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阿马蒂亚·森的自由视角认识我国的社会建设

阿马蒂亚.森从自由的视角出发,阐述了一种新的发展观,即自由是享受人们有理由珍视的那种生活的可行能力。自由既是发展的首要目的,又是发展的主要手段,即自由对发展既具有建构性作用又具有工具性作用。他的理论对于我们今天从事社会建设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论黑格尔的自由谱系学

黑格尔的自由观是一个自由谱系学，它是通过综合扬弃康德和经验派的自由原则而提出来的。意志是自由的，它是自由的基本规定，但同时又是一种形式的自由、主观的自由和抽象的自由。黑格尔认为自由还有质料的规定，即它应该包含现实的经验自由，其中包括各种感性的冲动。真正的自由是一种具有普遍必然性的具体自由，即现实的自由，它体现为法权的自...     

群体自由·个体自由·个性自由——论悲剧与崇高

人的实践-创造活动的发展水平和相应的古代群体自由、近代个体自由(人性自由)、现代个性自由的演变产生出了古典悲剧、近代悲剧和现代悲剧三种内核不同的悲剧范畴,引导着三种不同倾向的悲剧形态。悲剧集中表现着崇高,它们两者的关系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也显现着不同的美学风貌和品格。古典悲剧的崇高感是群体社会价值观的集中体现,古典悲剧同古典崇高一样都呈现出平衡、对称、稳定、有序的形态,缺乏深刻的理性内容和必要的情感张力;近代悲剧以人物性格为中心,以人物的各种情欲为中心,从而显示出近代悲剧关学的个人主义性质,体现了近代崇高的美学内涵;现代悲剧凸显的则不再是尖锐的外在冲突中的崇高,而是价值尺度更其内在化的崇高,展示了现代社会人所遭遇的精神上的痛苦、迷惘、焦虑、孤独,表现了人对自由生存和完整个性的热切渴望和无尽追求。从古典悲剧、近代悲剧、现代悲剧与崇高的不同形态和关系中,我们可以看到悲剧美学和悲剧艺术的发展,这种发展与历史的发展同步,把人类实践-创造的自由逐步推向更高的层次。     

透视阿马蒂亚·森的自由发展观

阿马蒂亚·森不仅是一位全球知名的经济学者，而且有着对伦理学哲学问题的深层思考，在经济研究中沟通了经济学和伦理学．其经济伦理思想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自由发展观，他从分析人的权利问题入手提出了“以自由看待发展”的观点，这一发展观对我们以科学发展观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马克斯·韦伯的“学术自由”初探

马克斯*韦伯这位社会科学的巨人给后人留下了丰富而宝贵的思想遗产,然而有关他的大学"学术自由"的研究至今仍是一个空白.本文试图从韦伯的生平和学术经历中揭示出他对所思考的"学术自由"所具有的特殊意义,并对他的"学术自由"作出初步剖析.最后,本文指出了韦伯的"学术自由"所不可避免的缺陷.     

马克思主义自由观对医学科研自由教育的启示

医学科学研究的重要原则就是科研自由，对医学生进行科研自由教育既有利于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科研自由观念，又有利于推动医学事业科学发展。文章阐释了马克思主义自由观，即一种以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最终目标，建立在自由与必然辩证关系基础上的实践自由观。并以此作为医学科研自由教育的指导，提出医学科研自由教育应以培育医学生对真理的自由追求精神为目标；以引导医学生尊重医学发展规律为基础内容；以增强医学生科研道德意识为核心内容；以开展科研实践活动为重要载体。     

市场自由、政府干预与“中国模式”

2008年的金融危机在引发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的深刻调整的同时,也促使人们重新认识若干经济学的重大理论问题,其中,市场失灵与政府失灵,市场自由与政府干预的问题再次成为热点问题被提了出来。任何理论的建立都是具有一组假设条件的。新自由主义的假设是经济人假设、完全竞争假设,如果这些假设不成立或需要放松,那么,结论当然要发生变化。从这个意义上说,危机并不可能也不应该终结市场自由。在造成这场危机的原因中,既有市场失灵,也有政府失灵,包括利率失灵、监管失灵和货币政策失灵。通过观察这场危机中各国政府的救市行动以及产生的效应,可以看到政府干预出现了“新综合”的趋势。凯恩斯的政府干预,是指当市场不能自动出清时,即有效需求不足时,政府通过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增加和刺激有效需求,以帮助市场恢复均衡。政府干预的“新综合”是指,对凯恩斯政府干预的三个扩展;常态的政府干预与非常态的政府干预;商品市场的政府干预与资本市场的政府干预;宏观经济的政府干预与微观经济的政府干预;以及经济学与经济社会学两种意义上的政府干预。纵观经济发展的历史以及经济发展模式的演变,不难发现,各种经济发展模式的异同主要是由政府作用所致;各种经济发展模式的成败,也是由在不同发展阶段,对政府作用的“度”的把握决定的。尽管现在还不存在一个经济发展的“中国模式”,但在未来的某个时期,“中国模式”也许将是与“盎格鲁—撒克逊模式”、“东亚模式”并列的一种经济发展模式。正确认识“中国模式”的政府作用和国有经济地位,对于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有着现实的指导意义。     

论表达自由及其价值

阿马蒂亚.森在《以自由看待发展》中提出,自由既有作为目的的建构性作用,亦有作为手段的工具性作用。表达自由作为人类实质性自由的一部分,也同样如此。表达自由的建构性作用和工具性作用是作为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而共同存在的,表达自由既是目的,也是手段。表达自由不是奢侈品,它与经济发展并不矛盾,反而能够对经济发展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穷人关心表达自由的权利;"少数派"的表达自由也应受到尊重和重视;鉴于穷人与富人之间表达自由的不平等鸿沟,可以采用一些法律和制度手段保障人民平等的表达自由权。     

约翰·密尔的思想自由理论及其现代性价值

密尔以功利主义为其理论基石，第一次系统地阐述了社会自由问题，指出思想自由以及在此基础上的个性独立是人的自由权利的核心内容，从而将古典自由主义之个人主义推致一个崭新的高度。思想自由是现代民主社会中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东西，密尔对思想自由的精辟论证反映了其坚定的自由主义立场，其所揭橥的一系列观点体现出鲜明的现代性态度和现代性特征，有着重要的现代性价值。     

“新民”与“新国”：关于梁启超民族主义的内涵

作为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奠基者，梁启超民族主义充满了理性的色彩，少于种族和情绪的冲动，更多的是对国民性的深层思考和重新建构，通过对具有理想人格的“新民”的设计，而使中国终达至“新国”的目标，即一个独立自由富强的现代民族国家，它为最上之团体，具有优先性。“新民”与“新国”及其两者之间的内在逻辑关联，构成他民族主义的主要内涵，这一思想也成为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主流。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理论的探索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推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支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对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既具有积极作用,又产生了消极影响。积极作用包括：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奠定了物质基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提供了制度保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激发了人的现代意识。消极影响包括：物对人的奴役;利己主义泛滥;贫富差距加大,两极分化;紧张对抗的人际关系。全面深化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改革,加强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加强精神文明和素质教育建设,推动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推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路径选择。     

个人自由与国家自由的张力——梁启超自由主义思想探析

关于梁启超的自由思想,学界的主要分歧在于梁氏是否看重个人自由。本文认为,梁启超是重视个人自由的,只是他认同的是“自由之德”即“文明的自由”,而非“自由之俗”即“野蛮的自由”,他认为后者正为中国入所具有。另外,当日中国正处于民族危亡的历史情境中,作为有强烈民族责任感的知识分子,梁氏有时又强调国家的独立自由居第一位。由此,在梁氏的自由思想中,个人自由和国家自由就具有了一定的张力。     

主体自由与和谐繁荣

自由既是发展的首要目的，也是发展的根本手段，发展就是自由的扩展。传统自由观的基本内涵和核心要义，就是行为主体首先追求占有物权而间接地实现主体自由；现代自由观的基本内涵和核心要义，就是人们首先追求人自身主体权利的获得、满足和发展。主体自由表现为劳动者自己掌控的一个延展递进自由链（自愿偏好→自主选择→自由流动→自我发展）。自由与繁荣之间具有极高的相关度，自由对繁荣也有着最强的解释力，从而使自由成为繁荣的根本解释变量和惟一获取路径，这是极为重要的历史结论，也具有普适性和可供检验的重要含义。     

“人的文学”和“自由的文学”

二战后,面对左翼文学的强势扩张,中国大陆文学曾出现立足于“人本位或生命本位”、“文学本位或艺术本位”的“人的文学”、“自由的文学”的思潮,而这一流脉在海外华文文学中始终强劲地保存、发展着。华人身处各种社会制度、文化传统的国度中,其生存的根本性处境往往是多重的边缘,“人的文学”和“自由的文学”互为支撑,成为海外华文文学抗衡种种压力,包括“理性过度”的压力,保存发展自身的根本性力量。百年海外华文文学以数千万华人在世界各国的“边缘”经历、体验,在看重人的价值和心灵自由上不断提出新的课题,并以“人的自觉”不断推动着“文的自觉”,“文的自觉”又在捍卫文学性中深化了“人的自觉”,其“边缘性”的存在极大地丰富了“人的文学”和“自由的文学”的传统。     

“全球化”语境下：自由民族主义的悖论与可能

民族国家的国际参与形式和多元文化生态提示着当下“全球化”态势下的世界真实,表现出普遍与特殊的焦虑。以自由民族主义为政治认同建构起来的共同体,既保持社会的公共价值和普世要求,维护个人自决,以及不同文化和谐共生及其自由发展;同时又强调民族的自决权利,明确有着自身历史与文化传统、疆域边界的政治共同体的重要性,以及个人能力及个性在明确的政治社会（民族国家）中的最大发挥和发展。自由民族主义为“全球化”图景下文化多元的理想,贡献了一个希望。     

论合同自由的限制

对合同自由进行限制已成为学界的共识,但是应该清楚认识到,对合同自由的限制只能是手段而不能是目的。如果忽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优势作用和交易双方的自由意志而对其随意限制,则必然导致极为严重的后果。限制太大就会挫伤交易双方的积极性从而影响经济的发展,政府等主体如果随意对合同自由加以限制,缺乏必要的监督,则必然会产生滥用权力与腐败。在对合同自由进行限制时,有必要做到正当限制与谨慎限制。正当限制即政府等主体在限制合同自由时要依照法定的程序进行;谨慎限制即要求对合同自由的限制要把握好"度",畸轻畸重都将影响经济的稳定发展。     

以自由看待中国农民的发展与实践——基于马克思自由观与阿玛蒂亚·森发展观的分析

马克思自由观是对古典自由思想的超越,森以自由看待发展的理念拓展了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发展观,也是对马克思自由观的发扬.以自由看待中国农民的发展与实践,计划经济强调基本权利和分配平均化而忽略基于市场机制的个人自由发展,自由作为促进发展的工具性作用没有得到应有发挥;市场化改革强调个体自由发展,而作为自由发展前提的农村基础性条件未能得到应有保障.因此,中国农村的改革和发展应同时体现社会主义本质与市场经济要求.     

略论公民道德建设的目的

公民道德建设的社会性目的就是社会的和谐文明;主体性目的就是培养具有一定道德素养的公民;二者的统一即培养全面自由发展的公民.     

论康德的“物自身”与“自由”的关系

考察康德的物自身概念，可以分析得出康德规定了物自身的双重蕴含是“不可知”和“可思”，并依此区分和稳定物自身与现象的关系；在此基础上，论证了物自身为自由提供存在的根据并使自由与自然规律得以共存：正是这种“根据”的关系与意义，使物自身概念有资格随同自由概念进入实践领域；从而共同成为整个理性大厦的拱顶石。     

康德自由概念的三个层次

文章把康德的自由观划分为"先验的自由"、"实践的自由"和"自由感"三个层次.(1)"先验的自由"在理论理性中为实践的自由预留了一个可能的自由的"理念";(2)"实践的自由",分为"一般实践理性"的自由即"自由的任意"(derfreie Willkur)和"纯粹实践理性"的自由即"自由意志"(der freie Wille),两者都具有自由本体的意义(不纯粹的或纯粹的);(3)"自由感",分为审美鉴赏的自由感和社会历史中的"自由权"(言论自由、立法自由、财产权等),这两者都被划归"反思的判断力"的范围,并非人的自由本体,但却都是人的自由本体的"象征"或"类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