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营业自由及其在我国的实现路径

在大陆法系的商法理论和立法例中,商人和商行为是两个基本范畴.而无论是对商人概念的界定还是对商行为理论的建构,都离不开“营业”.营业自由是营业权的核心内容,该自由并非没有限制.对营业权的认识应有两个层次,即抽象意义与具体意义.我国立法上,营业自由首先应由宪法予以保障,其次是商事法律对这两种意义上的营业权的明确规定.法律对营业自由的限制应属强行法范畴.     

微博表达自由及其法律规制

互联网的不断发展,创造了微博。微博作为新兴的信息传播平台迅速融入到人们的生活中,这不仅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扩大了人们的生活范围,更是创造了新型的信息交流模式,丰富了人们表达自由的范围。然而,针对这一新兴事物所产生的种种问题,现行的法律由于其自身的滞后性,往往也无计可施。因此,亟待加强相关方面法律的立法,同时,更需要微博用户自身自律性的提高,从而更好地维护网络空间的和谐与稳定发展。     

VIP营业行为的法律问题及规制

VIP营业行为是VIP经营者为大客户提供优惠服务的行为，VIP营业行为具有明显的对人格权的侵权性质，它侵犯了公民的一般人格权，在适用法律上，法院应根据侵权理论来审理案件，维护客户的权益。     

自由与生命关系的哲学透视——兼论生命自由论的当代建构

自由主义者在建构自由理论过程中存在两次逻辑抽象,第一次导致自由权与自由分离,第二次导致生命权与自由权分离,最终使自由与生命走向对立。马克思在创立历史唯物主义过程中十分注重对资本主义社会个人生存状况的研究,揭示出自由主义自由论缺少生命关怀的理论缺陷及其现实根源,从而将自由理论建立在对个人生命活动状态的考察之上,为建构生命自由论设定了基色。生命自由在内涵与外延上超越自由权和生命权,它以现实生命个体为主体,以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和生命共同体为物质条件和社会条件,与其他自由的关系是有机统一、相互促进、动态平衡。生命自由论为建构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自由论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理论方案。     

我国劳动权性质的变迁与定位

在我国个人与国家之问的关系发生深刻变化的背景下,宪法上劳动权的内涵与性质也发生了变化.这在历部宪法中表现为劳动权与其他基本权利之间关系的变化以及劳动权本身内涵与性质的前后变化.在保持现有宪法规范不变的情况下,需要通过宪法解释的方法将劳动权的性质诠释为具有自由权与社会权的双重性格,这时于当下我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改革开放背景下宪法对营业自由的保护

改革开放40年来,非公有制经济为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作出了突出贡献,也受到越来越充分的宪法保护.营业自由是非公有制经济主体的一项重要基本权利.营业自由可从私有财产权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辐射下的劳动权中得出.营业自由兼具主观权利和客观价值秩序双重性质,国家不得非正当干预营业自由的行使,并且有义务保护公平的市场竞争环境,避免垄断、不正当竞争等市场行为对营业自由造成侵害.     

论量刑自由裁量权及其规制

我国刑事立法没有赋予法官在量刑上的自由裁量权,但是量刑自由裁量权在司法实践中大量存在却是不可回避的事实。立法与实践的分野使长期摇摆于两个极端之间的量刑自由裁量权既不稳定也不安宁。承认并规制是对待量刑自由裁量权的理性态度。     

营业价值理论视角下营业概念的扩张

随着经济的发展,商业交往中不断涌现新型的经济利益,对作为商业交往基础要素和商法学核心概念的"营业"提出了挑战,德国"营业权"概念的出现正揭示着这种挑战的存在.而传统商法学中营业的内涵存在局限.营运价值理论与营业概念突破局限存在契合点.从营运价值理论的视角可以将营业的内涵扩张为:蕴含营运价值的、持续营运状态下的营业财产,是营业财产和营业活动有机结合的、具有整体性的价值体系.     

营业的性质与商法构造

营业是商事关系的存在形式。实体意义的营业是商主体存在形式,表现为营业财产以及各种有价值的事实关系总体,是以商号、营业范围、企业财产和员工等要素组成的营利功能体,它使商人与民事主体相区别。行为意义的营业是商事交易的专业形式,营业规则由商人创造,被立法者认可,为商人和消费者运用,借以实现交易的社会化运作,商事行为与民事行为区别在于是否采用营业形式。商业社会持续创新,以新的营业形式代替旧的营业形式;商法从法律内部要素和形式要素来确认营业制度,形成了制度框架调整模式;营业在宪法、经济法、行政法中也得到相应规定。     

营业的性质与商法构造

营业是商事关系的存在形式.实体意义的营业是商主体存在形式,表现为营业财产以及各种有价值的事实关系总体,是以商号、营业范围、企业财产和员工等要素组成的营利功能体,它使商人与民事主体相区别.行为意义的营业是商事交易的专业形式,营业规则由商人创造,被立法者认可,为商人和消费者运用,借以实现交易的社会化运作,商事行为与民事行为区别在于是否采用营业形式.商业社会持续创新,以新的营业形式代替旧的营业形式;商法从法律内部要素和形式要素来确认营业制度,形成了制度框架调整模式;营业在宪法、经济法、行政法中也得到相应规定.     

论商业秘密权的性质

商业秘密权的性质是在商业秘密法律保护中亟待解决的一个关键性问题。学者们认为商业秘密权或是财产权、人格权、企业权、知识产权,甚至是一种全新的权利类型。从周延的保护商业秘密权的本质出发,运用法经济学有关产权界定和法理中有关民事权利分类的理论来分析,可以发现,将商业秘密权界定为一种新兴的知识产权是恰当的。     

知情权、新闻自由及立法

知情权作为公民的基本人权已成为广泛的共识,而新闻自由是实现知情权的重要途径。我国现行的法律法规对知情权的规定存在相当大的空白,而新闻自由也没有发展到一定的程度。立法上的缺陷直接影响并决定了政府监督缺位、人权保护不力等现象。我国当前应借鉴发达国家在知情权方面的立法,从而更好地保护新闻报道的自由权。     

对行政合同中契约自由原则的探讨

建立在合同当事人平等基础上的契约自由是私法合同的一个原则。在不平等当事人之间的行政合同同样应该贯彻契约自由原则。通过分析契约自由在行政合同中所表现出的特点,笔者认为,由于行政合同是行政主体履行行政职能的合同,其根本目的是要实现公共利益。因此,行政合同中的契约自由是保障公共利益得以实现的有限的契约自由。     

论公民言论自由的价值及其法律限制

言论自由是公民的一项最基本权利,包括言论与不言论的自由。言论自由的价值在个人的发展、社会的进步与国家的建设三个维度上得以体现。但言论自由不等于自由言论,无限制的言论自由只会导致言论的不自由。因此,言论自由在受到法律保护的同时也要受到法律的限制。     

和谐社会与表达自由、公民权利和利益协调

建立平等、互助、协调的和谐社会,一直是人类的美好追求.然而,有人类社会就会有矛盾和纷争,因此不存在绝对的"和",和谐社会是"和而不同"的价值观多元化的社会.和谐社会是表达自由的社会,是依法确立并保障公民权利的社会.和谐社会的根本是健全社会利益协调机制,有效控制社会利益冲突,维护社会秩序.因此,有效调节利益冲突或矛盾、控制有序社会之"熵",才是构建和谐社会之本.     

论企业管理中的“自由”与“约束”

在企业管理过程中,一方面给员工创造良好的“自由”环境,使企业员工能自由沟通,发挥个性,从而激励企业员工自主创新,在企业中实践自我的人生价值;另一方面,强化企业内部的“约束”建设,形成严谨有序的制度体系,依法治理企业,使企业在正常的轨道上运行。正确认识“自由”环境与“约束”体系的关系,建立相应的管理框架,使两者达到完美的融合状态。这种关系是企业管理中重要的一环,有利于企业快速、健康地发展。     

论竞业禁止协议效力的判定

竞业禁止是保护雇主商业秘密的一种有效措施。但雇主与雇员签订竞业禁止协议,必然会限制雇员的自由择业权,甚至会影响其生存权这一宪法规定的基本权利。因此,我们应当依法慎重判断竞业禁止协议的效力。然而,我国有关竞业禁止协议的法律规定甚少,从而导致法院在确认协议的效力时缺乏统一的认识和明确的法律依据,因此有必要借鉴国外的立法和实践,对我国的相关制度进行完善。     

新闻采访权及其法律限制

在区分一般采访权与新闻采访权法律特质的基础上,探讨了新闻采访权的法律渊源、权利属性、基本内容及其法律限制,指出新闻采访权属于新闻法制的基本范畴,实质属于社会权利而非公权力或私权利。对新闻采访权的合理限制以及对这些限制的切实实行,实质上是对新闻采访权准确行使的保障。     

论公用事业特许经营的法律定性——兼议公共服务供给的私法机制

公用事业特许经营是公用事业民营化的基本形式。公用事业特许经营合同法律属性是一种带有公法因素的民事合同。公用事业特许经营权的内容、运行及救济虽然具有一定的公法特征,但是本质为一种无形财产权和独立的法人经营权,并且是一种民法上的"准物权"。公用事业特许经营的私法属性凸显传统公共服务领域公法主治的偏颇,应充分运用公共服务供给中的私法机制,并坚持公平竞争、平等原则与信赖保护、诚信原则等私法观念对公用事业特许经营中行政特权的限制。     

论迁徙自由权的含义及法律回归

迁徙自由权作为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已经得到了很多国家的认可。这项权利不是自动出现的,而是经过斗争逐步实现和完善的。我国实行迁徙自由是融入国际社会法治文明、民族再融合及国家战略安全、农业社会迈进工业社会门槛、赋予公民用＂脚＂行使管理实务和追求幸福权利的必然要求,并且具有法律依据、现实依据、实践依据。因此必须尽快修改宪法,将迁徙自由作为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以居住证制度为突破口,积极探索迁徙自由权实现的途径;改革户籍制度,制定专门的户籍法落实公民的迁徙自由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