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剧转变中的妇女生育意愿

生育意愿是生育行为的前提,是传统生育观念与现代生育观念的结接点。中国人口控制取得重要成绩的标志之一,是改变了并在继续改变着人民的生育意愿,特别是农民的生育意愿。从70年代后期严格控制生育以来,吉林省农民以实际生育五六个孩子转变为平均要求生二三个孩子。这样急剧的转变速度,不可能征一个发展中地区自发形成。它     

当前贫困地区育龄夫妇的生育意愿

据全国23个贫困县人口与经济状况抽样调查中的生育意愿调查(1990年,每县1000户),当前贫困地区绝大部分育龄夫妇的理想生育子女数趋于2或3。在被调查总体中,只有15％左右的育龄夫妇想生育4个或更多的孩子,只生一个孩子的比例不足5％。以四川大巴山区百万人口的宣汉县(抽样调查贫困县之一)为例,在被调查的976名男性中,有486名想要2个孩子,269名想要3个孩子,     

中国育龄妇女的生育意愿研究

文章根据中国最近的生育意愿调查,分析了不同地区育龄妇女的生育意愿。各种调查比较一致地显示,中国育龄妇女的理想子女数大多是两个孩子。在经济发展较快、社会保障体制相对完善、城市化进程较快的东部地区,农村居民的生育意愿与城市居民接近;即使在生育意愿最高的西部农村地区,也仅有少数妇女有多子女偏好。生育意愿的差距已经缩小到仅仅是一孩和二孩的差别。强烈的性别偏好已成为影响生育行为的主要因素。     

中国第二期深入的生育力调查初步报告(续)

五、生育和性别偏好 (一)生育愿望和存活子女数关系密切 1.在现有在婚妇女中,北京、辽宁各有79.7％和86.4％的妇女想要2个或2个以上子女,广东、贵州、甘肃都在90％以上。其中理想子女数为两个的北京占65.9％,辽宁占62.3％,山东占58.8％。没有孩子或只有一孩明显不是妇女所理想的。想要3个或3个以上子女的妇女在广东、贵州、甘肃都占较大比例。(见表22)     

中国妇女生育意愿与生育行为的差异及其影响因素

生育行为与生育意愿背离现象广泛存在。在发达国家,普遍的情况是实际生育率大大低于意愿生育率。发展中国家同样出现了生育行为与生育意愿背离的现象,但更多呈现出与发达国家相反的规律。中国也出现了生育行为与生育意愿背离,且实际高于意愿的情况。根据中国2001年全国生殖健康调查,基本完成生育的40~49岁妇女,其平均理想子女数为1.8,而平均实际生育子女数为2.2。利用2001年全国生殖健康调查数据,考察中国妇女生育行为与生育意愿背离的特征和影响因素,并考察个体背景(个人特征和社会经济背景)、生育政策和生育孩子情况(包括孩子的性别结构和存活状况)对生育意愿与生育行为的差异产生的影响。结果表明,这些因素都对生育意愿与生育行为的差异产生显著影响,但性别偏好是造成生育行为大于生育意愿的主要因素。     

主观福利对生育意愿的影响——基于CGSS数据的实证研究

中国已经长期处于低生育率状态,国民生育意愿低迷,新生人口规模缩减。基于2012～2021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数据,以十九大报告提出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简称“民生三感”)为参照构建指标体系来测度主观福利水平,从意愿生育倾向和理想生育子女数两方面衡量生育意愿,探究主观福利对生育意愿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结果显示,主观福利对生育意愿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从“民生三感”看,幸福感侧重影响理想生育子女数,安全感主要作用于意愿生育倾向,而获得感对两方面均具有显著影响,且影响最大;随着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以及生育政策的逐步放开,主观福利对意愿生育倾向的正向影响逐渐减弱,对理想生育子女数的正向影响却在逐渐增强。     

三孩政策下已婚人群的再生育意愿研究——基于数量和确定性视角的分析

在当前低生育率背景下,精确评估生育意愿尤为重要。文章在明确区分“生育意愿”与“生育愿望”的基础上,从数量和确定性两个维度综合评估已婚人群的再生育意愿强度。研究结果表明,大多数人倾向于拥有两个孩子（理想子女数）,但实际的再生育意愿较低且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即使只有一个孩子且未实现生育愿望,有意再生育一个或更多孩子的比例也很低,近半数人确定不再生育,其余人则处于“可能不生”或“尚未决定”的犹豫状态。这揭示了人们在现实因素的制约性下陷入既想生又不敢生的矛盾状态,凸显不确定性在生育意愿中的重要作用。此外,生育愿望、现有子女数与再生育意愿之间存在互动关联。未满足的子女数量愿望增加不确定的意愿,且能激发积极的再生育意愿。未满足的男孩偏好也能够推动二孩家庭更高孩次的生育意愿。文章为生育意愿的测量指标与方法提供了新的框架,也为理解生育意愿的形成和实现机制提供了理论和政策依据。     

重庆市居民生育意愿调查分析

本文通过问卷调查对重庆市居民的生育意愿进行了定量分析,对不同特征人群的生育意愿,包括理想生育子女数量、子女性别偏好、理想最佳生育年龄和生育目的四个维度进行了比较研究。文章在分析重庆市居民生育意愿的现状及其影响因素的基础上,提出了倡导正确生育观及促进人口发展的政策建议。     

加强人口控制的文化功能

从文化的角度来考察中国的人口控制实践,不难发现,中国的人口控制从一开始就已经具备了文化功能,这种功能集中体现在计划生育的宣传和教育上。计划生育的宣传和教育实际上就是现代生育文化的濡化。经过20年左右的时间,中国人口控制取得了重大的成效,不容否认,文化功能在其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从人们生育观念的转变中可以明显地看到这一点。传统生育文化已日渐式微,人们生育观念所追求的不再是“多子多福”,理想子女数由     

中国大城市不同人群生育意愿的 变迁趋势及比较研究 ——以上海市为例

生育意愿研究有水平研究和趋势研究两个视角,后者更能反映人们观念的变迁,更能预判未来生育水平的变动。文章以上海市为例,采用横断历史元分析法(Cross-temporal meta-analysis),将1981年以来的30多年间上海市范围内开展的26项涉及居民生育意愿调查的结果串联起来,结合其中5项调查的个案数据分析,考察我国大城市不同社会经济特征人群的生育意愿纵向变化趋势并进行子人群间的比较。研究发现20世纪80年代以来上海户籍城乡居民的生育意愿均不断减弱并且二者逐渐趋同,生育意愿的"城乡之别"已然消失;在沪外省市流动人口的生育意愿强于户籍人口,"内外之分"仍然存在,但也显示出未来有趋同的可能性;独生子女与非独生子女的生育意愿比较显示户籍人口中独生子女与非独生子女的生育意愿差异极小,流动人口中非独生子女的生育意愿略强于独生子女;从不同文化程度和收入水平的人群比较来看,文化程度越高的户籍人口生育意愿越强,流动人口的生育意愿随文化程度的提高呈现"两头高、中间低"的特征,无论是户籍人口还是流动人口,高收入人群的生育意愿均相对较高;但是无论哪个人群的平均意愿子女数均已低于2个孩子。     

江苏省独生子女生育意愿分析—基于江苏省群众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调查

本文基于2006-2007年江苏省“生育意愿与生育行为研究调查”调查数据,对江苏省独生子女育龄妇女的理想子女数、理想子女性别蛄构和生育第一孩的理想年龄进行了定量描述扣二分类多元逻辑斯蒂回归分析。结果表明：随着年龄组的减小,独生子女理想生育子女数逐渐减少,其中理想子女数为一孩的比例逐渐增加而理想子女数为二弦的比例逐渐减少,理想子女数为三孩及以上的情况几乎不存在;对理想子女性别无所谓的比例逐渐增加。理想子女性别为一男一女的比例逐渐减少,理想子女性别为一个女孩的比例高于理想性别为一个男孩的比例;生育第一弦的理想年龄在逐渐增加。受教育水平和生育经历等因素对独生子女理想子女数为二胎以及对生育的子女有明确性别期待具有显著影响。独生子女的生育意愿没有因为她们是独生子女而具有单一的模式。而是多样化的、因人而异。并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当考虑她们的意愿和行为时应当充分认识到这一点,不应当把她们作为一个简单的整体来对待。     

当代农民的生育模式与人口控制

<正> 中国的人口问题在农村,中国人口问题的出路在于占全国80%以上的农村人口出生率的下降和人口素质的提高。影响人口出生率的因素很多,关键因素是人们的生育模式。目前,农民的生育模式同计划生育的要求相去甚远,这是造成计划生育成为“天下第一难事”的根源所在。一、当代农民的生育模式人口生育模式是在一定地区、一定群体内进行的对人们生育子女数的行为规范。这种行为规范在一定文化结构的基础上形成,受人口规律的支配,以具体的人口生育率表现出来。中国农民要求子女数     

青年女性生育意愿与行为偏离的区域差异——基于文化和社会经济视角的发现

文章利用2017年全国生育状况抽样调查数据,基于经济学和人口学的理论,从数量和性别两个维度分析青年女性生育意愿与行为偏离的地域差异及其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1）数量维度的偏离以青年女性的生育意愿高于生育行为为主要表现形式,理想子女数比实际子女数平均高0.4～0.5个,性别维度的偏离主要表现为近六成的青年女性现有子女性别结构未满足理想子女性别结构,生育意愿与行为偏离呈现出明显的地域差异;（2）区域的“经济—文化”类型对生育意愿与行为偏离有显著影响,高人均GDP—强生育文化区域的青年女性生育数量与性别偏离的可能性相对更高;（3）生育意愿与行为偏离的影响因素存在区域异质性,城乡类型、流动状态、年龄、婚姻状况、婚姻持续时长、民族、受教育程度、工作类型和收入水平等因素对生育意愿与行为偏离的影响在不同的“经济—文化”区域存在差异。文章认为,完善生育支持政策应综合考虑地域文化和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异质性,力求实现“经济—文化”同向驱动和不同类型地区协同联动,推进人口的长期均衡高质量发展。     

浅谈农村生育观与养儿防老

生育观是人们对生育问题的根本看法和态度,是一种支配人们生育行为的观念,它首先需要回答的问题是人类生儿育女到底是为了什么?其次是人们在生育子女性别组合上的观念,即生男生女的问题。国外人口学家把它叫做性别偏好(Sexpreference)。最后则是人们在生育子女数量上的观念,即生多生少的问题。我国是一个以农村人口占全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国家,农村人口生育观的转变,对农村人口的控制有着重大的作用。     

北京城市妇女生育观的转变

生育观念是指人们对生育问题的根本看法和具体态度,它直接支配人们的生育行为,进而影响人口的生育水平和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就生育观念本身的涵义而言,中国绝大多数人口学者认为应包括以下四个方面内容:1.生育目的;2.性别偏好;3.子女数量;4.子女质量。由于上述四个方面内容所构成的生育观念的形成深受社会经济因素的影响,所以生育观念的转变也随社会经济发展而呈现出较为明显的阶段性。北京经济学院人口经济研究所在北京城区和近郊区进行了婚姻家庭抽样调查,共调查了20—54岁已婚妇女2162名。为了便于比较分析,将所调查的妇女分为如下三个群体:1.1949年以前出生的妇女群体;2.1950—1959年出生的妇女群体;3.1960—1972年出生的妇女群体。     

对解放后我国居民生育意愿变化情况的历史考察

生育意愿是人口学和社会学领域的一个重要研究话题,其转变受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是生育率下降和人口转变的前提条件。本文运用历史考察和文献分析的方法。主要从生育目的、意愿生育子女数和恚愚生育性别三个雏度来探讨我国居民生育意愿的变化情况,摸索其中的变化规律,进而提出国家和政府应针对不同地区和不同人群。制定相应的、灵活而更具可操作性的计划生育政策,使生育政策在调节生育率水平的同时兼顾人们的生育意愿。     

坚持计划管理、抓好两个提倡 缓解人口出生高峰

文登县地处胶东半岛东部,现有23个乡镇,21.9万户,71.5万人,户均3.26人。我县计划生育工作是从1956年秋开始宣传试点,1963年全面动员推行的。经过30多年的努力,冲破了传统习惯势力的束缚,改变了人们的生育观念和生育行为,由50年代平均生育4个孩子,60年代生育3个孩子,70年代生育2个孩子到80年代前7年平均生育1.3个孩手。人口出生率从1957年的41.90‰下降到1987年的16.47‰。30多年共自然增加192071人。平均每年只增加7683人,自然增长率为10.75‰。根据妇女生育水平下降幅度推算,30年来我县累计少生30多万人,这就大大缓解了我县第三次人口出生高峰。     

人口与生育政策变动对代际关系的影响

人口与生育政策直接影响着人们的生育需求和生育观念 ,不同的政策有不同的生育动机 ,所追求的孩子数量、质量也不一样 ,从而导致父母与子女之间的代际关系各异。本文以 1 973年为界论述了我国 1 973年前后的人口与生育政策变化及生育观念的转变对代际关系的影响     

三孩政策下城市青年生育偏好与生育计划

三孩政策将人们的生育空间扩大至三个孩子，但以往的调查数据难以识别三孩政策的生育释放效应。基于第三期“湖北百县生育调查”，本文考察了城市青年的生育偏好、生育计划及其影响因素。分析发现：城市青年中具有二孩生育意愿的人群占比13.85%，具有三孩生育意愿的人群占比2.31%，一孩家庭的生育潜力和人口规模均高于二孩家庭。进一步研究发现，高社会经济地位家庭更想再生育一个孩子，尤其体现在三孩生育上；生育水平较高的地区往往具有良好的生育氛围，因此居民有再生育意愿的几率也越高；在不愿再生育的原因中，相当一部分城市青年主观认为已经达到理想的生育规模，而非受到客观因素限制。与以往的“男孩偏好”不同，城市青年群体中出现一种新的“女孩偏好”。在性别期望上，想再要女孩的意愿远强于想再要男孩的意愿。研究城市青年的生育偏好和生育计划对进一步完善生育支持政策体系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生殖崇拜与中国人口发展

1989年国家统计局人口司在一份关于中国5省1市人口生育力的调查报告中指出:“在现有已婚妇女中,北京、辽宁各有79.7％和86.4％的妇女想要2个或2个以上子女,广东、贵州、甘肃都在90％,以上”。而且,对孩子的性别偏好大多数都倾向于男孩。另一份对10个县20个村的850名育龄夫妇的生育意愿调查,也获得了类似的结论,有50.55％的夫妇希望生两个孩子,仍有45.41％的夫妇希望生3个或更多的孩子,同时也表现出对男孩的偏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