析孔孟荀的义利观

先秦儒家的义利观是义利两有，见利思义，先义后利，以义制利，重义轻利。西汉以后，随着封建社会的发展，后儒们愈来愈把义和利、公利和私利对立起来。     

先秦儒家的消费伦理精神解析

先秦儒家的消费伦理是围绕义利关系展开的,他们主张"见利思义"、"义以为质",推崇宁俭勿奢、安贫乐道的消费原则与节用以礼、贵贱有等的消费标准。为防止僭越礼制,维护社会公益,保证人们各安其位,他们提出了节用爱人、博施济众的理想。先秦儒家消费伦理的本质在于要求人们的消费行为合于"义"、至乎"礼"、归于"仁",以达到物我并存、各得其宜、天下一家的境界。     

儒家义利观论纲

义与利之间呈现出既统一又矛盾的现象。儒家最早意识到这些问题,并提出处理道德行为和个人利益关系的主张。他们认为这一矛盾可以化解,其方法是先义后利、见利思义,必要时舍生取义。这就要求人们把自己所得的利益,建立在道德行为基础之上,消除不义而有利的行为。长期以来,学术界对儒家义利观有所误会,认为儒家只讲义不讲利,否定人们的物质需求。本文旨在说明儒家义利观之真义,并指出其思想主张的主导面是合理的,对于今天市场经济条件下人们的思想与行为有一定积极作用     

先秦义利观的历史反思

本文论述了先秦诸家中儒家尚义轻利、墨家重义贵利,道家义利双弃、杨朱“为我”、法家重利贱义的不同义利观及其对后世的深远影响。     

老子的“自然性”道德与义利观

在中国伦理思想史上,义、利问题向来为思想家们所重视。自先秦以来,围绕义、利关系发生过几次义利之辩。就老子的义利思想来看,由于作为其立论基础的"道"、"德"有别于儒家道德的人伦性,具有鲜明的自然性特点,因此,老子的义利观在路数上就显示出与孔子很大的不同。笼统地认为老子"义利俱轻",否定义和利,乃是忽略了老子道德的自然性这样一个立论基础,是以孔子及其儒家强调人伦性的义利观标准去衡量老子的结果。     

先秦儒家的义利观念及其历史启示

义利关系问题是思想界的古老问题,它涉及到社会生活中的诸多关系。以孔子为代表的先秦儒家的义利观深深影响着现代社会,孔子集前人义利学说之大成,把义利关系提高到伦理道德学的高度,树起了“先义后利”的思想旗帜。孔子强调义,将“义”与“利”对立起来,但并不排斥和否定利,只是十分注重求利的手段和途径。孔子的这一思想为孟子、荀子等儒学大师所继承和发挥,并深入到人们的意识深层,极大地影响了中华民族的精神风貌。儒家的义利思想造就了无数的志士仁人,但由于后儒的偏颇理解,也起到了一定的消极作用。     

韩非义利观简论

义利之辨,是中国伦理思想史的一个重要内容。先秦诸子的大辩论中,就包括了各种义利观的交锋。其中,韩非以其尖锐、深刻、透辟的见解独树一帜,值得研究。一在韩非之前,对义利关系发表过权威性见解的学派,当推儒、墨、法几家。以孔丘、孟轲为代表的儒家是主张重义轻利的。孔丘就主张:“见利思义”,“子罕言利”,认为“放于利而行,多怨”(《论语·里仁》)。孟轲也主张“何必曰利”,认为     

冯友兰“义”“利”观摭谈——以“人生境界说”为分析文本

冯友兰的“人生境界说”不仅继承了传统儒家公利即“义”、私利即“利”，“义”高于“利”的传统，而且发展了传统儒家的“义”“利”观，认为“义”、“利”不仅有对立的一面，更有统一的一面，个人利益，尤其是个人的物质利益也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他的这种“义”、“利”观可以称为“义以为上”的“义”、“利”统一观，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     

简论法家伦理对法治建设的借鉴意义

法家是先秦诸子中对法律最为重视的一派。法家认为人都有"好利恶害"或者"就利避害"的本性,因此,法家重视法律的规范作用,反对儒家的"礼治"。虽然法家伦理与现代法治精神有本质的区别,但其强调法律的平等性、公开性等思想,对于当今中国的法治建设有借鉴意义,是法治建设的本土资源。     

试比较屈原与司马迁的义利观

本文从三个方面比较屈原与司马迁义利观的异同，即对公利、私利的态度和对义利的看法。屈原重公利，认为经国济世才是天下最大的公利，反对为一己的私利而驰驾追逐，在义利问题上，继承先秦儒家重义轻利的观念。司马迁则重财利，主张人人奔富厚，但反对弄法犯奸致富；在义利关系上，司马迁又重义、尚义，反对争权夺利，宣扬义利并重的观点。     

论先秦儒家、法家的义利观及其现代价值

儒家、法家作为先秦诸子中影响力最强的两个学派,在义利观问题上都认为"利欲之心"是"人之本性",但在如何"制利"的问题上观点又显著不同,前者强调重义轻利,以义为主,后者强调贵法轻义,以法为主.两者的观点对于我国构建和弘扬社会主义的义利观,实现以德治国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结合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先秦儒家教化哲学及其影响

先秦儒家的人性论是其教化哲学的理论根基,它说明了对人进行教化的可能性和必要性。仁、义、礼是先秦儒家教化哲学的主干内容,＂仁＂是众德之首、万善之源;＂义＂是＂仁＂向具体道德行为转化的枢纽,是道德主体在具体行事时依据＂仁＂所做的应当、应为之判断,是经过反思后形成的自觉意识;＂礼＂是＂仁＂的制度化,它对于仁义具有节制、文饰和补充的作用。先秦儒家力图通过仁、义、礼的道德教化来成就理想人格,理想人格有不同的层次,其中＂君子＂和＂圣人＂最具代表性。先秦儒家的教化哲学体系在中国历史上发挥着深远的影响,将中华民族塑造成一个重教化、重仁义、讲礼仪的有道德感的民族。     

先秦诸子的义利观

趋利避害是生物的本性,进化的动力。人类经过累世的探索,逐步认识到除了一己私利之外,还应注意“义”即全社会长远的、整体的“利”,开始考虑义利观问题。先秦诸子有关义利问题的论辩在我国出现最早,他们各有所见,取舍不同,反复驳难,丰富多彩。大体说来,儒家强调义但也承认利,主张在等级制原则下的相对均衡,肯定各人皆有自身应得之利,虽然差别悬殊,仍需相互尊重,尤其强调保护易受侵害的庶民之利,并指明这其实最     

论先秦儒家、法家的义利观及其现代价值

儒家、法家作为先秦诸子中影响力最强的两个学派，在义利观问题上都认为“利欲之心”是“人之本性”，但在如何“制利”的问题上观点又显著不同，前者强调重义轻利，以义为主，后者强调贵法轻义，以法为主。两者的观点对于我国构建和弘扬社会主义的义利观，实现以德治国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结合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弘扬以利从义的经济伦理观

早在世纪之初 ,德国的马克斯·韦伯就提出了批评儒家文化的思想 ,他认为儒家文化限制人追求利益的欲望 ,是市场经济发展的障碍 ,是中国经济落后的主要原因。当前 ,我国也有人提出了与韦伯同样的看法 ,认为儒家重义轻利的经济伦理观与市场经济是相对立的。其实 ,儒家的义利观 ,并不排斥个人利益 ,认为义与利都是人所需要的 ,但义与利相比较 ,义更高于利 ,人应该“见利思义”、“见得思义”,以利从义 ,义先利后。中国同仁堂三百多年来一直坚持“义利并举、以义为先”的经营宗旨而保持常盛不衰的事例证明 :儒家以利从义的经济伦理观 ,不仅不是限制市场经济发展的枷锁 ,恰恰相反 ,它是推进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断前进的动力     

颜之推异于先秦儒家的孝亲观

颜之推的孝亲观在某些方面与先秦儒家思想家是一致的,但也在诸多方面异于后者。从孝德的养成看,先秦儒家认为是天经地义;颜之推则认为父母威严而慈爱是前提条件。从事亲的内容看,先秦儒家认为敬亲、顺亲更为重要,强调精神事亲;颜之推认为养亲最重要,强调物质事亲。从事君的内容看,先秦儒家重视以“心”忠君,颜之推更重视以“才”忠君。从事死的规定看,先秦儒家要求厚葬,并祭之以礼;颜之推反对厚葬之风,并认为不必拘束于繁琐的祭祀之礼。     

论当代青年的义利观

随着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义与利的关系经常地、大量地甚至是以十分尖锐的形式出现在每一个人的生活实践之中.当代青年正肩负着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历史使命,面对风云变幻的国际国内形势,当代青年应当树立先义后利、见利思义、倡义导利、为义舍利和义利统一、终生取义的义利观.     

先秦儒家伦理思想研究

在中国伦理思想史中,儒家伦理思想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尤其是先秦时期的儒家伦理思想。孔子创立的儒学是以仁、义、礼三者统一、人性论、义利观、道德修养论、以德治国等方面为一体的完整的体系。先秦儒家伦理思想初步确定了注重伦理道德的儒学思想史特征,并深深地影响了中华传统文化的发展方向。     

政治教育中的作用

先秦儒家的德育思想以“仁”、“义”、“礼”为核心,包含丰富的德育内容。     

冯友兰"新理学"义利观及其当代意义略论

冯友兰在"新理学"哲学体系中继承了传统儒家公利即义、私利即利、义高于利的传统,更重要的是他极大地发展了传统儒家的义利观,认为义利不仅有对立的一面,更有统一的一面,个人利益尤其是个人的物质利益也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他的这种义利观可以称为"义以为上"的义利统一观,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