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德的和平构想:自由国家的联盟制度--重读康德的《永久和平论》

从对个体致知、审美、向善的孜孜探求 ,到对历史、政治、法律的哲学追问 ,康德晚年将批判的体系伸展到了更广阔的领域。在《永久和平论》中 ,康德就永久和平何以可能这一问题 ,引入了一个由国家内部的共和制到国家外部的和平联盟最终达至世界公民体制的整体构想 ,其中 ,自由国家的联盟制是通向永久和平之路的核心一环。本文详细阐述了康德关于国家间结束自然状态以向普遍法治的国家共同体过渡的思想 ,分析了康德对这一观点的四层论证 ,在此基础上 ,着眼于康德批判哲学的先验方法论倾向 ,深入剖析了康德这一和平构想的理论困境。     

在反思中寻找新的联系--康德政治哲学主要特点评析

尽管康德并没有对政治哲学展开完整、系统的思考,但他通过深入反思而在已被前人切断联系的政治与道德、国家与市民社会之间建立起新的联系,这些不仅构成了康德政治哲学的主要特点,而且也是他对人类政治哲学史所作出的突出贡献。     

什么是财产权?——德国古典哲学中法权学说的思想史考察

对于财产权的批判是马克思毕生的理论和实践主题。作为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核心范畴,财产权不仅贯穿于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发展中,而且体现在德国古典哲学的逻辑演进之中。伴随现代社会的兴起及其内在冲突的展开,在"自然法"和"市民社会"若干争论的基础上,康德将财产权规定为以"实践理性"为前提的"理知的占有",费希特通过对"理性"的重新界定提出"一切财产都以相互承认为根据",黑格尔则进一步论证"财产是自由最初的定在",并在客观唯心主义体系中用"国家"扬弃了"财产权"与"市民社会"。通过对德国古典哲学中法权学说的思想史考察,特别是透过财产权重新审视"理性"、"自由"、"国家"、"劳动"等概念的理论效用,以及德国古典哲学与政治经济学的关联,将为历史唯物主义的当代建构提供新的支撑。     

康德对现代市民社会的哲学奠基

康德并未明确提出过市民社会的具体思想,但他以“人”为出发点论述了财产权、财富与德性的关系、商业精神等问题,给现代市民社会赋予了基本的价值维度。他提出财产权是人的自我实现的确证,财富的积累必须以德性为前提,商业则是人的“非社会的社会性”发展而成的结果,而财富和财产权的确立共同为市民社会的到来做好了理论铺垫。康德进而推演出市民社会背后的政治机制,即公民状态、共和政体和国际联盟,表达了他对永久和平与人类命运的思考。通过这种运思,康德为现代市民社会提供了哲学的奠基。     

从国家理性到公共理性——康德政治哲学的革命

康德的公共理性理论不仅具有道德哲学的意义,更具政治哲学的价值,它集中体现了现代政治哲学的核心范畴。康德将公共理性置于启蒙的论域中,凸显出自我与公众作为现代政治哲学的两项根本要素。其中自我的启蒙展现出现代政治哲学的自由价值,公众的启蒙凸显了人民与世界公民的理念。在此基础上,公共理性取代传统的国家理性观念,强调理性的权威,抑制权力的恣意。经由公共理性观念,人民主权观念与普遍人权观念能够得以有效的关联,从而突破现代世俗化进程中所形成的资本-民族-国家体制,形成世界共和国的理念。从国家理性演化为公共理性的概念进程凸显了康德政治哲学的哥白尼革命的典范意义。     

“道德政治”谱系中的卢梭、康德、马克思

所谓道德政治是现代政治哲学的一个重大理论主题和思想趋向,其核心诉求是批判霍布斯、洛克式自由主义所造成的现代政治的非道德化,主张将现代政治建立在道德的基础上。该主题由卢梭开创,经康德和马克思拓展,形成了现代性批判的完整学术谱系,并成为现代政治哲学和道德哲学的内在连接点。卢梭首倡建立道德政治,提出公民社会应该建立在公意和普遍性的基础上。康德以其道德哲学将卢梭的政治主题先验化,为道德政治奠定了一个全新的先验基础。马克思彻底批判和解构资产阶级财产权,将社会问题升级为政治问题,用穷人的权利取代普遍权利去规定现代人自由的最高意义,以此将道德政治议程推向了顶点。     

论黑格尔对财产权的批判及其对马克思的影响——黑格尔《法哲学》的"秘传教诲"

黑格尔<法哲学>除了我们熟悉的公开出版文本之外,还有多种未公开出版的秘传文本.借助于西方学者披露的<法哲学>秘传文本的内容,我们得以重新理解黑格尔政治哲学以及黑格尔和马克思的关系.财产权是现代政治哲学的核心问题,在<法哲学>秘传文本中,黑格尔对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这一西方主流政治信条进行了猛烈的批判,提出了"一个快要饿死的人有绝对的权利侵犯另一个人的所有权"的命题.黑格尔对资产阶级财产权的激烈批判,显示了与马克思政治观点的高度一致性,也使近现代政治哲学中以财产权批判为标志的"异端"传统形成了从卢梭、黑格尔到马克思的完整谱系.     

康德历史哲学中的先验主义因素

康德历史哲学与其先验哲学具有内在关联性,它既想继续解决康德哲学中自由与必然的冲突,又想打通政治哲学和道德哲学的分立,在这些尝试中,康德哲学流露出新的走向并对后世哲学有着重大影响。然而,康德历史哲学又难以摆脱其哲学固有的矛盾特征,它不可避免地会陷入二律背反的困境。     

理想主义:难以超越的历史——康德《历史理性批判文集》的文本解读

<历史理性批判文集>是康德历史哲学和政治哲学方面的重要文献,体现了康德的理想主义情怀.但是,康德的理想主义并不是无本之木,而是一种建基于现代主义之上的哲学谋划,在对理性的讴歌与对自由的颂扬之下,康德的历史哲学表现出明显的现代主义特质.正是在理性与自由这一现代主义精神的审视下,康德把人类的目光引向普遍法治即人类永久和平的未来,从而表现出强烈的理想主义情怀.但遗憾的是,康德的理想主义终究难以超越鲜活逼真的历史.     

康德与罗尔斯:从先验道德到经验政治

康德的政治哲学与罗尔斯的政治哲学具有极为紧密的理论传承关系。康德把政治共同体奠基于先验伦理学之上从而陷入了形式主义,无法使其现实化,政治共同体变成了空中楼阁。罗尔斯承继了康德的问题,其理论意图是要把康德的先验哲学经验化进而把政治共同体建立在现实性的基础之上。但是,由于作为公平的正义自身的理论缺陷不仅消解了理性,也消解了道德,其作为组织良好社会的政治共同体却终将成为一种沙滩上的建筑。     

从政治观念论到社会理论:斯密、康德与黑格尔

在近代思想史上,亚当·斯密开辟了现代社会理论传统,以一种对市民社会的经验性分析取代了政治观念论的方法,确立了现代政治的核心是市民社会。与此同时,康德在更高的层次上恢复了观念论的超越性,通过把现代市民社会置于历史哲学的先验反思中,克服市民社会的自然主义维度。最后,黑格尔立足于整个现代性的成就之上,把市民社会重新纳入到政治观念论的反思系统中,努力促成市民社会和政治国家的伦理统一。黑格尔对政治哲学中经济—政治关系的这一深度阐释,敞开了通向理解马克思实现西方政治哲学革命的根本出路。黑格尔对政治经济学与近代政治哲学的综合,敞开了通向马克思的政治哲学革命的根本出路。     

作为伦理生活的共产主义——反思对马克思主义规范性政治哲学的"近康德"阐释

马克思主义规范性政治哲学的当代构建并不必要是"近康德"的阐释路径,事实上,对马克思主义规范性政治哲学的"近康德"阐释既是不必要的,更是危险的.马克思的共产主义在"作为自我实现的自由"、"规范作为客观现实"与"旁观者与行动者的统一"方面符合黑格尔伦理生活的规定.马克思的规范性政治哲学是近黑格尔的,而非近康德的.康德规范性政治哲学的"作为自我规定的自由"、"规范作为主观建构"与"旁观者与行动者的分裂"特征,表明康德哲学没有真正超出主体性范围,势必陷入怀疑一切、否定一切外在现实的虚无主义之中.黑格尔规范性政治哲学则超出主体性范围,关注具体的、历史的现实,有助于我们面对中国当下现实,构建马克思主义规范性政治哲学.     

试论康德先验哲学的作用和意义

先验哲学是康德的认识论的基础,因此,康德的认识论是不同于传统认识论的本体认识论,认识论在康德哲学中仅仅占有导出形而上学的作用,是康德哲学的入口。尽管《纯粹理性批判》一书中,认识论占有了很重要的份量,但是,同样明显的是,所有对于认识论的分析都是为建立科学形而上学的可能性作奠基的。这种形而上学已经是实践本体的问题,是人类生存的理想问题。康德的批判哲学的实质应该是西方哲学传统中的实践哲学,是道德哲学、政治哲学、法哲学、社会哲学、宗教哲学等所谓的部门哲学展开的。然而,我国的西方哲学研究对此没有给予应有的重视,致使我们在理解西方现当代哲学时多少有些偏差,这种偏差使得我们对于西方哲学研究,对于我国思想文化的发展,几乎很难产生很大的影响,这是我们现今应该重视的一个问题。     

休谟政治哲学中的演化博弈论

如果人们早一些读懂休谟，政治哲学史或将改写。休谟政治哲学包含大量深刻洞见，却没有被认真对待。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休谟的科学倾向(试图建立道德与政治生活中的牛顿力学)所导致的理解困难是重要原因之一。近年来，学界试图以社会科学领域的新进展尤其是演化博弈论重新发掘休谟的政治哲学思想。以演化博弈论解读休谟的政治哲学，一方面可以使休谟政治哲学的核心概念如惯例、财产权的起源等获得合理的解释；另一方面，演化博弈论可以为休谟的洞见提供坚实的证明。此外，在休谟对财产权的论述中，休谟认为财产权的效力来源于打破这一惯例所带来的不便。这实际上提示了一条跨越“是”与“应当”的途径——藉由对后果的反思建立规范性。换言之，休谟的文本之中即蕴含着打破“是”与“应当”区隔的线索。     

财产权批判与《资本论》的主题

财产权是现代政治哲学的核心主题。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个核心政治观点认为,资产阶级财产权关系不是自然的永恒的,而是历史的暂时的,因而是必然灭亡的。这一观点肇始于马克思与蒲鲁东的争论,马克思认为,蒲鲁东对资产阶级财产权的批判未能达到一种历史性的理解,结果沦为对资本主义的辩护。马克思对资产阶级财产权的历史性研究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充分展开,尽管在后来的《资本论》中,这些历史研究内容因为科学体系的需要而大大压缩,但财富和财产权问题仍然是《资本论》的理论内核,并构成马克思全部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根本问题。     

自然·自由·上帝——读《康德的信仰：康德的自由、自然和上帝理念批判》

自20世纪70年代末起,康德哲学一直是我国学术界研究的重点话题,无论是在形而上学、政治哲学、历史哲学、伦理学、美学、逻辑学乃至宗教学中,我们都能听到康德的声音。这三十年多的研究经历了从宏观综述到微观考察、从客观介绍到主观评介的转化过程。目前深入研究和理解康德哲学的国人专著虽然较多,     

现代公共理性观念的溯源——康德的公共理性观念及意义

公共理性是当代英美政治哲学一个核心观念,它关涉着现代西方社会多元化导致的冲突之解决。西方近代哲学史上,公共理性概念可以追溯到康德哲学。在《纯粹理性批判》中,康德主张给予人们以不同方式运用理性的自由,通过理性的批判产生公意,"批判"就象"公共意志",根据全体有理性的人的同意来进行裁决。在《历史理性批判》和《法的形而上学原理》中,康德明确了"公共理性"是法治社会所给予个人的自由权利,以及解决冲突的基本态度。康德对"公共理性"的这种理解,深刻地影响了现代政治哲学,特别是其与罗尔斯的"公共理性"观念之间的有意义的联系和意味深长的区别。     

从直观到实践——马克思与康德哲学思想的一个比较

在马克思和康德的哲学思想中,都存在一个由直观到实践的过渡。在康德哲学中,这一过渡是在其理论哲学向实践哲学的进展中出现的。在马克思哲学中,这一过渡伴随着其新世界观的诞生。两者的相似之处在于:它们似乎都伴随着由理论哲学向实践哲学的转移。但由于这种过渡在康德那里存在于康德哲学体系内部,而在马克思这里存在于对费尔巴哈等人的直观唯物主义的批判中,因而不论是在起点还是终点上都存在重大差异。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实践观是在这一过渡中形成的,而并不直接源自于对康德实践理性概念的批判。     

康德哲学中的尊严与价值

尊严与价值的关系是康德哲学中最为扑簌迷离的问题。通过对康德哲学中内在价值和绝对价值概念的分析,我们主张,绝对价值和内在价值是对尊严之价值属性的描述,而非定义。有些康德主义者们认为,康德将尊严定义为价值,并进一步将其视为尊重人这一道德命令的根据。事实上,这一观点与康德哲学的思想存在分歧,因为在康德哲学中,价值概念不可能成为道德命令的根据。     

"活的形象"与席勒的政治美学

康德的原则是席勒美学的出发点。在康德哲学中,“休谟问题”是重要的思想契机:事实与价值的分裂,在康德哲学中,以“自然”与“自由”,或曰“是”与“应当”的分裂而出现。“判断力批判”则是康德弥合分裂的桥梁。美学问题之中隐含着深刻的哲学问题。对于席勒,康德的“休谟问题”已经成为思想的背景,而康德本身也成为了问题,这就是席勒的“康德危机”[1]。更重要的是,席勒焦虑的问题是现实政治的危机,一方面是法国大革命粗野暴戾的自然暴力,一方面是上层统治阶级腐朽专横的道德法律,一个是“野”,一个是“蛮”,自然的法则与道德的法则所构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