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前教育政策是否有助于生育意愿的提升?——基于“第二期学前教育三年行动计划”的研究

在生育率非常低的情况下，国家支持性政策如何支持更高生育率的问题将是理解未来生育模式的核心，系统分析国家支持性学前教育政策——第二期学前教育三年行动计划对个人层面上生育意愿的影响，可以发现：(1)支持性学前教育政策显著促进了个体生育意愿的提升；(2)上述作用对农村和低收入人群的积极影响更大，但对男性和女性的影响没有显著差异；(3)“成本效应”“兼容效应”和“和谐效应”是学前教育政策促进生育率提升的三个重要渠道。政府应加大支持性教育政策实施力度以减轻中国家庭生育、养育和教育负担；在提供高质量教育与支持能力有限的情况下优先考虑农村地区和低收入人群；多措并举、综合施策，尤其要加强支持性政策与生育政策间的协同配合，这些都有助于提升生育意愿进而提高生育率。     

多层社会资本对育龄群体生育行为的影响——基于CFPS数据库的实证研究

我国总和生育率自1992年起低于更替水平，低生育率是新时代我国人口的新变化、新特征，并成为一个凸显的人口问题。因此，了解生育率下降的主要原因尤为重要。为探究多层社会资本对育龄群体生育行为的影响，运用CFPS2018年数据发现：（1）多层社会资本显著影响了育龄群体的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2）整体社会资本可提高育龄群体的满足感，从而一定程度上降低了育龄群体的生育意愿，导致其生育行为减少；（3）多层社会资本的异质性分析结果显示，较高年龄组的个体社会资本对生育行为产生显著影响，家庭社会资本在30岁及以上群体中的影响最为显著，性别差异主要表现在团体社会资本上。总体而言，社会资本对育龄群体的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均有影响，特别是在现代人际关系与人际交往能满足人的多重需要，更显著地降低了生育需求，进一步造成了低生育率结果甚至是超低生育率。     

中国农村生育率的下降:一项基于行为制度方法的研究

有很多模型解释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中国生育率的快速下降,及其在不同地区起始时间的差异。对于引起生育行为变化的最主要因素是有意的政策控制,还是体制变化,抑或是通常的现代化因素,学者们各有争论。在此,我们采用一种行为—体制化的方式将分析从3个不同农村地区收集来的民族志和问卷调查资料。这3个地区包括浙江省的萧山县,河北省磁县,和广东省英德县,它们生育率下降的模式各不相同。我们的分析显示,以上3组因素没有一组能独立解释这3个地方生育率下降的不同开始时间和不同速度。要解释3地生育水平下降的不同模式,我们需要考虑生育率下降早期,包括社会文化环境(如教育的普及,生育控制的意识形态,社会性别关系等)和政治经济体系(如经济发展,计划生育政策,集体劳动体系等)在内的各种地区差异。     

中国农村家庭生育状况的影响因素分析——基于广东省农户的实证

文章利用广东省家庭生育状况的农户问卷调查数据,使用统计和计量经济分析方法,实证分析了农村家庭生育规模的影响因素。研究表明：经济发展水平、父母年龄和受教育程度、医疗卫生状况、养老保险参与程度是农村家庭生育规模的影响因素,并通过这些因素影响生育个体的生育理念。重视落后地区经济发展和教育水平的提高,并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是从根本上降低农村生育率的关键。     

我国农村生育率转变道路研究

生育率转变是人口转变的重要标志之一，传统人口学根据西方国家人口转变的经验总结出一套生育率转变的标准模式，即经济发展是生育下降的唯一动因。本文在研究中国农村生育率转变的过程中发现，中国农村生育率的转变有别于传统的标准模式，即在社会改革和社会制度的创新为生育率下降创造了必要的社会经济条件的同时，计划生育政策在生育率下降的过程中起了巨大的作用，表明中国农村生育率转变走的是一条计划生育与社会发展并举的特殊道路。     

社会福利与生育率影响机制的理论探微及实证辨析

作为社会福利的子集,生育福利被多数研究和政策实践认为有助于生育赤字治理。但发达国家近几十年来的实施效果却差强人意,过度的生育福利增加了政府财政负担,部分国家因此陷入“福利陷阱”,拖累了经济增长,生育福利“错配”甚至导致某些国家民族结构出现较大改变,给未来带来隐忧。基于理论—实证双重视角,社会福利对生育率有正负两方面的影响,其净影响究竟如何,理论层面难以定论。经验数据表明,社会福利与生育率间呈微妙的负相关关系,生育福利短期或许有助于低生育率的轻微反弹,但长期看不容乐观。“福利陷阱”与“低生育率陷阱”两者共生是人口和家庭再生产激励倒置的必然后果,只有降低子孙后代的公共产品属性,提升生育行为的家庭回报率,把适度生育福利供给与中华优秀传统生育文化复兴紧密联系起来,配合其他公共政策强化对新生代的婚育教化,实行东方之治而非西方模式才能克服人口危机。     

一条极其重要的基本政策——重新学习邓小平“南方谈话”

邓小平一生中对农业给予了高度重视，尤其是对改革开放后农村实行的家庭承包责任制极为称道。1962年他就提出要从生产关系上根本解决农业的问题，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他在不同的场合谈到这一基本政策达十几次之多，一直到“南方谈话”他还多次重申到这个问题。可见，家庭承包责任制在邓小平心目中有着特殊的地位。前后三十年，他坚持真理的坚定性，表现出了一个革命家非凡的政治勇气和理论品格。     

九十年代中国生育和人口自然增长水平研究——县级社会经济、民族和生育政策因素的综合分析

由于中国各省内部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有着较大的差异,现有的省级水平上对生育率影响因素的宏观分析很难给出较为可靠的定量分析结果。本文利用１９９０年我国２０３１个县（市）的人口和社会经济发展、民族类型和所在地区的生育政策等资料,分析了在低生育水平下,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民族（文化）和生育政策等因素对中国生育水平的影响。研究发现,省级生育政策对县级生育水平的差异起着重要作用,县级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和民族类型对生育水平有十分显著的影响。研究还揭示,中国各民族之间生育水平的差异在很大程度上是由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和生育政策的差异所致。人口自然增长率和死亡率的分析结果表明,在控制社会经济因素后,大多数少数民族地区的人口自然增长率并不显著地高于汉族地区。因此,中国民族之间生育水平和人口自然增长率的差异在很大程度上是由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所致     

台湾资本在东南亚地区的投资流向剖析

序言台湾资本海外投资始于１９５９年对马来西亚的投资，自此之后，东南亚地区一直是台湾资本海外投资的主要投资地区之一。１９５９—１９７９年期间东南亚地区是台湾资本海外投资的首位投资地区，１９８０—１９８５年期间则是仅次于美国而退居第二位投资地区；但自１９８６年以后，台湾中小企业大量地向东南亚地区、中国大陆转移出口工业生产基地，东南亚地区和中国大陆成为了台湾资本海外投资的首要投资地区。本文拟探讨：（１）东南亚地区在台湾资本的世界海外投资中地位的变化趋势及其经济背景；（２）１９８７—１９９６年期间东南亚…     

山东省人口控制效益研究报告

中国始于 2 0世纪 70年代初期的计划生育活动 ,最终取得了生育率大幅度降低的显著成效。山东省生育率的下降对促进本省的经济社会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但人口控制也有负面效应。对今后的计划生育工作提出以下建议 :(一 )重视人口控制投入 ;(二 )建立起社会保障制度 ,迎接人口迅速老龄化的挑战 ;(三 )实行补偿政策 ,保护人口控制效益创造者的切身利益 ;(四 )改革和完善计划生育管理和服务 ;(五 )适时对生育政策进行微调 ,减少人口控制的负面影响。     

论建立农村人口控制的自我约束机制

截至一九九○年七月,我国人口为11.33亿。由于我国人口基数大,又正处在育龄妇女生育高峰期,每年约以1700万的速度在增长,到2000年人口将有可能突破13亿。根据我国十年社会经济发展规划要求,今后十年人口年平均自然增长率要控制在12.5‰以内,任务艰巨,困难很大。我国目前每年有900万左右的计划外生育,其中约90％在农村。农村有47％妇女多胎生育,使生育率居高不下。因此,90年代人口控制的重点在农村,难点也在农村。农村人口实行计划生育难的原因很多,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农村还缺乏一种人口控制的自我约束机制。几千年的旧思想、旧风俗,根深蒂固地束缚着农民的观念,农民对计划生育政策     

对农村改革与发展的若干思考

对农村改革与发展的若干思考徐俊杰我国农村在实行家庭承包责任制改革的推动下，农业生产取得了很大的发展。它不仅支持了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而且也为进行全面的经济体制改革创造了有利的条件。但是，由于多方面的原因，全国农业特别是粮食生产又出现了新的徘徊，棉花产...     

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回顾和展望

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回顾和展望施超我国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已有十多年了，现在冷静地来看待这场改革对我国社会各个领域发生深刻影响的条件已经成熟。应该承认，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不仅较早地调整了农村的生产关系，有效地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而且...     

中国生育状况变化的实证分析——以福建地区数据为例

针对中国建国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后的生育情况变化而进行的实证研究,文章选取了作为我国各项生育政策试点的福建地区的数据作为研究资料。以改革后福建地区生育政策发生的根本的方向性调整以及近期"二胎"政策的推出为研究背景,以福建省的生育状况为案例,通过检验福建地区经济和社会发展情况同当地生育率变化之间的相互关系,来评估福建地区生育状况的变化情况和生育政策调整的效果。通过检验Easterlin生育模型在福建地区的适用性,来分析福建地区生育情况变革的动因和机制,明确生育政策在其变化中的作用。在此基础上本研究提出了适用于福建地区的生育状况变化的模型,进而抽象出了我国生育情况的变化特点、特征和在其变化过程中,生育政策的重要影响力。     

“低生育率陷阱”风险下如何实现生育率翻转?——东亚和欧美的经历及对中国的启示

从实际生育水平和生育意愿来看,中国正处在一个"低生育陷阱"的风险中。既有经验表明,低生育率有三种发展路径:翻升、持平、持续下坠。分析了东亚国家和地区生育率持续低迷背后的原因;也考察了实现低生育率持平甚至翻升的欧美发达国家,发现不同的福利模式具有不同的提升生育率的作法。通过比较,发现北欧模式与自由主义模式中的"去家庭化政策"(托育)比欧陆保守社团主义模式的"再家庭化政策"(亲职假、津贴)对提升生育率更为有效。而重视性别平等政策的北欧模式比自由主义模式更能普及照顾弱势,因而提升生育率的效果更好。以此总结了以上经历对中国可能的启示。     

影响生育率的社会经济因素及广义的计划生育政策

一 我国的计划生育政策自60年代中后期开始推广实行以来,在控制人口增长和促进生育率下降方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极大成功。我国妇女的总和生育率,在50和60年代(除三年困难时期以外)一直保持在每个妇女6—7个孩子的高水平,1963年更高达7.5。从1971年     

教育不平等与生育率--基于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研究

运用教育基尼系数量化我国1990-2010年31个省份的教育不平等程度,旨在检验生育率对教育不平等的影响作用。研究发现,生育率下降能显著改善我国教育不平等程度,但农村生育率下降对农村教育不平等的影响作用很小,城镇生育率下降反而会加剧城镇教育不平等,说明我国生育率下降主要是降低了城乡间的教育获得差距。生育率下降均有益于非少数民族地区的教育分配公平,少数民族地区的效果并不显著。另外,教育扩展政策、政府增加教育投入能非常有效地解决我国教育不平等问题,同时应注意政策适当向少数民族地区和农村倾斜。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村家庭结构变动分析

本文以1982年以来的人口普查数据为基础,揭示改革开放以来制度变迁、社会转型和人口老龄化之下农村家庭结构所发生的变化。改革开放以来农村家庭结构及其变动可分为两个阶段。1990年之前,尽管土地承包责任制实行,农村劳动力基本上仍以农耕为主,家庭核心化水平继续保持并发展。1990年之后,随着改革的深入,农村中青年劳动力向非农领域大规模转移局面出现,农村老龄化水平提高,计划生育政策实施初期出生者逐渐长大,家庭结构受到直接影响,发生了不同以往的新变化。少子家庭亲代和已婚子代职业分工出现,亲代和子代在家庭经济、生活中合作意义增大,三代直系家庭上升,标准核心家庭下降;中青年子代夫妇出外增多,中年和低龄老年亲代在育幼方面的功能提高,隔代等不完整家庭类型增多。这一时期,老年人独居大幅度上升,值得关注。     

甘肃农村基层计划生育队伍建设面临的问题与对策

甘肃省有80％左右的人口在农村,他们以手工的方式来解决吃饭问题,加之自然条件较差,农业基础薄弱,国民经济发展速度不快,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总的来说尚处于较低的水平。这种情况所产生的直接后果,就是促进、甚至强化了农民中不符合社会经济发展总体趋势的生育观念,导致了农村人口盲目增长的势头。从妇女的近期生育水平看,我省妇女总和生育率为2.41,高出全国0.11,其中城市妇女总和生育率为1.33,农村妇女总和生育率为2.84,个别地区高达3.1。由此可见,农村人口不仅基数大,而且生育率高,因此控制农村人口的增长已成为当前计划生育工作的重点所在,而农村基层计划生育队伍又是农村计划生育工作的关键所在。本文就甘肃农村基层计划生育队伍建设问题作些初步的探讨。     

乡镇政府面临的问题和对策

乡镇是我国农村的基层行政区域,是农村区域性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乡镇政府是国家设在乡镇行政区域的最低一级国家政权,是国家政权的基础。提高乡镇政府的权威,对农村经济建设和农村社会管理对社会主义民主建设都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农村实行了家庭承包责任制,大大地解放了生产力,促进了农村经济的发展。为了适应家庭承包责任制的需要,农村的基层政权,变革了人民公社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