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学之为"道德的宗教"——析牟宗三对宗教问题的论述

哲学应担负起"现实关怀"和"终极关怀"两种使命,这两种使命为哲学之两"极".然而,传统儒学推开了"终极关怀"这一"极".面对西学的大规模东渐,这一问题成为现代儒学不可回避的问题.在此方面,牟宗三对"终极关怀"这一"极"进行了有益探讨:其一,无论就宗教之"理"来看,还是就宗教之责任来看,儒学就是宗教.其二,由于儒学不具有一般宗教之形式,且它所强调的是"天道"、"超越而内在"等,故其为一种特殊的宗教.其三,儒教将重点放在道德之本心与道德之创造上,故是一种"道德的宗教",亦是一种"人文教".     

“易有太极,是生两仪”释义辨正

对于《周易》中"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一句,虞翻之直训、王弼形上之训、孔颖达"明道之大法"之训、朱熹"圣人做易自然之次第"之训、来知得"加一法"之训、王夫之筮法之训等,同异互见,各呈其妙,但释义均不尽通达。近哲高亨以天地释"两仪"、以"是"为"太极"之训简洁明了,思路却与宋明诸儒相同。实质上,从《易传.系辞》和《易纬.乾凿度》对此句的以经解经、以传解经以及刘大钧的考辨中可以看出,其要义在于合本体与功用为一体的哲学之思,诸家注解之异乃各取所需的结果。     

论明代监察御史选任的五维建构

中国古代监察制度被西方学者誉为中国历史上的第二条"万里长城",监察官员历来被称作是"风宪""耳目"和"言路"之官。身为"风纪之司"的明代监察御史品秩虽不高,但权力极重,确有"使一县之众必由于令,一郡之众必由于守,守之权归于按察,按察之权归于天子,则天下如网网之相维、臂指之相使矣"之功。正因监察御史的作用不同一般,对其选授的标准也就更加严格。明代对监察御史的选任经过历朝不断完善,形成了一套严密而独具特色的制度。     

史前时期“实物之编”的思想灵光

一般认为,编辑活动产生于文籍出现之后。在文籍出现之前,自然不存在现代意义上的编辑活动,但存在着最为原始的"编"之行为和"编"之思维。在结绳时代,绳索是一种信息传播的媒介,编法不同(如绳之大小、结之多少),传播的信息则不同。这种"实物之编"已体现出一种原始的编辑传播思想,即通过一定的媒介(绳索)和媒介制作手段(编法)来记录和传播信息,这一点在本质上是与后世"文籍之编"的编辑思想相一致的。由此,可以说"结绳记事"是一种最为原始、最为质朴的"编辑活动","编"之行为、"编"之思维,先于文字而存在,正是先民的这种"结绳"活动和"结绳"思维,才孕育了后世"文籍之编"的编辑思想和编辑实践。     

大一统民族之观念具形——中西文化相区别之根源

"民族观念之具形",是牟宗三先生写作《历史哲学》一书时开题运思之创举。牟氏借鉴了黑格尔《历史哲学》之方法论,从哲学精神之最高聚焦点来反思与审视历史。黑格尔在其《历史哲学》中,叙述了"希腊精神"表现于艺术家的"石头—雕像"(材料—形式)之形式走向中,此即西方理性精神之客观化过程。此一"物化"过程,便是"西方民族观念之具形"。这是西方向外逐物文化的必然过程。但中国文化不是"逐物"文化,而是向内反省之"心性"文化,其观念具形之方式、过程,与西方绝异。它不表现于艺术家对象之一"物"上,不是物化之形式,而是表现于古代史官心性反省之图式上,亦即"天人一体"之德性仁心之象征联想图式上:"掌官书以赞治——本天秩以定伦常"、"正岁年以叙事——法天时以行政事"。这是"史官三性"("首领—巫师—史官"三位一体性)治术之德智两大律。此等史官三性之"天人一体"之观念具形,在后世习俗中即结晶为玉琮与方孔钱,其以天圆地方象征人之通天意识,并以方以智圆而神的二型智慧(象征天地之理),通贯人之性灵。"天人一体"之核心观念是造就一颗"求善向上之德性仁心"。这便是中国民族观念在心性之象征图上之具形,完全区别于西方的理性客观化之"物"性具形。此是中西文化相区别的起点根源。     

"情节单元" 释义——兼论俄国李福清教授之"母题"说

"Motif"一词,用作研究民间故事之术语时,指故事中最小之完整叙事单元,胡适将之音译为"母题".本文讨论中国文学之表意特性及母题之易被误解为"主题",而改以"情节单元"作为对应.     

元春判词新解——“榴花”“虎兔”“香橼”的真实内涵

元春判词中的"榴花"一句与废太子胤礽的《榴花》诗中一句极度吻合。"虎兔相逢大梦归"中之"虎"与"兔"实为元春与秦可卿之代指。即使在胤礽与秦可卿之关系尚待可考的视域下,能够肯定的是元春之死与胤礽有着莫大关联。而将被前人忽视的"香橼"一词置于医药学之视角下考察会发现,元春的真正死因乃是因为痰疾暴毙。     

论秦徭役制中的几个法定概念

秦的"更"役与"正"役,其内容、性质与起役之龄皆有别。凡单言"更"或"更"卒者,尽皆指为月更之役卒。一年一度的月更之役,称为"更"役,应"更"役者,在习惯上可以称为"更"卒。"正"与"正"卒之称既有别而又相一。凡按律应从事军戍之役者,则通称之为"正",此为着重就其在役之龄方面而言之;凡正在从事军戍之现役者,则可通称之为"正卒"。此二义又实相联为一事,只是其中言各有所侧重而已。然"更"卒与"正"卒,并非两类人之别,而是同一个人应为国家所尽的两类不同性质的徭役义务之不同。"更"、"正"起役年龄先后稍有所差。先为"更",待稍壮之后,即按法定年龄"移为正",并按编次从事正役。每一个男子一生,在法定役龄期限内,既须为"更",又须为"正"。"更"的役期以月计。"一更"就是一月的时间。正役役期以岁计,所谓"一岁屯戍,一岁力役"即是也。时间总为二年。     

论"士"在现代社会中的角色转换--三论张东荪先生的儒学观

传统社会里"士阶级"完成两项功能一曰"清血针",政治上"以德干政"; 二曰"维持力",社会上"以德系群".他们手中唯一的法宝只是"极高度的修养"或曰"道德".现代社会之社会结构,要比传统社会复杂得多."士"所担负的使命得有根本的变化,"士阶级"本身也必得根本的改造.现代社会里政治之复杂性及社会之复杂性,恐远非简单的"以德干政"和"以德系群"所能解决.所以"士阶级"必须改变自己的努力方向,不再辅佐君主(现代社会之成立以君主之消亡为前提),而是辅佐整个儿的文化"代表理性主义",成为"理性"之代表;"代表道德主义",成为"道德"之代表.质言之,成为"文化"之代表,成为"文化"之"负担者"与传承者.此一使命超出传统使命之所在,在除了"道德"的使命以外,"士阶级"还须承担"知识之使命".     

火烧连营说“猇亭”——三国古战场考察之一

火攻猇亭是吴蜀夷陵之战中最为关键的一场战役。刘备主力一直在江南夷道连营,故此"猇亭"不可能在长江之北,应在长江之南的清江流域,大体位于今湖北宜昌市长阳县磨市镇下溪口村至宜都市石门村一带。夷陵之战前并不见"猇亭"之称,它可能是刘备对于一处邮亭的临时更名。今之"江北猇亭"是小说《三国演义》流行之后的产物。     

《淮南子》审美理想论

《淮南子》的审美理想是一种汇融万千、宽宏博大、真善美和谐统一的"大浑为一"之美,体现在三个方面:一、大"道"是"大浑为一"之美的理论前提和哲学依据;二、"大浑为一"之美的表现特征为无限丰富性、雄浑壮大的审美形态和大审美观视野;三、"大浑为一"之关体现为真善美和谐统一的"神化"最高境界.《淮南子》的审美理想是汉初时代精神的突出表现,对中国的审美文化传统产生了深远影响.     

墨家之“义”与“侠义”和“正义”

从字形构造看,"义"一开始就带有"神圣命令"的意涵,墨家之"义"恢复了这个意涵。墨家之"义"还具有利他、不分亲疏、追求公平正义等特征。后世的"侠义",经过明代通俗小说的推衍和近代梁启超等人的论证,逐渐与墨家之"义"联系在一起。而"正义"这一术语虽然是在翻译西方著作中生成的,但它的内涵却与墨家之"义"有许多相同点,在墨家、儒家的基础上进一步接受和改造"正义"这一关键词是有可能的。     

《论语》中的勇:历史建构与现代启示

<论语>中"勇"字具有几种不同含义,集中表现在"子路之勇"论说上面.<孟子>、<荀子>中勇之类型学均致力于勇者人格的塑造,其"大勇"、"上勇"之"大丈夫"、"士君子"之德性既有内圣挺立之一面,亦兼有外王之内涵,而此勇者之原型游弋于"曾子之勇"与"文王之勇"之间.降至宋明理学,"勇"之论说生面别开,"颜子大勇"的论说成为各种"勇"论的主调,仁、智、勇三达德的排序亦成为"成德"与"入德"关系问题而得到专题讨论,勇德内敛为一种内在德性生命的品质.至近代,面临列强觊觎之危局,以梁启超为代表的士人重塑"勇"传统,"孔子大勇"定下了<中国武士道>一书的基调.胡适之<说儒>实属重谈"梁调".现代儒家的义理建构中,"勇"几乎不占有任何地位,作为"三达德"中的一目,勇德几近形同虚设.在"英雄社会"、"圣贤社会"不再的"当今时代"之中,还有无必要谈论"勇"以及如何谈论"勇"?他山之石,或可给予我们启发.     

“生之谓性”与“天命之谓性”--程明道“性”论研究

在北宋诸儒中,程颢"性"的学说极富有特色,它不仅深深地影响了朱子,而且本身就是湖湘学统的源头所在,形成宋明道学中颇具特色的一大传统.程颢在论性时,虽然借用告子"生之谓性"的说法,但实质上是将<中庸>之本然的"天命之性"涵摄"生之谓性"并赋予了它全新的意义.在此基础上,程颢提出"性即气、气即性"这一命题,指出本然之性代表着一种性气未曾分离的更为原初的关系,进而他认为这种本然之性超越善恶,作为价值判断之善恶乃从本然之性中派生出来,非性之本身,从而为其工夫理论确立了本体的基础.     

生命与道——论早期道教生命伦理观的哲学基础

老庄的"道"本体论及其早期道教"道"本体论思想,其"道"不仅是一种自然之"道",也是一种生命之"道",蕴含了无穷的生命创造能力。"道"是生命之源,生命的流程就是"道"的流程,生命在"道"的作用下生生不息。因此,"道"论思想是早期道教生命伦理观的哲学基础。     

"义利之辨"的人学底蕴--在个体认同层面的展开

"义利之辨"本质上是一种人生观之辨,它具有深厚的人学底蕴;在人学意义上,"义利之辨"涉及的是个人与自我、个人与他者之间的关系,反映的是一个人如何对待"自我"、如何对待"他者"的问题;在个体认同意义上,"义利之辨"所内蕴的"自我伦理"和"他者伦理",形塑一种特定的自我观和社会观,为个体的自我认同和社会认同提供一种道德框架.     

从《论语》析伯夷形象

《论语》中的伯夷形象是较为清晰的,孔子在《论语》中给予了伯夷"仁"的评价,这从"求仁得仁"中即可看出。而在孔子看来,伯夷之"仁"则包含有三个重要内容,即"让"、"义"、"忠"。伯夷之"让"是伯夷之"仁"的重要表现形式,而伯夷之"义"则是伯夷在追求"仁"的过程中所表现出的一种行为,因此不仅可以将伯夷之"义"视为伯夷之"仁"的重要内涵,也可将伯夷之"义"视为伯夷以"仁"为目的的"行义"。而伯夷之"忠"则是伯夷之"仁"的内在动力。除此之外,伯夷在追求"仁"的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杀身成仁的精神,也是伯夷之"仁"内涵的一部分。     

"科学":概念的古今转换与中外对接

历来的外来语辞书和论著,都误将"科学"列为日源词,本文考证,"科学"本为中国古典词,是"分科举人之学"、"科举之学"、"分科之学"的简称,宋代已经出现。"科学"一词传入日本,在"分科之学"意义上被日本人使用。至幕末、明治时期,日本人以"科学"翻译Science,因作为西方近代文化产物的Science具有"分科之学"的意蕴。清末、民初,中国留日学人把此一意义上的"科学"作为新词传回中国,成为中国现代文化的一个核心概念。     

“身不自身:”罗近溪身体论发微

身体并不是独立自存的个体身体,而是关涉到"天"、"人"、"心"之关系身体。就其"天"的一面,吾人此身与天地万物之身一道是天地"和气"之凝聚,此"一气贯通"之存在论使得吾人此身为一万有敞开之场所;就其"人"一面,吾人此身乃有"三条大根",根于父母、连着兄弟、带着妻子,并进而"联属"国家天下,"统会"上下古今,此纵向的世代生成性与横向的绵延扩展性构成了吾人此身之人间生存谱系;就吾人此身与"心"之关系,则身心互摄,而赤子之身心浑然一如,正体现了天人合一之身体的"原型:""人体"即是"天体;"身体实是天地万物之间一"感应器",它在与天地万物同感共应之中,万物遂"责备"于我。故罗近溪之"身不自身"的观念挺立的是万物一体的责任意识,而与道家之"身不自身"、纵身大化中不喜亦不惧的忘形观形成鲜明对照。     

吴康斋哲学思想之特色及其意义

黄宗羲在<明儒学案>中对康斋哲学思想的特色及其意义作了一简要概括,指出康斋思想的特色在于"一禀宋人成说",即严守朱子之矩镬;康斋哲学思想的意义在于其对明代心学有"启明"作用,即其所谓"微康斋,焉得有后时之盛哉".其实,康斋之学乃圣贤之学,其对明代心学之"启明"并非学理上之"启明",而是笃志圣贤之实践.康斋之人格与实践乃康斋哲学思想的特色与意义之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