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有为对孟子思想的阐发和现代转换

康有为认定孟子得孔子大道,并且光大了孔子学说,具体表现为对《春秋》微言大义的阐发,弘扬仁和不忍人之心,提倡民主政治,传承大同之教等等。按照他的说法,孟子思想原本就是孔子思想的题中应有之义,这使《孟子》成为领悟孔子之道的入门书和必经之路。康有为对孟子思想的阐发与其孔教观一脉相承,是以孔子的名义进行的,实质上则是对孟子思想的现代转换。     

康有为对孔子教育思想的阐发

康有为将孔子奉为中国的教主,孔教的称谓既表明孔子是宗教家,又表明孔子是教育家。在这个前提下,他对孔子的教育方针、教学内容、教学方法和教学宗旨予以探究,从不同角度共同展示孔子的教育思想。对于康有为来说,正如教育家是孔子是教主的题中应有之义一样,教育思想是孔子思想的一部分。在中国近代,认定孔子是教育家并阐发孔子教育思想者并非康有为一人,在孔子是教主的前提下发掘孔子的教育思想是康有为的显著特征,也正是这一点拉开了康有为与同样认定孔子是教育家的梁启超、章炳麟等其他近代哲学家之间的距离。     

康有为对老子的身份定位

康有为在考辨中国本土文化"学术源流"的过程中,将老子纳入研究视野。在对老子身份归属的认定上,康有为有时将老子说成是孔子后学,有时说老子独立创教。这使老子的学术身份和归属出现了孔子后学与独立创教两种情形,老子的形象也随之呈现出双重性。对孔子的推崇注定了康有为对老子的贬损——因为他对孔子地位的提升与对老子的贬损是相互关联的,甚至可以说,是一个过程的两个方面。有鉴于此,考察康有为视界中的老子,不仅可以直观感受康有为对老子身份的厘定,而且有助于理解康有为的孔教观。     

从“君民共主”到“君主立宪”——以戊戌变法前夜康有为“孔子制宪说”为中心的考察

在戊戌变法之前,康有为的政治主张自"君民共主"转变为"君主立宪",其所持的"孔子制宪说"可为此转变提供解释。康有为的"孔子制宪说"源于其突破传统公羊学后形成的新的"孔子改制说",强调了孔子立制的根本性法规范地位。这一理论提出的背景,在于其为实现"君民共主"主张,于1895年提出的"议郎制"改革设想受挫。面对挫折,康有为继续坚持其"议郎制"的立论基础——"孔子改制"思想,又复受近代宪法理念激发,最终融铸传统"宪法"思想和"孔子改制"思想形成"孔子制宪说",以强化孔子的政治权威地位,突出孔子立法对君主的规范作用。"孔子制宪说"建立起了"君民共主制"与"君主立宪制"间的逻辑联系。"君主立宪"思想经康有为提出后在清末广为传播,成为清末政治改革的核心目标。     

廖康羊城之会与康有为经学思想的转变

康有为是近代中国杰出的思想家,资产阶级维新运动的领袖。他在1891年和1897年先后刊行的《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为变法维新运动提供了理论武器,在戊戌变法时期曾产生过重大影响。这两部书的问世被梁启超誉为晚清思想界的“火山大喷火”和“大地震”(《清代学术概论》),可见其社会影响是多么巨大。但究其源,这两部书的问世,同1890年春康有为与廖平在广州的会见不无关系。大量材料证明,正是通过这次羊城之会,康有为接受了廖平经学第二变的思想,并据廖平经学第二变的代表作《辟刘篇》著成《新学伪经考》,     

康有为与孟子思想比较

康有为在呼吁立孔教为国教的过程中对孔子和孟子的思想十分推崇,并对其加以发挥。这使孟子的思想与孔子一样成为孔教的基本内容。康有为对孟子思想予以吸收和发挥的过程,也是对其予以改造和创新的过程。这主要表现为:将孟子的天命论演绎为隶天独立,将孟子的性善说演绎为天赋人权,将爱有等差的不忍人之心演绎为平等、博爱等。这使康有为与孟子的思想之间呈现出不容忽视的区别。     

重访廖平、康有为学术交涉公案——关于“新学伪经”说之偷意与升级版“孔子改制”论之截获的新探

从晚出之《古学考》与《新学伪经考》、晚出之《知圣篇》与《孔子改制考》之间的比较中探讨廖康学术交涉公案,是流行的但却是很有问题的研究思路与习惯。由廖平指控与厘定说法的前后变迁之迹入手,可以发现廖氏最早提出此诉讼公案的文献《经话甲编》(出版于1897年)并没有涉及到对《孔子改制考》的指控,而只是针对《新学伪经考》而发。《四益馆经学四变记》节本(刊发于1913年)始将《孔子改制考》一并列为指控对象,并重新界定廖平自己的著述"两篇"与康有为的著述"两考"之间一一对应的"祖述"关系,此说之得失与影响甚为复杂。通过廖康羊城之会稍早前的文献(《〈知圣篇〉自序》、江瀚《与廖季平论〈今古学考〉书》、刘子雄日记),可以澄清羊城之会廖康学术交涉系围绕稿本《知圣篇》及其"谈论"而展开的基本事实。所谓廖平还有《辟刘篇》交与康有为过目,或没有"两篇"中的任何一篇提供给康氏以及所谓廖平影响康有为全面转向今文经学只限于"谈论"或"谈话"的说法,均非确论。廖平对康有为的影响主要在于:"新学伪经"说之偷意与升级版"孔子改制"论之截获。所谓升级版"孔子改制"论,以主张"六经皆孔子所自造",及主张经典所传"唐虞夏商周一切制度事实",皆非真"制度事实",实为孔子之托古改制,这两点为核心内容,如张之洞所称"此说乃近日《公羊》家新说",创自廖平,而为康有为所承袭;与《教学通义》、《民功篇》等康氏早期文献所述本于常州公羊学派的"孔子改制"论述大为不同。廖平缘于因应康有为隐没自己的启发权而衍生出防卫过当之论,对康有为也有伤害,也是本案迷雾重重的一大要因,但是康有为方面的责任更大、所当反省之处更为严重,他那一切伪托的作风对儒学的破坏性影响极大。     

康有为对墨子的身份归属和定位

戊戌政变之前,康有为的学术重心是考辨中国本土文化的"学术源流",对墨子的身份归属和定位便在其中。在他的视界中,墨子拥有三种身份,一是孔子三传弟子,二是先学孔子后叛孔子之道,三是与孔子争教。康有为对墨子的身份归属和定位均与孔子、孔教相关,也奠定了他对墨子的阐发和对墨子的态度。     

论康有为《中庸注》立教改制思想

《中庸注》是康有为发挥今文经学中孔子的立教改制思想,以为其变法维新寻找理论依据的重要著作之一。《中庸注》主要从以下三个方面构建和发挥了孔子的立教改制思想:树立孔子的无上权威,把孔子塑造成有德有位之人;阐明孔教原于天而宜于人,具有合法性和合理性;建立三世三统与变法维新的联系。康有为试图通过对《中庸》的阐释,以建立孔子、孔教与变法维新之间的有效联系。     

论康有为对刘歆之学的排斥及其原因

在中国近代,康有为对孔子的极力神化和对立孔教为国教的奔走呼号令人瞩目,而这一切预示着他对刘歆之学的排斥。康有为对刘歆之学的排斥从不同维度、方面共同展示出来,原因也颇为复杂。正因为如此,为康有为作传者都浓墨重彩地揭示他对刘歆之学的排斥。有鉴于此,探究康有为对刘歆之学的排斥及其背后的深层原因,无论对于全面把握康有为的孔学思想还是直观感受刘歆在近代的历史命运都意义非凡。     

康有为、严复宗教观比较

在康有为那里,教与学相混,孔子之学、孔子之教、孔学、孔教异名而同实;严复强调教与学各不相涉,始终侧重对教与学进行区分。这使康有为、严复所讲的教呈现出宽窄之分。康有为将教理解为教化之教,将保教视为保国的不二法门;严复对宗教的态度与康有为大相径庭,认定宗教与科学、自由相悖,反对通过保教来保种、保国的做法。康有为、严复对孔子思想以及孔教的理解既有差异,又有诸多相似之处。这使康有为与严复宗教观的比较成为一个饶有兴趣的问题。     

黄世仲《辨康有为政见书》刍论

黄世仲的《辨康有为政见书》是清末最全面系统批驳康有为保皇思想,宣扬民族民主革命的文章.它明言康有为不可信,光绪帝不可保;斥"满汉一体"之非,论"排满革命"之是;号召人民奋起革命.《辨康有为政见书》与章太炎《驳康有为论革命书》相比,二者各有优长之处.《辨康有为政见书》挑战专制君权,鼓吹反清革命,对启迪人民觉悟,推动革命运动向前发展起了积极的作用.     

戊戌维新期间康有为政治主张的再探讨

近几年来戊戌维新史的研究取得了新的进展,发表了不少论文,发掘了一批新资料,提出了一些新观点,并展开了有益的讨论和争鸣,使研究的深度和广度都有所前进。尤其令人瞩目的是这几年在故宫博物院发现的一批康有为奏折抄本与进呈书原本,为研究康有为的政治思想提供了极为丰富、珍贵的史料。它不仅集中反映了康有为在戊戌年间的真实思想,而且可以澄清和纠正过去作为研究康有为变法思想主要根据的《戊戌奏稿》的伪造与改纂之误。这也说明有必要对戊戌维新期间康有为的政治主张进行重新研究与再探讨。     

康有为所讲的孔教缘何蜕变成了“康教”？

从康有为提出立孔教为国教开始,争议之声便一直不绝于耳。救亡图存的立言宗旨、思想启蒙的时代呼唤、中西和合的理论建构与今文经学的诠释方法,使康有为所提倡的孔教尽管以孔子的名义进行,并且以儒家思想为母版,在实质上却已经蜕变成了“康教”。有鉴于此,对于康有为的孔教和儒学思想,我们要有一个全面而客观的态度——既要肯定其积极意义和理论价值,又要反思其历史局限和理论误区。     

世纪之交说儒学

世纪之交说儒学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副研究员、哲学博士郑家栋１８９１年康有为刊布《新学伪经考》，七年后（１８９８年）上海大同译书局出版康氏的另一部重要著作《孔子改制考》；是年康有为辅佐光绪皇帝实行托古改制。尽管后来的新儒家学者似乎并没有对“康圣人”...     

康有为的孔子观与今文经学的终结

康有为的孔子观是他维新变法论的重要依据。其基本内核和哲理性层面是“素王——教主”论。其要在重新给孔子和儒学以政治性和宗教性定位。其功能性层面和三大思想支柱为意志主义、宗教主义和现代主义。他根据《公羊》微言大义中的唯意志论思想考认孔子“改制托古”所具有的革新精神。以神秘性说孔子,主张将“孔教复原”为“基督化的儒教”。他以进化论、民权说等西方思想附孔,“托”孔推行现代主义。康有为光大了今文经学的孔子观并使其异化,这既是今文经学的丰碑,又是今文经学的终结。     

康有为的新孔子观和新儒学观

孔子是中国统治者标榜的圣人,是万世师表,孔子所创立的儒学是中国封建统治的合法性依据。及至近代,在西方文化的冲击下,康有为为了捍卫中国本土文化,挽救民族文化危机,树立民族自尊自信,标举孔子和儒学的旗帜,借用西学,重塑孔子形象,复原孔教,援西入儒,形成了自已独特的孔子和儒学观,在当时和后世都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康有为援《易》入政与儒学的现代转型

易学思想对康有为建构的维新变法思想具有统摄作用,其政治主张与学术活动都与此密切相关。综观康有为一生,研习易学、阐发易理并将易学之“变易”精神贯穿始终是其矢志不移的追求。康有为援《易》入政以服务现实政治的需要、重释易学以重塑孔子权威并建构其维新变法理论是其易学新解的特色,是对传统易学思想的创新与发展,为易学未来发展提供了又一种可能方向,客观上促进了儒学的现代转型。     

《康有为先生墨迹》、《梁启超年谱长编》简介

由康有为、梁启超发动和领导的戊戌维新运动,是中国近代史上一场进步的爱国运动。它代表着当时中国社会发展的趋势,是中华民族觉醒中的重要一环。 为了纪念戊戌维新运动八十五周年,和康有为诞辰一百二十五周年及梁启超诞辰一百一十周年,河南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特修订了《梁启超年谱长编》,整理编辑了《康有为先生墨迹》,这两部书最近分别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和中州书画社出版,为从事康梁研究工作的同志们提供了有价值的资料。现将该两部书的概况简介如下:     

康有为《论语注》诠释特点论析

康有为认为,孔子思想的核心是三统三世、大同小康、托古改制,然孔学被曾学遮蔽,被刘歆篡伪,被宋儒歪曲,故他以《论语注》为载体,援西入儒,对孔子极尽赞美之辞,弘扬孔学大道,绘制社会发展的改革蓝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