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安地名文化考

本文主要从文化语言学角度对泰安的地名进行分析，考察了泰安“山水”地名、“动植物”地名、“店铺”地名、“姓氏”地名以及“寺观”地名等几种泰安地名类聚体及其与古代历史经济文化之间的密切关系。     

福建龙海若干地名用字问题探讨

从当地方言音义以及地理位置等角度探讨了福建省龙海市白水镇若干地名的正确用字,认为“磁窑”应作“瓷窑”,“大下”优于“大霞”,“内人口”应规范为“内垄口”,“山尾”可以沿用“山美”的雅称等。地名属非物质文化遗产,中国的地名用字问题相当复杂,应全方位统筹考虑,促进对地名文化遗产的研究与保护。     

来凤土家语地名浅析

在川、湘、鄂三省交界的广大土家地区,有着许多“古”、“怪”的地名,使人难于搞清它的真实含义。在全面开展地名普查工作中,对这些“古怪”地名,自然而然地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兴趣。现在,我就以来凤土家族自治县的部分地名为例,进行一些初步探索,并试图阐明研究土家地区地名的重要性,以期引起有关方面的重视。     

语言的“陷阱”——不可望“词”生义

世界许多语言中都有一种共同的现象,就是有许多由地名而来或由地名派生出来的短语、习语或成语。这些来自地名或由地名派生出来的词语往往转义,已失去原来的地名意义、许多甚至不能从字面上去解释、理解。像汉语中的“围魏救赵、郑人争年、杞人忧天、完璧归赵、庐山真面目”等,这些成语中的地名已不再指原来的地名,而具有一种普遍意义。如杞人忧天,其中的“杞人”已不再专指杞国人土,而指“那些具有不必要忧虑或担心的人”;“完璧归赵”中的“赵”也不再专指赵国,而泛指“原物的主人”,庐山真面目中的“庐山”不再单指庐山,而泛指“任何事物和人”;还有毛泽     

属加种差法与地名

《周易》中的“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不仅道出了汉字的构造原则，还揭示了语言其他层次的体验和认知成因，可视为当今“体认语言学”之先声。这八个字中的“身”和“物”相当于“体”；“取”相当于“认”。地名也常据此原则命名，这就是体认地名学的基本观点。由于汉语造字和构词都常用逻辑学中的“属加种差法”，地名制定过程中的“取”也该包含此法。     

竹枝词中的“叶榆”、“僰子”及其他

清代竹枝词中的“叶榆”、“鹤拓”是大理古代地名,“云南”是祥云古代地名;“白人”、“人”、“西爨”、“白蛮”、“夷”是历史上对白族先民的称谓。竹枝词反映了大理历史上的许多战争,描写了大理的自然风光、名胜古迹,具有史料价值。     

武王伐纣战地名称探源

(一) 前言关于武王伐纣战地名称“牧野”,古今训解盖有三说:其一,牧野是地名。如《尚书·牧誓》孔传云:“纣近郊三十里地名牧。”其二,牧野不是地名。①其依据《尔雅·释地》的“郊外谓之牧,牧外谓之野”断言“牧野”是指“商邑外的四周,自郊至牧而野,由近及远的一定范围内”。其三,牧野似地名又非地名。这是宋人夏僎《尚书详解》的观点。他先依《尔雅·释地》“郊外谓之牧,牧外谓之野”,谓“牧野乃凡     

“西至哈至”考略

“西至哈至”是裕固族著名叙事民歌《尧熬尔来自西至哈至》中的一个地名。这个地名不见于史书记载,但在裕固族民间却广泛流传,可谓家喻户晓。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地名,历史上的确切位置在哪里?本身的含义又是什么?是一个地名,还是两个地名?这一切都象谜一样,萦绕在裕固族的历史中。中外学者对这一地名普遍解释为裕固族传说中的地名,大概是指关外的裕固族牧居地;也有些学者对此作了具体的考释。 近年来,随着裕固族族源问题的新探索,“西至哈至”这个传说中的地名出现了与历史更     

“镇西庙宇冠全疆”初探

“镇西府”、“镇西直隶厅”、“镇西县”作为行政区域的府治地名、厅治地名、县治地名 ,在现实的传媒中休眠已有整整 50年的历史了。[1]然而 ,这些地名所标志的历史事迹 ,以及这些历史事迹所彪炳的文化内涵 ,却没有因为其名称的休眠而隐匿 ,相反 ,随着社会文化良知的逐渐康复而日渐鲜活起来。那么 ,与“镇西”密切相关的“镇西庙宇冠全疆”也就理所当然地受到了文化视点的关注 ,受到了学术研究的青睐。这无论怎么说 ,也是一种令人喜悦的人文关怀现象。因此 ,对“镇西庙宇冠全疆”的内涵及其来龙去脉做一番初步的考察 ,不仅是文化良知的选择 ,也是对文化良知的润泽     

蒙古族“风水宝地出英雄”母题之历史文化渊源

“风水宝地出英雄”,这是蒙古族地名传说的主要母题之一。本文立足于蒙古族地名传说中的英雄与故乡之间的关系,通过对其传统文化渊源、社会历史根源等诸层面的分析,认为该母题是在科尔沁特殊的社会历史条件下产生的,是蒙古人故乡崇拜与英雄崇拜相结合的产物。     

“川江”地名名实变迁与中国历史地名内涵变化规律

在中国历史上,往往出现地名字面本身不变,但所指代的实际范围发生较大变化的现象,这里我们称为“地名内涵变化”,可以简称“地名涵化”。历史上“川江”一词从唐宋之际出现后,其概念的内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早期宋代“川江”曾有指代整个长江、长江上中下游,指代范围让人相当意外。明清主要指整个长江上游河道,但到近现代,“川江”所指又有一个泛指整个长江上游干支流到仅指乐山到宜昌、宜宾到宜昌、重庆到宜昌河段一个逐步缩小的过程。宋元以前巴蜀地区特殊的政治经济文化地位,使巴蜀航运的地位很高,成为“川江”话语强大指代中下游的支撑。而受长江上游特殊的复杂河道、特殊的平底木船通过性能、特殊地域滩师导航的制约,传统时代长江上游木船运输曾一度在整个长江航运中占有通过性上的优势,一度一定程度上主导着整个长江航运的运行。近代以来“川江”一词的内涵缩小又与机动船进入川江,木船地位相对下降的情形下,热点聚集在机动船运输的话语内有关。研究发现,历史上中国的“地名涵化”可以分成“地名缩放涵化”“地名异地涵化”两种情形,前者较为典型,后者较为复杂。“地名涵化”在时间上又可分成“漫涵化”和“快涵化”两种。一般来说,在历史上行政区划地名的“涵化”较快,而文化区域概念地名“涵化”的过程较为漫长,影响的因素也较为多元,但受国家相关行政区调整的影响,文化区域概念的“地名涵化”过程也会加快。     

地名失范的管理偏误与法治矫正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地名命名、更名失范现象频出。究其原因，利益驱动是根本，文化冲击是基础，法治不彰是关键。地名管理存在“粗放式”和“运动式”的偏误，其根源在于理念层面低估了地名问题的复杂性、路径层面轻视了“三治融合”的必要性、方法层面忽略了“分类治理”的科学性。地名管理需要以法治为依托来矫正其偏误，首先要树立法治思维实现协同治理，其次要运用法治方式推进“三治融合”,再次要区分不同情形依法分类治理。     

毕节茶亭寻踪

<正>地名是地域文化的载体，是特定的文化象征。毕节有许多地名都与“茶”有关，道光《大定府志》里有茶山、苦茶园、茶房沟、茶叶沟、茶树垭口、茶店场、茶亭等地名。这些以“茶”字命名的地名，以“茶亭”最为人所熟知。茶亭，顾名思义就是供人喝茶、避雨、歇凉的亭子，内设茶缸、茶桶，煮茶供过往的行人歇息解渴。     

云南汉语地名发展与民族构成变迁

历史上云南是少数民族聚居区,早期的云南地名应是当地民族语地名。随着中央王朝对云南的设治经营、汉文化的传播和汉族移民的进入,云南逐渐出现了汉语命定的地名。明代以前云南的汉语语义地名日益增多,明代开始汉族姓氏地名在云南勃然兴起,明清以来汉语语义地名与汉族姓氏地名逐渐成为云南地名的主要命定形式。云南汉语地名的发展,反映了中央王朝对西南边疆的经营特点,云南汉族移民的定居方式和自身“土著化”过程,以及云南民族构成和民族分布的变迁。     

射覆谜填空

1、定口口远 (“定远”为安徽省一地名。要求在空格中填人一广东县名,并使前两字为河北县名,后两字为湖南县名。) 2、古口口田 (“古田”为地名。要求在空格中填人我国当代著名作家名,并使前两字为一国名,后两字为广西地名。) 3、丹口口口口东 (“丹东”为辽宁一地名。要求在空     

公示语汉语地名及英译的转喻解读

以公示语汉语地名及其英译为研究对象,以转喻认知机制为理论基础,尝试对转喻进行重新分类,进而以公示语地名及其翻译的汉英词汇结构为例,考察转喻机制在语料中的操作模式和解释力。研究发现：1）所有公示语地名都是定中名词结构,包括名名定中和形名定中两类;2）公示语地名构词要素,包括专属词汇和通用词汇,其中专属词汇结合是概念和语义混搭的结果,汉语读音和英译拼音之间存在基于语音象似性的转喻机制;3）通用词汇组成的公示语地名中,部分显示指称转喻现象,汉英均是“名1+名2”或“形+名”定中结构顺序,其他地名不存在明显转喻机制,英译时呈现“名1+名2”和“名1 of 名2”两种形式。     

地名在旅游口号中的嵌入及应用模式研究

地名是旅游口号的重要元素,其运用形式影响着旅游口号的宣传效果。为了解地名在旅游口号中的运用规律,文章从地名语词、旅游形象定位和句法平面视角对382个旅游口号进行地名应用规律的总结。结果表明：地名专名起到地域符号的作用,通名则起到展示旅游地“类”的作用;地名现名具有较强的指向性,别名则兼做旅游形象符号;地名在各形象定位法中的运用策略与内涵不同;地名通常是旅游口号的中心和重点,但在不同的句法结构中语义气场不同。文章构建了旅游口号的地名应用模式,为口号设计与地名运用提供参考。     

科尔沁蒙古语地名与科尔沁生态环境

运用地名与环境的辨证关系原理分析了科尔沁蒙古语地名与科尔沁的生态环境关系，从而使科尔沁生态环境的原貌得以复原。通过这种手段，为恢复建设和保护科尔沁的生态环境找到根据。另外还以“水”和“植被”的蒙古语地名为根据，就如何建设科尔沁的生态环境提出了具体的懈决措施。     

少数民族语地名研究对发展语言学的意义

地名学与语言学虽是两门不同的学科,但二者的关系十分密切。这不仅反映在研究方法的相互借鉴,研究成果的相互利用上,而且还能为语言研究开辟一条广阔的道路。由于我国民族繁多,语言复杂,地名情况就更复杂了。认真研究我国少数民族语地名,对发展中国地名学和语言学都有重要意义。罗常培先生早就指出:“被征服民族的文化借字残余在征服者的语言里的,大部分是地名。”所以说“地名的研究实在是语言学家最引人入胜的事业之一”。恩格斯在《法     

四川宜宾珙县带“罗”音与凉山带“濮”意的地名小议

在历史上 ,川南曾是彝族的重要活动之地 ,且相对凉山而言 ,社会比较发达。所以在川南留下了一系列的彝族的遣迹 ,带“罗”音的地名就是其遗迹之一。在凉山地区 ,历史上曾居住过土著濮人 ,后融合成为彝族 ,所以在凉山的地名中至今仍有带“濮”音的地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