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交易中的信誉理论及博弈分析

信誉越来越成为影响现代企业成长的重要因素。在现代市场经济中，企业的信誉主要受博弈次数、产权、法律制度、竞争环境以及政府行为的影响，是交换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一种交易方式和合作关系。由于信息不对称和惩罚不到位，出于眼前利益的考虑，一部分企业可能会选择失信行为。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在于重构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诚信体系，这是保证企业有序运行的根本条件。     

重商文化、政府治理与企业风险承担

目前企业投资决策的风险选择研究对正式制度关注较多,对非正式制度的研究相对较少。文章检验作为非正式制度的重商文化如何影响企业风险承担水平,以及重商文化与政府治理在影响企业风险承担方面的相互关系。研究发现:那些处于更受重商文化影响区域的上市公司,其风险承担水平往往更高;政府治理水平与企业风险承担水平显著正相关;重商文化和政府治理水平在影响上市公司风险承担水平方面存在互补关系,即重商文化对企业风险承担水平的影响在政府治理水平较高的地区更显著。     

加强和改善地方政府执法

我国加入WTO，必将使我国在政治、经济、社会等各方面发生深刻的变化。这其中。首先受冲击的是各级政府。在WTO的20个协议、协定。7个执行有关协定的谅解。29个部长决定、宣言中，只有很少的规则涉及企业。其余均与政府有关。所以，WTO规则对成员方政府的影响，将是全方位的、深层次的、根本性的。加入WTO一方面要求我国政府在加入经济全球化的行列的同时。     

国内总储蓄率高企及居民消费率下降的分解与探究

从经济体各部门的视角对1998-2013年资金流量表进行逐项分解发现，国内高企的总储蓄率主要来自政府和企业部门的贡献，居民部门的储蓄率反有所减少。政府储蓄率增加是储蓄倾向和收入占比双双上升的结果，其储蓄倾向的上升主要受资本形成影响；企业储蓄率的增加反映出收入占比上升，且是因增加值占比上升所致；居民储蓄率减少，主要受收入占比下滑影响，收入占比下滑则源于增加值占比减少，储蓄倾向有所上升，反映出居民受住房价格上涨影响，为买房而积累储蓄的动因，最终导致居民消费率不断下降。对此，传统消费理论缺乏足够的说服力，政府和市场因素的解释或更贴近现实。政策应切实解决二元经济结构下劳动力市场、金融市场和房地产市场的扭曲与政府行为的错位问题。     

试论企业环境成本与经济效益关系的影响因素

企业环境成本与经济效益的关系一直是企业战略管理研究中所关注的重要问题。影响企业“创新补偿”和“先动优势”获得存在诸多因素。受多种因素影响,“波特假设”的有效性不能从企业整体上得到验证并得出结论;某些企业一定时期环境成本与经济效益的正或负相关关系是各种影响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其结果主要依赖于既定的外部条件下企业对政府环境规制所做出的策略性反应。     

企业社会责任及其培育机制

受全球金融危机影响,一些企业选择消减社会责任项目、减少公益支出。使我国的企业社会责任建设陷入困境。在此,设计包括政府、媒体、高校和NGOs企业多方推动的良性自运行企业社会责任培育机制。培育主体的自我培育是企业社会责任培育机制有效运转的关键,为全面开展企业社会责任培育提供支持。     

企业走向市场后的政府商业管理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政府经济职能和管理方式发生了一些变化,但是,政府直接管理企业的模式尚未根本改变。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把企业推向市场,由市场引导企业,企业与政府在利益上脱钩,这对政府的商业管理将产生重大的影响。那么,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需要,企业走向市场对政府商业管理有哪些影响,政府具有哪些商业管理职能,政府商业管理的机构如何设置,本文重点探讨这些问题。     

关于企业退休人员社会化管理服务的社会学思考

企业退休人员实行社会化管理服务 ,是建立独立于企业事业单位之外的社会保障体系的重要内容。从社会学视角出发 ,要解决这一问题 ,首先应正确解读“社会保障社会化管理”这一概念 ,具体分析企业离退休人员实行社会化管理服务的基本现状———政府强势推进和社区民间组织弱势回应并存 ,由此所形成的政府和社会的现实关系是强政府和弱社会相结合的模式 ,其发展方向应是强政府和强社会相结合的模式 ;积极培育发展面向老年人的社区中介组织和社区非营利性服务机构 ,强化社区能力 ,是推动企业退休人员社会化管理服务健康发展的关键环节。但也要防止政府过早地将责任推向社区而社区组织又没有能力承担 ,从而影响企业退休人员的社会保障水平。     

高管政治关联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研究:基于政府—企业—社会互动视角

本文基于政府—企业—社会互动视角,以2010—2019年中国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研究了高管政治关联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并建立有调节的中介模型探究了政府资源倾斜、社会媒体关注在这一影响中的中介和调节效应。研究发现：高管政治关联会促进企业绿色创新,表明其在企业绿色创新实践中主要发挥“资源效应”的作用;高管政治关联主要通过两条相互交织的路径对企业绿色创新产生影响：一是获取政府补贴,缓解企业研发资金压力,二是形成社会监督,倒逼企业承担环境责任;政府资源倾斜、社会媒体关注会相互调节对方在高管政治关联与企业绿色创新之间的中介效应,即政府资源倾斜越强,社会媒体关注对企业绿色创新的促进作用越强,反之亦然。本文为政府、企业和社会协同互动,最大限度地发挥高管政治关联对企业绿色创新的良性激励作用提供了经验证据和管理启示。     

从社会学的角度浅析我国“移民购房”现象

民生问题一直是中国历届政府关心和工作的重点,而住房房价问题可算得上是民生的主要问题。受人口增长、经济危机、泡沫经济等诸多因素的影响,中国的房价一直是居高不下,尽管政府一直出台相关政策进行调控,但大势仍未有明显改变。随着新一届政府的"国五条"等相关政策的出台,掀起了一波"移民购房"和"闪离婚"的热潮,这对中国社会的影响可以说是多方面的,不得不引起反思。而引发这一现象的原因及其所牵涉其他方面的影响是本文接下来所要探讨的。     

环境污染中的合谋与监管:一个博弈分析

当前企业环境污染一定范围内蚕食着我国的经济发展成果。中央政府逐步加强环境保护,但是部分地方政府仍然纵容企业污染,某种程度上这与企业、地方政府在环境污染上的合谋行为相关联。本文分析地方政府与企业合谋的形成条件,构建企业、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的博弈模型,考察中央政府监管、地方政府与企业合谋行为的影响因素,得到了有利于降低合谋行为发生率的关键政策变量,并为构建有效的环境监管机制提出了相关建议。     

循环经济、和谐管理、可持续发展视角下企业内控战略目标

新一届中央政府大力倡导循环经济和社会和谐发展,这不仅是政府工作的需要,也是企业经营管理应努力的方向。企业是国家和社会的关键细胞,企业经营管理有没有体现循环经济和和谐发展这一基本理念直接影响到政府思想的贯彻。内部控制作为实施企业管理的一个重要手段,其战略目标是否与其核心价值观一致是影响企业发展的重要因素。重视自然资本,遵循和谐管理思想,实施循环经济经营模式,实现全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应该是现代企业的核心价值观和内控战略目标。本文运用罗伯特.西蒙斯商业战略控制模型从理论上对其中的内在联系进行分析,并就如何设立相应的内控战术目标和评价变量进行探讨,以期对现代企业重视循环经济及和谐发展有一定的促进作用。     

财政分权、环境管制与污染治理

财政分权是影响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制度改革,环境管制是推动企业污染治理的关键因素。在财政分权体制下,对于经济增长和环境质量的权衡取舍,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利益诉求各有不同。地方政府作为环境管制的具体执行者,在政府间以经济激励为核心的竞争机制下,具有与企业"合谋"牺牲环境质量换取经济利益的动机。为激励地方政府更好地履行环境监管职责,约束政企合谋,中央政府可以通过向企业和地方政府支付信息租金和征收罚金,建立环境管制的激励约束机制。中国环境管制的实践具有加强中央集权模式的发展趋势,环境管制分权化的程度主要受企业减排成本差异、地区间发展水平和环境监测技术三方面因素的影响。现阶段,中国应转变以国内生产总值为核心的政府绩效考核评价体系,强化经济激励手段,提高政府补贴,积极开发环境在线监测技术,加大对环境违规的惩处力度,科学审核环境成本,增强公众的环境教育,以改善财政分权的合理性,提高财政分权体制下环境管制的效率。     

公共危机中政府协调的情景分析

公共危机中必然需要政府协调。公共危机中政府协调因为其特殊情景性,在协调形式、协调内容等方面存在特殊性,这取决于危机周期和危机危害程度,同时受政府协调结构分化的影响。公共危机爆发后,政府协调启动,公共危机危害程度决定了政府协调程度,同时政府协调程度也随着公共危机周期的演进而变化。政府协调各主体的组织结构差异和运行结构差异影响公共危机中政府协调在目标和手段、权利和权力、信息和资源等层面形成的互动关系和行为模式。这一切构成了公共危机中政府协调的内容。     

论我国铁路企业的公司化改造

铁路企业由于自身的特殊性和长期受计划经济的影响,近年来虽然进行了公司化的改革试点,但成果不很明显。要想获得效益和效率,只有分两步着手:一是政府改变原有的政企不分局面,放松对铁路运输业的管制,加强对其指导和监管;二是铁路企业运用多年试点改革取得的成果,在全路全面建立符合法律和市场经济要求的现代企业制度。     

论旅游危机管理机制的建立

危机管理是管理中非常重要的内容,依赖性和脆弱性很强的旅游业最容易受各种危机影响,因此应该重点研究旅游业中的危机管理问题。影响旅游业的危机主要有五种,即社会危机、政治危机、经济危机、自然灾害危机和公共卫生事件危机。面对这些危机,企业和政府都应该形成有助于旅游业度过危机的危机管理机制。     

首都营造与民国政治:南京《首都计划》研究

作为复兴民族和重新建国的象征,国民政府对首都南京的城市建设极为重视,为此专事成立相关机构制订首都发展规划。然而,受政治因素影响,首都规划的制定过程异常复杂。不仅负责首都设计的政府主体发生改变,就连承揽具体规划设计工作的政府机关亦受党国高层权力倾轧影响而发生更迭。在首都计划的最终文本中,国家亦大量植入党化意识形态和民族主义的政治理念。事实证明,国民政府的城市现代化努力,不仅是技术层面的革新,实际上也是封建时代加强统治和区分异己这一古老政治传统的现代延续。     

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行政改革

全球化使传统行政权力面临挑战 ,伴随全球化的冲击 ,西方各国政府开始了治道变革。全球化对我国行政改革产生了重大影响 ,其影响主要体现在中央与地方、政府与企业、政府与社会、权力与权利这几组关系的动态变化中     

改制企业的公司治理缺陷及其矫正

企业改制面临三大约束 :政府怕增加改革成本、经理怕失去企业控制权、职工怕失去工作岗位。满足这三个约束条件的企业改制方案必然带来改制后企业公司治理的严重缺陷 ,从而影响企业改制后的健康发展 ,最终还得由政府承担相应责任。因此 ,应通过规范政府行为 ,提高政府支付改革成本的能力 ,从而改变约束条件 ,进而改变企业改制方式 ,以尽可能避免改制企业的公司治理缺陷。还应该规范企业与政府、职工、银行之间的关系 ,发挥职工和银行在公司治理中的作用 ,完善改制企业的公司治理结构。     

政府规制负担、中介组织与技术创新效率

在提升国家整体科技创新能力的过程中,政府和企业扮演了重要的角色。然而,伴随着政府对企业创新活动干预的增加,政府规制负担同样对企业创新造成了影响。基于中国省际高技术产业1999—2009年的面板数据,使用随机前沿生产函数模型实证检验政府规制负担、中介组织发展和技术创新效率的关系。研究发现:政府干预对企业技术创新效率的影响呈倒U型关系,当政府规制对企业两种创新活动的干预达到平衡时,企业技术创新效率实现较高的水平;政府规模的减小显著正向影响企业技术创新效率;中介组织发展水平显著正向影响企业技术创新效率;中介组织在政府规模对企业技术创新效率影响过程中起到了调节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