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形势下中国西部城市中等收入阶层发展状况实证研究

文章以西安为例,对新形势下中国西部城市中等收入阶层发展状况进行实证研究。首先,在厘清中等收入阶层的概念的基础上,结合国内有关中等收入阶层实证研究的现状阐明西部中等收入阶层发展状况的实证研究的必要性;其次,通过项目调查数据的整理概括对西安中等收入阶层的现状、特点及发展变化进行了定量分析和实证研究;最后探讨了新形势下中国西部城市中等收入阶层的培育途径及其机制创新。认为规范收入分配秩序,提高收入,完善社会保障制度是扩大中等收入阶层的主要上升渠道。为此,应提高整个社会对中等收入阶层社会功能可变性的认知程度;建立健全以推进教育公平、房地产改革创新及加快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为内容的合理保护西部中等收入阶层利益的各种政策体系：建立并不断完善合理调节各阶层利益关系的就业、创业的法律政策体系,为中等收入阶层的培育和发展创造良好的社会条件。建立并不断完善合理调节各阶层利益关系的财政政策体系。     

当代中国社会结构研究中的阶层分析与阶级分析

阶级与阶层是研究社会结构与政治发展动力问题的核心概念。阶级是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基础上,按照生活方式和政治组织等因素而划分的社会集团;阶层是处于阶级内部和阶级外部的更为细小的社会集团。阶层分析与阶级分析从理论上看都是为了解决社会发展的动力问题,从实践上看都是为制定合理的社会政策提供知识保障。中国社会结构正经历着一场巨大的变化,全面、深刻地理解这种变化,必须综合运用阶层分析和阶级分析。综合阶层分析与阶级分析有利于化解社会矛盾,整合社会力量,维护社会稳定,推动政治发展。     

市民社会与中日的近代化

中日两国的近代化历程具有较大的差异性。从市民社会的角度出发去考察:第一,在历史时段上,日本在元禄时代(18世纪前后)市民社会力量就已经成长起来,而中国则是在清末“新政”时期(20世纪前后)才产生了市民社会的萌芽。第二,在社会力量上,日本的武士阶层是市民社会的特殊力量,而中国的士绅阶层,却成为维护封建制度和秩序的顽固势力。第三,在社会经济上,日本的新兴商人作为市民社会的重要力量和反抗幕藩统治的生力军,而中国的商人最终不是作为独立的阶级(或阶层)出现于社会,而只是地主、官僚阶级的附庸而已。中日两国市民社会的不同状况和发展差距,决定了近代化过程中的差异性以及不同的历史命运。     

农民工阶层的特征与社会地位

农民工从其社会属性看已经成为一个阶层,具有阶层流动性强、职业低质性、让会网络复制性、生活方式疏隔化等阶层特性。其社会地位总体上处于城市社会的底层,是城市社会中的“佣人”阶层、“沉默”阶层、“无根”阶层和“边缘”阶层。阻碍农民工在城市生存与发展的主要问题源于社会制度与社会政策的障碍,因此,制度的改革、创新便成为新的问题提了出来,而市场与政府是冲击这种陈旧制度与政策的两股最重要的力量。     

当代大学生社会稳定观教育研究

大学生是维护社会稳定的重要力量,但又处于政治心理不成熟的阶段,其政治热情对社会稳定具有双重影响.应当科学解读社会稳定观,寻求大学生社会稳定观教育的着力点,让社会稳定观念深入人心,人人维护社会稳定.     

中产阶级是"社会稳定器"吗

在当前社会科学研究中,往往强调中产阶级维护社会稳定的功能,认为中产阶级是社会“稳定器“,形成了中产阶级“社会稳定器论“。考察“社会稳定器论“产生的理论渊源和时代背景以及中产阶级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发现中产阶级并不总是具有稳定社会的正功能,中产阶级也会引发社会冲突,社会冲突对于社会发展也具有正功能;相对于社会稳定和冲突,社会和谐才是更高的社会价值追求。     

论社会保障与社会稳定发展

社会保障体系是社会大系统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子系统 ,它具有“安全网”“稳定器”功能 ,是社会稳定发展的保证力量。本文认为 ,维系社会良性运行应及时配套建立起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利益关系调节、保护“装置”。     

基于均衡阶层话语权的社会稳定分析

阶层话语权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作为公民的基本权利,是影响公共政策形成的重要因素,也是社会各阶层的利益诉求得以实现的重要手段.阶层话语权均衡,则公共政策公正、有效,利益分配合理,社会稳定;反之,阶层话语权失衡,公共政策失效,利益分配失调,社会失序.当代中国社会阶层话语权的失衡是造成“社会排斥”与“凝固化”现象、引致社会断裂与社会失序的根源,是影响社会稳定的源头所在.     

快速转型时期我国社会矛盾化解新机制探索

当前转型时期,特别是金融危机影响的经济下行使中国长期积累的矛盾进一步浮出水面,隐性矛盾显性化,显性矛盾更加尖锐.在力保经济增长的同时,探索社会矛盾化解新机制、全力维护社会稳定成为党和国家面临的重大现实问题.胡锦涛总书记在十七大报告中就完善社会管理、维护社会安定明确指出,社会稳定是人民群众的共同心愿,是改革发展的重要前提.妥善处理社会矛盾,需要从改革和完善决策机制层面加强对社会矛盾化解机制的研究,健全社会矛盾化解的政府公共机制,创新社会利益的整合机制和利益诉求表达机制,完善政府对社会矛盾化解的调处机制与权益保障机制,推动和完善社会组织的发展,充分发挥社会力量参与调节作用,真正建立社会矛盾化解的多元新型机制.     

消费社会中“中等收入阶层文学”生成的可能性

中西社会分层本身存在着差异,社会分层与文学的位置也并不存在着对应的关系,消费社会文化对文学创作和接受的影响十分巨大,因此,在目前中国的社会文化背景下建构"中等收入阶层文学"在理论上是机械、片面的。     

政策决策过程的社会稳定风险识别研究

中国面临着不断升级的社会性冲突风险,而政策决策和行为成为冲突风险的主要来源.政策从制定到实施都是一个利益分配和协调的过程,这个过程非常复杂和困难,一旦出现不协调和不平衡现象,就会出现风险.显然,识别政策决策过程的风险至关重要.构建社会稳定风险识别模型,并通过实际案例分析阐释利益群体引发风险的行动逻辑,将有助于决策主体在决策过程中围绕利益群体的价值观、决策属性、决策资源、执行制度进行风险识别,不断提高决策质量.     

论农村阶层利益结构与农村社会稳定关系

农村阶层利益结构的分化有其必然性和合理性,但阶层利益结构的失调会引起部分农民的相对剥夺感,造成不正当竞争和行为,进而引起社会震荡,影响农村社会稳定与发展．本文在分析农村阶层利益结构特征的基础上,从坚持差别＊格原则,优化社会经济环境,政府调节补偿及管理控制等方面,分析了农村利益结构调整的对策．     

农村收入分配与社会分化

中国农村的收入分配差距正在迅速扩大，具体表现为人与人之间和地区与地区之间的收入差距扩大．收人分配与社会分化是互相影响的，职业分化影响着收入差距。在不断扩大的收入差距中，农村私营企业主和农村干部阶层是引人注目的两个阶层，同时贫困农民的处境令人关往．民众对收入分配的心理承受能力与客观存在的钱权交易，将对社会的稳定构成威胁．     

中国社会阶层固化趋势及其治理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持续增长,人们的物质和文化需求得到极大满足,但也出现了以收入差距扩大为主要特征的不平等现象,社会流动出现障碍,能否据此就判定中国社会出现了阶层固化还是一个需要深入讨论的课题。从社会分层理论出发,深入理解社会流动和阶层固化的内涵,对中国社会流动总体态势做出基本判断,全面分析形成阶层固化的因素,以寻求促进社会流动更为合理的中国方案。     

当代中国社会各阶层矛盾论

在当代中国,官员阶层与其他各阶层的矛盾,个体私营者阶层与其他阶层的矛盾,知识分子阶层与其他阶层的矛盾是有代表性的主要的阶层矛盾。社会体制的弊端,社会利益分配不公,科技教育发展严重滞后,社会各阶层心理失衡,是当代中国社会各阶层矛盾的根源。完善体制,行政协调,法律规范,社会协商,舆论引导是正确处理社会各阶层矛盾的方法。     

农民分化与村庄社会整合

当前农村社会日益严重的阶层分化与农民经济分化有关,但高度的经济分化并不必然产生阶层分化。发生在熟人社会场域中的农民分化受到村庄社会整合机制的作用,形成了村庄社会的低度分化。村庄社会整合机制体现为：基于血缘地缘关系形成的宗族结构,为村民提供情感认同与价值规范;以集体经济为表现形式的经济基础,强化村庄治理的公共性与村民的利益关联;以公共生活为载体的媒介机制,为村民提供价值再生产空间,形塑互助合作的阶层关系;以村规民约为主要形式的制度基础,通过对个体的行为约束维护村庄公共秩序。村庄社会整合的四重机制通过维护村庄公共性弱化了不同阶层之间的分化与区别,重塑了一个稳定有序且有活力的熟人社会秩序。     

论税收政策的社会功能

要实现阶层结构的合理化、收入分配的公正化、社会组织发展的有序化,就必须充分认识和发挥税收政策的社会功能。从阶层结构合理化来看,税收政策可以缩小底层阶层,扩大中产阶层;可以稳固中产阶层,限制上层阶层。从收入分配的公正化来看,税收政策有助于实现阶层、地区、企业和行业间收入分配的公正化。从社会组织的发展来看,税收政策可以间接为社会组织提供资金支持;可以有效引导社会组织人才队伍壮大;可以规范社会组织的运作,加强对社会组织的监管。     

论中产阶层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的稳定器作用——以亚里士多德的社会稳定观为题引

古希腊思想家亚里士多德在其名著《政治学》中提出,中产阶层不发达是政治不稳定和独裁政体代替民主政体的根源。亚里士多德的以中产阶层为基础的社会稳定观给了我们这样一个现实启示:一个真正现代化的、稳定的国家必然是以中等收入阶层为主体,高、低收入者所占比重都不大的“橄榄型”构成,也就是中间大、两头小的社会结构。因而可以说,中产阶层占据主体地位是现代社会保持稳定的“安全阀”和结构性因素,中产阶层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稳定器。就亚里士多德的社会稳定观及其对我国现代化进程中保障社会稳定和谐的现实启示意义作一点探讨。     

西方国家运用社会政策调整收入差距的考察及其启示——从库兹涅茨曲线谈起

库兹涅茨的"倒U曲线"理论,实际上只是对社会转型时期初次分配过程中收入差距变化的一种假设,对社会生活有着更为直接影响的实际收入差距从来就不存在自然扩大或缩小的问题,它实际上始终都是社会政策调整的结果。通过社会政策把实际收入差距调整到一定范围之内,这是战后以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能够持续运转的一个重要经验。西方社会政策发展的历程和经验表明,社会政策已经成为现代社会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世界各国在发展中进行自我调节的重要机制,作为调节收入差距的工具,它通过控制收入在国民间的配置,促进社会公正,成为保证社会持续稳定运转的重要工具。对我国而言,必须大力发展和完善社会政策建设,以达到控制收入差距、促进社会公正、维护社会稳定和谐的目的。目前,提高社会政策的统筹性,建立健全城乡一体、工农一体的社会政策,加强社会保障制度的建设与落实,提高农村社会政策的投入和建设水平,是当务之急。     

重大决策社会稳定风险评估的主题、内容与方法

重大决策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是相关主体运用现代社会科学的分析方法对重大决策可能会带来的社会稳定风险进行科学预测,并且根据预测结果对决策的相关内容进行调整或者制定相应风险应对预案的活动。影响社会稳定的因素有:经济发展不平衡、物价不稳定、失业、腐败、收入分配不合理、社会心态和社会人口流动等问题。在客观上,政策的实施可能会导致政策对象的利益受损;在主观上,政策的实施可能会对政策对象的感受或生活习惯造成冲击。从内容上看,重大决策社会稳定风险评估要求从重大决策的利益相关者以及社会稳定风险的发生点、时间空间范围、等级等几个方面进行。在方法选择上,为了更好地提高重大决策社会稳定风险评估的有效性,应当根据政策制定不同阶段的特征,灵活地选择访谈法、专家预测法、问卷调查法、定量分析法、比较案例分析法、实验研究法等多种评估方法进行组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