遭遇社会分化的乡村治理

《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试行)》建构了一个大众民主型乡村治理模式——村民自治。这一理想的制度建构是以当初农村社会成员尚未分化的均质性社会为基础的。20年来,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中国农村社会成员逐渐分化,农村社会中出现了多元分层和分派现象。农村社会成员分化导致乡村治理环境的重大改变,成为嵌入乡村治理的新变量,进而对乡村治理结构产生深刻影响。遭遇社会成员分层、分派的乡村治理,在实际运作中形成了独特的多元精英治理结构,从而实现了乡村政治形式的创新。     

民主化:中国乡村社会转型的必然要求

新中国建立以后，国家政权空前强大，“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将国家政权的末梢延伸到最基层的乡村社会，直至每个农民。这一“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人民公社管理体制，对乡村社会强有力的控制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从而将以往前发的各种形式的自治形式、民主主义启蒙思想（包括新民主主义传统）给压制甚至扼杀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不仅仅是经营方式的改变，而且它一方面促进了非农经济的发展和农民的分化，形成了新的利益主体和阶层结构；另一方面又促进了乡村社会的权力分化，使乡村社会的自主性、独立性…     

基层治理:转型发展的逻辑与路径

基层治理是指一个政治制度框架或政治结构之中最基层的权力运作过程。基于不同的视角,可以将其理解为一种政策过程,或者一种民主发展形式,或者一系列现代国家建构的方式与手段。但无论基于哪种视角,基层治理的核心是基层民主,其方式是运用权力去引导、控制和规范各种社会活动,其目的是最大限度地促进国家公共利益。因此,基层治理的目标、制度建构及其实践,对于当代中国的转型发展都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改革开放以来,基层治理一直是中国政治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这主要是由四个现实条件决定的。其一,中国作为一个传统的超大型农业社会决定了其经济基础是农业,政治基础在基层;其二,从当代农村到城市的改革过程中,基层治理因其实验性特征能够有效地降低改革风险,为社会转型发展积累经验;其三,当前经济社会发展转型过程中面临的问题与挑战,最为集中地反映在基层乡村和城市基层;其四,由于基层社会的重要性,党和政府主动地将基层治理作为改革的路径,并提供相应的制度财政保障。随着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以及社会的深刻转型,必然需要一种新的适应变革的治理模式,这就使得当前的基层治理面临着严峻挑战和转型压力。实践表明,只有实现基层治理的民主化、法治化,才能使基层治理符合现代政治的标准,才能适应现代社会的发展。为此,国家应积极推进政策过程中的授权、决策、管理、监督等权力环节的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充分发挥基层民众、党组织、自治组织、社会组织等各方面的主体作用;自觉维护宪法和法律在基层治理实践中的权威地位,使全部治理行为依法依规进行;有效推动增量改革制度化,用法律和制度将改革创新的成果固定下来,用以规范治理行为与实践。只有这样,才能切实地保障人民的权利和利益。     

中国农村社会工作专业性和行政性的双重悖论研究

中国农村社会工作的发展现状是专业性和行政性两种模式并存,而且在实践过程中各自都存在悖论,这种农村社会工作的双重悖论表现在二者都无法有效地改善乡村社会的治理结构,实现社会工作的专业使命。专业性农村社会工作的悖论体现在其自身拥有专业的优势,表现在专业的理念、价值和使命等,可以独立于行政体制,独立自主地开展工作,但是面对基层"不合法"的治理结构时往往无能为力;行政性农村社会工作本质上属于国家的制度安排,在发展的过程中可以获得大量体制内资源的支持,在短期内推动乡村经济的发展,但是也不能改善乡村的治理结构。这两种工作模式将会在未来的中国农村社会工作领域长期并存,如何协调与基层政治的关系是当前专业性农村社会工作亟待解决的一个问题。     

明清时期西南地区基层行政组织形式

古代中国的地方行政一般以县为基层单位,由于县级行政设置仍然不能满足国家对基层社会的管理,因此历代中央政府都将国家权力延伸到了县以下的乡村一级。明清时期,国家在西南地区的基层行政组织形式主要有里社、里甲、保甲等,随着国家权力向基层社会的不断深入,基层社会组织也随之发生变迁,且存在多种组织形式并存的现象。     

乡土文化和村民选举

村民自治是改革开放以来农村经济、政治体制变革的逻辑产物,是二元结构转型中在中国大地上出现的新事物。改革开放前,我国在基层农村实行高度行政集权化,村干部由上级行政部门任命,国家权力对农村基层深度介入,经济社会资源由各级行政组织所掌握,农民和农村基层自主活动的空间相对比较狭小。伴随着按阶级出身划分农民政治等级的身份限制被取消和择业、流动等方面的地域性限制被解除,农民的社会自主性获得了增     

论乡村社会权力结构合法性分析范式--对杜赞奇"权力文化网络"的批判性重构

中国乡村社会自改革开放以来形成的不同于旧中国的社会控制多元化的现实景况,使得杜赞奇的"权力文化网络"模型基本失去了对中国乡村社会权力结构的解释力。在对其进行建设性批判的同时,建构了"乡村社会权力合法性交往结构"这一新型范式,把乡村社会权力主体的利益斗争视为不同性质的法律规范的交往、冲突与融合的过程,以期对当下中国乡村社会的走向作出具有未来向度的分析。     

社会变迁与身份重构 ——一位农家女的生命历程叙事

女性是新时代乡村社会生产和家庭生活中的重要主体,是乡村振兴的中坚力量.研究女性群体在家庭事务以及乡村社会治理中扮演的角色与承担的使命,关系着整个基层社会的发展.但鲜有研究关注"农家女"在社会变迁进程中的身份建构与乡土社会治理问题的关系.本文通过对一名"农家女"的生命历程研究,以社会变迁视角解读女性主体在家庭与社会之间互动进程中的身份建构,研究女性与社会的共建关系.研究发现,农村女性的成长与发展会受到传统伦理规常的束缚,但国家层面的社会制度变革和意识形态引导以及社会年代中女性群体意识的觉醒,均会促进农村女性的社会化进程且拓宽她们的行动边界.同时,地方政府要积极为女性创造参与乡村社区自治的空间与平台,改观女性在乡村社会中的角色偏见.     

士人政治到革命型政党政治的转换逻辑——政党下乡的初期解读

在传统中国的士人政治中,士绅作为乡村社会权力载体无力遏制以社会资源掠夺的形式表现出来的政治权力扩张,因而无力维持权力结构和资源分配的均衡状态.科举制废除以后,晚清的"派官设治"增加了社会治理成本,使得权力配置进一步失衡,进而导致了反体制的革命型政党的产生并在双重压力下向乡村渗透,但政党内部时刻存在脱离乡村、向上垂直流动的张力,这种张力可能造成政党社会功能蜕化、权力性质改变从而形成新一轮的权力结构失衡.     

公民身份视野下中国底层阶级的形成

当前中国出现一种明显的社会阶层分化趋势。是何种机制导致这种现象的出现?在检视既有理论的基础上,本文从公民身份的角度对之做出解释。公民身份是一个同时包含包容性和排斥性的复合概念。公民身份的排斥性是造成阶层分化和社会不平等的重要原因。在当前中国,农民、农民工等社会弱势群体在现行的公民身份制度安排下遭遇诸多排斥,其中最主要的是市场领域、政治领域和社会领域的排斥。这些排斥机制造成相关社会层级的权利贫困和身份地位的底层化。公民身份的内在排斥性与国家的控制性思维紧密关联,只有改变政治控制思维以及以之相连的排斥性公民身份,才能遏制由制度排斥性所带来的社会阶层分化趋势。     

新中国建国初期经济领域的政策转移研究

政策转移是民族国家的政府在政策制定中经常使用的政策工具之一.中国的政策转移有着悠久的历史,特别是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由于党和政府严重缺乏治国经验,不得不进行全方位的政策转移,从而形成了所谓的苏联模式.通过对中国经济领域中政策转移的源头选择、政策转移的前导、政策转移的发生历程、政策转移的特点及政策转移的效果进行研究,可以廓清历史的原貌,并为现实的政策转移提供历史借鉴.     

MOOC在高校生物化学教学中的应用探索

作为高等教育与信息化的高度融合体,基于MOOC的混合式教学已成为高校教学改革的新方向.因此,构建具有本校特色的精品在线课程,并探索以此为基础的混合式教学改革的应用效果,具有重要的教学意义.在新乡医学院,生物化学课程为本科临床和护理学专业学生必选的考试课,是基础医学的核心课程之一,并于2019年开始初步实行混合式教学.该文旨在分析MOOC平台现有课程、三全学院特色资源建设及其应用效果,为继续开展混合式教学改革提供支撑与保障.     

论我国公司法人内部监督制度的完善

公司法人监督机构的建立和完善,从而降低代理成本已成为公司治理的核心问题所在。公司法人内部监督制度的设立和完善是降低代理成本的途径之一。而公司法人内部监督制度的设立和完善,应该在公平与效率的深层次统一层面上,以平衡股东、经营者和职工之间的利益为旨归。所以,完善我国公司法人内部监督主要路径是:提高、扩大中小股东在公司中的地位和权利;加强、扩大职工的参与管理权;提升监事会地位,扩大监事会职权,完善对监事义务之规定。     

中国农村城镇化制度障碍问题探析

制度是推动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变量,合理的制度能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三农＂问题,始终是中国的根本问题,而农村城镇化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有效途径之一。中国农村城镇化在户籍制度、土地制度等方面存在一定的障碍。农村城镇化必须消除阻碍其发展的一系列制度障碍,要着力进行制度创新。     

从资产证券化的理论体系看中国突破模式的选择--兼论现有的八大建议模式

从资产运营和广义资产证券化的角度来考察 ,资产证券化的理论体系包括 :一个核心原理———现金流分析 ,三个基本原理———资产重组原理、风险隔离原理和信用增级原理 ,从这个理论出发 ,选择资产证券化突破模式时必须遵循三个原则 :基础资产必须满足“资产重组原理”的要求 ;能为资产证券化在中国的进一步开展提供示范效应和经验 ;在制度和环境方面只能是两个选择 ,一个是选择与现行制度和环境冲突最小的交易形式 ,一个是最有条件突破现有制度和环境约束的交易形式。依据这三个原则对现有的八大建议模式进行考察 ,可以得出中国开展资产证券化有两个突破模式 :“住房抵押贷款模式” +“准表外模式” ;“基础设施收费模式” +“离岸模式”。     

探析日本的三位一体改革

日本结构改革的中心思想是"从官到民、从中央到地方".其中,三位一体改革的构想充分体现了"从中央到地方"这一放权让利的改革精神.国库补助负担金、税源转让和地方交付税的改革,原本是政府间财政关系改革的三个基本出发点,为了平衡改革对各利益集团得失的影响,日本在第二次地方分权计划中提出对这三个基本点进行一体化改革.但是在具体实施过程中,由于各方政治势力的偏好顺序各不相同,三位一体改革仍然遇到了很大的阻力.     

转轨国家金融体制转换的效应论析

从20世纪90年代以后,俄罗斯、东欧以及中国等国家纷纷从传统计划经济向市 场经济转变,走出了不同的转轨路径。与此同时,顺应总体经济转轨路径安排,转轨国家在 金融领域也采取了相应的方式启动金融改革。随着金融全球化的扩展,转轨经济国家金融 体制转换效应的一系列特征应予以充分关注:如金融体制转化的速度差异、金融业的稳定运 行程度、金融改革对实体经济的影响程度、追求稳定化金融转轨模式的问题与激进自由化的 金融转轨模式可资肯定的方面等等。本文以中国和俄罗斯为例,从多个层面对金融体制转 换的效应加以比较,并提出了转轨国家今后金融改革的制度安排。     

民国时期诸子学研究的转型与发展

诸子学研究是民国时期文化史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五四新文化运动对诸子学的价值进行了重新评价,并进行了现代意义的注释,从而使诸子学发生了现代转型,极大地推进了道家、法家、墨家等诸子学的研究.     

官僚制之于中国国情的研究

进入21世纪后官僚制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官僚制过时”之说浮出水面,但是结合中国自身的情况,官僚制并没有过时。在中国,建立官僚制仍有重要的意义,应该结合国国情探索建立官僚制的途径。     

论新农村建设中的农民参与问题

社会主义农村建设是党和国家的一项重大战略决策。新农村建设中农民居于主体地位,新农村建设离不开农民的积极参与。而目前农民的主体地位并没有得到真正的体现和尊重,其原因何在？农民为什么要参与新农村建设,又该如何参与,有哪些方式和途径？本文对上述问题作了一些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