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公民基本权利限制的基本原则

公民基本权利是宪法所规定的公民在国家和社会生活中最主要的权利.公民基本权利进入行为领域,都应受到限制,但对限制公民基本权利的国家行为应实行更为严格的"限制".对公民基本权利的限制应遵循下述原则:(1)不损害基本权利本身原则.不能只见限制,不见权利;(2)法律保留原则.对公民基本权利的限制,应由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立法进行;(3)明确化原则.限制公民基本权利的法律条文的文意,应具体明确;(4)司法审查原则.对限制公民基本权利具体行为,公民相对人可提起司法审查.     

基本权利限制之限制

限制基本权利不仅必然也是必须,但对限制公民基本权利的国家行为应实行更为严格的"限制",即必须遵循一定的原则:法律保留原则、限制条件明确化原则和比例原则等。法律保留原则旨在规制限制基本权利的行为主体,限制条件明确化原则是对宪法和法律限制基本权利内容方面的要求,比例原则是国家机关特别是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在适用法律,实施具体的限制基本权利行为时应当遵循的原则。三者构成有机统一的规则予以制约相应的国家行为。除此三原则外,限制基本权利还应包括宪法保留原则、利益衡量原则和救济原则等。但宪法保留原则在目前中国不切实际,利益衡量原则可以成为比例原则中的内容,救济原则在时下我国更多是部门法的课题。     

独联体《信息获取权示范法》述评

在独联体成员国的民族立法中,信息自由成为与思想、言论、出版自由同位阶的基本权利,受到高度关注。在独联体私法统一化运动的推动下,出于对信息获取权的保障,独联体成员国议会间大会通过了极具权利保障色彩的《信息获取权示范法》。对作为人和公民的基本权利的信息自由的保障成为独联体各成员国在进行信息社会建设和信息法制建构中的一项基本原则。     

论无行为能力人配偶离婚自由权的行使——从《今日说法》“今生无法牵手”案谈起

我国早在1950年婚姻法就已经确立＂婚姻自由＂原则,这里的婚姻自由既包括结婚自由也包括离婚自由,是我国公民所享有的一项基本权利。但在现实生活中,无行为能力人的配偶行使这一权利却相当艰难,它会涉及到享受权利与履行义务的冲突,个人利益和社会利益、国家利益的冲突。所谓＂有权利就要有救济＂,因此如何处理和协调无行为能力人配偶离婚权的行使,以保证公民合法权利的享受,是法律必须解决的问题。     

论罗尔斯平等思想

作为自由主义代表人物的罗尔斯提出自由和平等的普遍社会正义原则,但他更看重平等,因为正义总是意味着平等.他认为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社会基本结构的正义构成了平等的基础.对公民基本权利和义务的分派如政治上的自由、言论和集会自由等公民基本自由要求权利平等原则,不允许公民间基本自由存在任何差别.在收人和财富的分配上,为克服社会偶然因素和自然偶然因素对人与人造成的不平等,他在承认效率原则和形式平等所遵循的纯粹正义的程序的前提下,提出了机会的公平平等原则与差别原则结合的正义第二原则.     

自由的法律限度

“法律既限制自由又保护自由”,意指法律通过限制政府的恣意以保护公民的行动自由。本文通过对自由-秩序、自由-利益、权力-责任、权利-义务的关联性分析,将法律限制自由的原则归结为:规律原则,损害原则,权利抽象化、权力细化原则。     

论公民言论自由的价值及其法律限制

言论自由是公民的一项最基本权利,包括言论与不言论的自由。言论自由的价值在个人的发展、社会的进步与国家的建设三个维度上得以体现。但言论自由不等于自由言论,无限制的言论自由只会导致言论的不自由。因此,言论自由在受到法律保护的同时也要受到法律的限制。     

迁徙自由的宪法学思考

迁徙自由是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我国宪法应加以恢复和保障.针对我国的实际情况,认为恢复迁徙自由势在必行,并为恢复迁徙自由建构了遵循的基本原则和路径选择.     

略论宗教信仰自由

1 宗教信仰自由是党和国家关于宗教问题的基本政策,也是国家宪法和法律赋予公民的基本权利。早在民主革命时期,根据地就实行了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1936年5月25日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发布的《对回族人     

清末的出版自由与报律的限制

言论自由作为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出版自由是其延伸。清朝末年一些先进的思想家提出言论自由、出版自由的思想,出版业也开始起步。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清王朝通过法律的形式对新兴的新闻业进行了限制。文章对这一阶段思想家的言论自由的思想进行了介绍,并对清末相关法律进行了实证的分析。     

论德国法对公民基本权利的保障与国际商事关系的良性运转

经济全球化的加剧促使国际商事往来日益频繁,为了促使良性国际商事关系的形成,各国政府在推动国际商事关系发展的同时,必须调和个体利益、特殊利益和公共利益之间的矛盾。1949年的德国《基本法》确立了不可让渡的人权保障原则,并引入"永久保障"(Ew igke itsgarantie)条款;1961年的德国《对外经济法》规定了对外经济自由原则。德国《基本法》和德国《对外经济法》所保障的基本权利在维护国际商事关系有序发展的过程中,不仅在国内层面而且在国际层面提供了人权保护,使个人自由和公民基本权利在国际商事关系中与在国内具有同等的地位。德国法的规定对各国构建良性国际商事关系的法律保障制度具有借鉴意义。     

不方便法院原则在我国的适用研究

现在中国已经成为ＷＴＯ的成员国，我国的公民和法人将有更多的机会参与国际民商事交往，管辖权冲突的现象也将随之增加。不方便法院原则作为本国法院拒绝或放弃本应行使的对国际民商事案件的管辖权从而实现消除管辖权冲突的一项原则，体现了国际民事诉讼领域的国际协调精神，我国一国两制四法域”的“国情为“不方便法院原则”的适用提供了空间。因此，有必要在相关立法中予以明确规定或者重新建构。     

罪刑法定原则视域下兜底性条款的限界设定——以非法经营罪为视角

罪刑法定原则要求法律明确性和禁止溯及既往,以此满足国民预测可能性要求,从而为人们行动自由提供前提性条件。法律的稳定性使得刑法一时难以应对社会情势的变迁,为了严密刑事法网,于是刑法条文中出现了兜底性条款的规定。为了满足司法明确性的要求,司法机关对兜底性条款作出补充解释,使得兜底性条款外延不断扩张．如司法机关对非法经营罪的解释是一明显例证。由于司法解释具有溯及既往的效力,使得国民难以预测自己行为的合法性,从而限制人们行动的自由。为此,应秉持罪刑法定原则,对刑法中兜底性条款作出合理的限定。     

政府公共警告不作为与作为的赔偿责任分析

具有政府公共警告职责的行政机关的行政不作为直接或间接损害公民合法权益,该行政机关需承担相应责任。行政不作为导致损害赔偿责任分配应遵循按份责任原则。公共警告行政作为侵权责任的认定主要采用违法归责原则。行政机关的公共警告信息形成于法有据、程序正确,即使发布的信息错误或不准确,也不应承担法律责任。     

普通公民应享有对法律文件解释的启动权

法律条文的抽象性、原则性,必然要求在法律实施过程中,对其具体含义进行解释.我国目前关注较多的是法律的解释方法问题,而很少关注法律解释的启动问题.法律文件解释的启动权是公民的一项宪法性权利,赋予公民此项权利有利于扩大公民民主参与性,有利于为公民权利提供另一种新的救济手段,也有利于法律的进一步完善.但现行法律中缺乏对公民该权利的具体规定,应在《立法法》及相关法律中明确赋予公民法律文件解释的启动权,并建立健全公民启动法律文件解释的程序规则.     

论公民迁徙自由权的法律保护

迁徙自由作为人身自由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各国宪法着力保护的公民的基本人权之一。改革户籍制度,从法律上确认和保护迁徙自由,破除城乡隔绝的"二元模式"建立统一的人力资源市场和以平等、人权、为基本价值诉求的户籍改革,迫在眉睫。中国公民享有迁徙自由权,不论国家以何种方式取消或严格限制,都无法理依据。     

网络环境中的言论自由及其规制

网络作为第四种媒体,由于其自身的即时性、广泛性、参与性等特点,成为我国目前主流媒体话语权被权力控制下,公民实现言论自由,并通过言论自由最终实现自由、民主和人权的宪政价值的重要途径。网络环境中的言论自由具有什么性质、国家能否对之进行干预、在多大范围内进行干预已成为亟需解决的问题。本文试图从分析网络环境中的言论自由性质出发,探讨我国现行立法和行政中对网络言论规制的合理性。     

论民主行政的理论发展

民主行政理论起源于20世纪60年代,70年代奥斯特罗姆正式提出民主制行政,在80年代因新公共管理的兴起而走向沉寂,直至90年代末新公共服务的提出而再次引起了学界的讨论,该理论经历了发展、成熟、低谷与再发展四个阶段。民主行政不断变迁与发展的脉络,说明了民主价值在人类社会中的重要地位,民主保证了公民之自由、独立之精神。     

契约正义与契约自由及其限制

本文通过对契约正义、契约自由、契约自由的限制三者之间关系的论述 ,论证了契约正义是契约自由的核心 ,人们崇尚契约自由是为了契约正义 ,人们限制契约自由 ,也是为了实现真正的契约正义。结合我国立法关于契约自由及其限制的规定 ,本文得出结论 :我国新合同法将契约自由确定为法律原则并大力倡导 ,其根本原因也是为了确保契约正义在我国的充分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