完善

行政立法评估是我国改善行政立法质量的重要制度。评估是事实认定与价值判断的主客观相结合的过程,因此主体制度的完善对立法评估制度具有重要意义。当前各地实践中对立法评估主体的规定各不相同,且各主体权利、义务也未得到明确和保障,因此不利于我国行政立法评估制度目的的实现。只有明确各主体地位及其在评估程序中的权利、义务,才能体现该制度的民主性和科学性,并促进我国行政立法评估制度的进一步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