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一次遣唐使的特殊使命——以佚存日本的唐代文献为例

日本承和六年(838)成行的遣唐使,作为唐代中日使节往来的收尾之作,具有多元的意义和深远的影响.随同使团入唐的天台僧圆仁,因撰著<入唐求法巡礼行记>而名垂青史;然而他还肩负着一项特殊使命,即携带日本天台宗的疑问请求唐人解答,在天台宗开创者智顗灵前供奉日本皇室的祭品,抄写日本所缺的佛教书籍等.本文聚焦于此项特殊使命,考证出圆仁的使命系受天台座主圆澄托付,而圆澄则为完成开山最澄的"遗命",汇总本宗教义疑问30条遣使入唐"请决";圆仁受托拟赴天台山国清寺寻访名师,但其赴国清寺寻师请益未获唐朝敕准,于是将使命托付给同船入唐且获准留学的圆载.圆载在履行这一使命的过程中,与当地官府、佛教界、民众广泛接触,其间产生多种传存至今的唐代珍贵文献,包括<维蠲书状><唐决集>(<圆澄问广修答><圆澄问维蠲答><义真问维蠲答>等)、台州刺史滕迈的<书状>及<判印>、圆载写并跋<法华经五百问论>、唐人写经<金光明经>残卷等.上述中国失传而日本留存的文献史料,是唐代中日文化交流的见证.     

试评日本一代宗师——空海

日本高僧空海大师,为了入唐求法跟随日本的第17次遣唐使船来到中国,收获很大,对佛教和中国文化造诣很深,创立了日本的真言宗,他不仅在日本佛教史上有着极其重要的地位,而且在中日文化交流史上也是一座不朽的丰碑。     

试评日本一代宗师——空海

日本高僧空海大师,为了入唐求法跟随日本的第17次遣唐使船来到中国,收获很大,对佛教和中国文化造诣很深,创立了日本的真言宗,他不仅在日本佛教史上有着极其重要的地位,而且在中日文化交流史上也是一座不朽的丰碑.     

弘法大师与中日文化交流

弘法大师是日本高僧空海的敕赐法号,是中日文化交流史上一位值得纪念的杰出的人物。他和阿倍仲麻吕、鉴真大师等历史上许许多多的先人们一样,为促进中日两国文化的发展,建立了不朽的业绩,是中日文化交流的先躯者之一。 弘法大师生于日本光仁天皇宝龟五年(即唐代宗大历九年,公元七七四年),三十一岁时(日本桓武天皇延历二十三年,唐德宗贞元二十年,公元八○四年),随日本第十七次遣唐使来中国,在中国留学约二年,于公元八○六年八月离开中国回日本。     

试论《入唐求法巡礼行记》的史料价值

《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一书,是日本圆仁从日本渡海到唐,经扬州(江苏扬州)、山东半岛、五台山到长安,又从长安东去渡海归日的旅行记。该书详细记载了圆仁在唐的旅行路线,并记载了他在各地的所见所闻。由于他是外国人,除了在佛道关系方面他有佛教徒的倾向性以外,在政治问题上他不可能有什么偏见,所以,他对自己所见所闻的记载,必然较唐朝的起居注、实录、国史等文献较为客观,这就决定其史料价值更高。不过,也由于他是外国人,对于中国的历史、地理情况不十分熟悉,故而该书的有些记载并不完全确切,或者是错误的。因此,对该书的内容必须认真分析,区别对待,既要肯定其史料价值,也不宜盲目崇拜。在我看来,就史料价值说,该书的内容大体上可分为三部分。其一,是圆仁的耳闻目睹,真实可信,中国史籍也没有记载,这是最珍贵的部分。其二,因中国史籍的记载过于简略,所载可以补充中国史籍的不足,这是需要重视的部分。其三,所载不够准确或者错误,这是需要进一步研究或改正的部分。     

弘法大师与日本佛教

弘法大师是日本平安朝前期的一位高僧,曾随日本第十七次“遣唐使”来中国留学约二年,回国后开创真言宗,著书立说,为日本佛教事业的发展和中日两国的文化交流建树了不朽的业绩。 弘法大师在日本文化史上的功绩是卓著的,其影响远不止于佛教领域,对日本的文学、语言、教育、书法、绘画、建筑、雕塑、产业等方面都有贡献。不仅在日本的史籍中有大量的记载,而且在中国的《旧唐书》、《新唐书》、《贞元释教录》、     

赤岸、空海、中日友谊

福建省霞浦县离城关十里远的赤岸村,在唐代曾是日本和尚空海登陆入唐求法之地,这段史事至今仍振荡着中日人民的心弦.一九八四年日本真言宗信徒初次到赤岸朝拜空海入唐登陆点,回国后在《空海长安之行报告书》中说:"只要你对空海有感情的话,都会想去赤岸一趟,这不仅因为赤岸是'赤色的海岸',名声好,更主要的是,在那里有着空海的美丽传说."     

考空海入唐时福州的风貌——与村上春次先生商榷

日本国高僧空海(774—835),于唐贞元二十年(公元804年)5月,随遣唐使入唐求法,因船遇风,至8月10日始漂至福州长溪县(今霞浦)赤岸登陆。在长溪逗留41天,被福建观察使兼福州刺史阎济美接到福州;具文上报,等待朝廷指示。据《日本后纪》记载:空海自是年10     

中日文化交流的一个座标点──谈然入宋与其上宋太宗表文

中日文化交流的一个座标点──谈然入宋与其上宋太宗表文［日］桐岛薰子我们在学习和研究中日两国之间的悠久的文化交流史时，首先应该想到其中占有极其重要地位的记载在中国历代史书中的“日本传”。《宋史·日本传》就是其一。我在这篇文章中，想先讲一下《宋史·日本...     

宋初“合利建塔”对日本的影响

中国佛教入宋以后得以复兴,因舍利信仰的流行而重建了大批佛塔寺院。通过入日宋商信息传播,日僧奝然因此来宋求法,日本学者普遍认为他是为巡礼而来,并认为宋初中国佛学已经衰落,日本佛学已经凌驾于中国之上。本文仅从奝然在来宋请求雕版《大藏经》的同时迎求舍利、研究造塔技术这一事例证明,他来宋目的是为日本求法,建寺传法。     

开拓发掘之作拾遗补缺之功──《陈元赟集》评介

开拓发掘之作拾遗补缺之功──《陈元赟集》评介王步贵明亡，中国的一批学者东渡日本，亡命海外，在日本传播中国传统文化，对中日文化交流做出了重要的贡献．朱之瑜是其中的佼佼者，这是人所共知的．然而，还有一位在日本很有声望，对中日文化交流也做出了重大贡献的陈元...     

唐朝人的主食结构

自古以来,我国人民便以谷物作为主要的食物资源,到了唐朝,农业经济高度发达,谷物品种也有所增多。唐朝人充分利用这些粮食作物,加工制作成各种各样的食品,既满足了人们对主食的要求,又大大丰富了当时的饮食生活。本文就唐朝的主食构成问题略作探讨,以期有补于唐代社会生活史方面的研究。一、饼类主食在唐人的主食结构中,“饼”食占据了相当大的比例。《因话录》卷五就说当时“世重饼”。以饼配菜,构成了唐人主、副食的基本模式。圆仁《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卷四记载山东农村：“上客殷重极者,便与空饼冷菜,以为上馔。”《白居易集…     

六朝时期中国对外文化交流

<正> 六朝文化是具有开放性的文化,六朝时期是中国对外文化交流的活跃时期。本文根据有关考古资料与文献对此期的对外文化交流做一概述。中日文化交流以往国内外有些史学工作者对3—5世纪的中日文化交流,特别是江南地区与日本的交往重视不够,有的日本学者甚至称公元4世纪的中日关系为“空白的4世纪”,这是不科学的。现将六朝时期对日文化交流分述如下。1.中国文字和书法输入日本。据《日本书记》卷十四记载,百济人王仁带《论语》10卷、《千字文》1卷去日本,从此日本开始采用中国     

《文镜秘府论》与《周易》

日本名僧空海（弘法大师）（774－835）,一生勤于著述。王利器先生在《文镜秘府论校注·附录二·弘法大师所著书目》中,仅“举其大概”,所列空海的著作就达96种之多。《文镜秘府论》是一部论诗的专著,它是空海的重要著作之一。王利器先生曾这样评论此书：大师在中日文化交流中作出的贡献,固已旷绝古今,而其业绩为中、日两国人民世世代代铭记不衰的,那就要数《文镜秘府论》了。《半江暇笔》写道：“唐人诗论,久无专书,其数见于载籍,亦仅仅如晨星;独我大同中,释空海游学于唐,获崔融《新唐诗格》、王昌龄《诗格》、元兢《髓脑》、…     

略论“入唐八家”及中国高僧对于沟通中日文化的卓越贡献

中日两国,隔海相望.历代民间和信使往还,史不绝书.从汉光武封赐倭奴国王印起,至今已有近两千年的历史;自唐武后改称倭国为日本国,从此这个国号就确定下来. 公元600～614年,约当推古皇朝,日本派遣大型的遣隋史,跟着第三次选派留学生与学问僧,到中国学习佛法和汉学以后,中日邦交就进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从公元630年第一次遣使起,二百六十年间先后共派出十九次(两次未达),这就把两国关系提到前所未有的密切程度,对此后发展日本文化,改造国家体制,丰富人民生活方式,都做出划时代的贡献.现在仅从两国僧侣学人长期往来,特别是日本佛教史上艳称的“入唐八家”,即最澄和他的法裔圆仁、圆珍等属于天台宗的三家,以及空海和他的法裔常晓、圆行、慧运、宗睿等属于真言宗的五家的沟通中日文化的卓越贡献,作一概况的评述.     

圆仁的《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与九世纪东亚海上通交

<入唐求法巡礼行记>是研究九世纪东亚交流史不可多得的第一手资料,通过对这一史料的深入探析,从新罗人在九世纪东亚海上通交中的作用和以日本遣唐使为中心的唐日邦交礼制体系两个层面来诠释九世纪的东亚海上通交,以期对这一时期的东亚政治、经济、文化交流有一个较为微观、具体的认识.     

论真人元开《东征传》的史料价值

日本文豪真人元开公元 779年撰写的《东征传》 ,不仅对研究唐代高僧鉴真大师的生平事迹、中日文化交流史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 ,而且对于唐史研究也同样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文章从唐史研究的诸多方面具体地分析了《东征传》的价值 ,同时也客观地指出了使用《东征传》应注意的问题     

中秋节源自新罗考

开成四年(839),日本高僧圆仁在文登县清宁乡赤山村法花院见到寺中新罗僧人过八月十五节,遂在当天的行记中写道:"斯节诸国未有,唯新罗国独有此节。"检索中国文献,宗懔《荆楚岁时记》中没有中秋一节。清人王谟说这不是宗懔缺记,也不是荆楚一带没有此节,而是唐代以前就没有这个节日。在唐代文献中,中唐,特别是入晚唐以后,士大夫中出现中秋赏月之事。但在唐代,中秋尚无节日性质。中国传统的中秋节是唐朝士大夫的赏月活动与新罗侨民的节庆活动相互影响,融合而成。     

唐代扬州大云寺寺址考辨

唐代扬州大云寺是鉴真大和尚(688-763)十四岁时舍俗出家的寺院。日本安藤更生博士于所著《鉴真大和尚传之研究》第一章注十二里,依据清代《嘉庆重修扬州府志》以及园仁《入唐求法巡礼行记》等记载,认为扬州大云寺“在广陵江阳县”,即“江阳县管内也”。鉴真大和尚是江阳县人,十四岁(701)随父至大云寺礼佛,入寺见佛像而生感动心,因请父求出家。父本佛徒,奇其志,许焉。就智满禅师为沙弥,配住大云寺。说大云寺寺址在江阳县境之内该不算太误,因为这是可以谅解的。安藤博士是外国人,     

山上忆良论——《万叶集》研究之一

山上忆良(660—733?)在被称为日本的《诗经》的《万叶集》里,以“社会诗人”久负声誉。他的现实主义的卓越诗篇,真实地艺术地反映了古代日本“班田制”的社会现实,深刻地揭示了下层劳动人民的生活苦难,至今经久而不衰,仍然受到日本人民的热爱。 唐初,他曾作为遣唐使团的成员之一到过我国。在中日文化交流史上,还是一位有过贡献的使者,值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