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城镇化与低碳城市建设协调发展研究——以乌鲁木齐市为例

探究新型城镇化与低碳城市建设的耦合互动关系对加快实现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文章在分析新型城镇化与低碳城市建设耦合协调机制的基础上,构建了新型城镇化与低碳城市建设复合系统的评价指标体系及相应的评价分析模型,对乌鲁木齐市协调发展状况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2009—2018年乌鲁木齐市新型城镇化与低碳城市建设水平均呈现上升态势;二者耦合度稳定在0.99左右,具有良好的共振性,且协调发展关系从勉强协调转变为良好协调;人口城镇化、低碳生产和低碳生活是阻碍其协调发展的主要因素;未来,乌鲁木齐新型城镇化与低碳城市建设的复合系统将向更优质的协调发展状态演进。基于以上研究结果,文章从提高公共服务供给水平、补足低碳生产系统短板、引导居民深入践行低碳生活方式、加大政策支撑力度等方面提出政策及建议。     

安徽省城市韧性与城镇化水平耦合协调状态研究

为保障城市高质量发展,提升防灾减灾治理水平,探究城市韧性与城镇化的相互关系,本文以安徽省16个地级市为研究对象,通过构建评价体系,利用改进耦合协调度、莫兰指数与地理探测器等模型,系统剖析了两者耦合协调发展的时空演化特征及其影响因素。研究表明：（1）综合城镇化水平持续上升;综合城市韧性水平呈现波动变化趋势。（2）耦合度和协调度在2014年显著降低后呈现整体上升趋势。其中,耦合度得分一直略高于协调度得分,但差距逐年缩小。（3）各市耦合协调度空间分布具有显著异质性。（4）耦合协调度总体呈显著正相关,局部上高—高聚类的城市数量逐年增加,低—低聚类的城市数量逐年减少。（5）耦合协调度的空间分异由多因子共同作用,并呈现出阶段性的差异特征。     

新型城镇化建设与城市低碳治理——基于国家新型城镇化综合试点政策实施的准自然实验

新型城镇化是消除快速城镇化弊端、科学推进城镇化发展的重要抓手。利用2007—2019年206个地级及以上城市数据,以国家新型城镇化综合试点政策的实施为新型城镇化建设的准自然实验,运用多期双重差分方法实证分析了新型城镇化建设对城市低碳治理的影响。研究发现：新型城镇化建设显著抑制了城市碳排放,国家新型城镇化综合试点政策促使试点城市的碳排放强度平均下降了3.02%,并且随着政策的推进其效果逐渐增强。异质性分析发现,新型城镇化建设仅对东部城市、中部城市以及大城市的碳排放强度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机制分析发现,新型城镇化建设主要通过抑制城市蔓延、促进经济集聚、强化环境规制降低城市碳排放强度。因此,建议地方政府加快推进新型城镇化多维目标考核,加大节约集约用地与环境监管力度,探索区域间差异化的新型城镇化推进路径,最终实现城镇的低碳发展。     

我国低碳试点城市发展现状评价研究

随着我国低碳城市试点工作的不断推进,对城市低碳发展水平进行综合评价成为研究热点.在面临环境保护和温室气体减排问题的双重约束下,需要对试点城市低碳、环保、发展三者之间的相互影响关系进行定量评价,探究其内在规律,并找出促进三者协调发展的有效途径.通过构建低碳环保发展评价指数,分类型对试点城市的低碳、环保、发展进行单项分析.研究认为:低碳试点城市在地域范围上具有广泛性,在城市类型上具有一定代表性;处理好经济社会发展与低碳环保的关系、低碳水平与环保水平不同步问题是低碳城市建设中的关键;不同类型城市面临的重点任务不尽相同,模式创新是试点城市需要着力突破的问题.     

基于系统耦合视角的西藏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协调发展实证研究

本文结合西藏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战略的基本内涵,构建西藏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评价指标体系;然后,基于2011-2020年西藏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两大系统指标数据,运用熵值法并构建西藏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耦合测度模型,对西藏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综合发展水平、耦合协调度以及相对发展类型进行综合评价。研究结果表明：（1）西藏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综合发展水平呈波动上升趋势,但综合发展水平整体上还有待提高;（2）西藏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耦合协调度D值得分保持稳步上升趋势,并在2020年达到中级耦合协调阶段;（3）根据相对发展度显示,2018年以前西藏乡村振兴发展滞后于新型城镇化发展,2018年以后两大系统初步实现同步发展。     

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耦合协调及驱动因素研究:山东的证据

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两大战略耦合协调发展对于推动城乡融合及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本文构建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评价指标体系,对2010-2019年山东省两大系统综合发展水平、耦合协调关系以及耦合协调发展的驱动因素进行剖析。结果表明: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综合发展水平增长态势强劲;耦合协调水平时序演变稳步向好,从中度失调实现了初级协调;相对发展水平演化为“新型城镇化滞后-同步发展-乡村振兴滞后-同步发展”四个阶段;驱动因素中,政府能力、产业结构、经济发展水平对耦合协调有着显著的正向作用,创新水平、公共服务均等化、信息化水平为阻碍因素。     

湘西地区旅游产业成长与新型城镇化耦合协调度时空分异分析

构建旅游产业成长与新型城镇化耦合系统指标体系,利用湘西地区1998～2014年相关统计数据,结合耦合协调度模型,对湘西地区耦合协调度的时空分异及形成机制进行分析。研究表明：1998-2014年间,湘西地区旅游产业成长与新型城镇化的耦合协调度水平整体呈增长趋势,各市州的耦合程度低是阻碍区域耦合协调度增长的重要因素。由于受资源禀赋、交通条件、制度与产业政策等因素的影响,湘西地区耦合协调度等级呈现出北部优于南部的格局,旅游产业成长的差距成为区域内耦合协调度等级空间分异的主要贡献因子。     

数字技术与城市韧性耦合——基于我国285个城市的实证分析

城市承担着经济社会发展的重任,城市良性建设是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必要条件。随着新兴数字技术不断加深应用于城市规划建设和管理治理,以数字技术为引擎提升城市韧性水平是实现城市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途径。基于此,梳理数字技术与城市韧性之间的耦合协调过程,构建城市韧性水平和数字技术发展水平指标,采用耦合协调度模型、Dagum基尼系数以及障碍度模型对我国285个地级市及以上城市2012—2021年的数字技术和城市韧性耦合协调发展水平进行综合测度,并探讨耦合协调度的时序演进、空间差异以及影响因素。研究发现:第一,我国数字技术和城市韧性整体发展水平均呈稳步上升趋势,同时,二者的耦合协调度也在不断上升。第二,我国数字技术与城市韧性耦合空间差异呈现先下降后回升的趋势,其中,华中、华北地区数字技术与城市韧性的耦合协调发展更为均衡,而华南地区的失调水平最高。第三,数字基础设施和社会韧性是影响数字技术系统和城市韧性系统耦合协调水平的关键因素。为进一步提升数字技术与城市韧性系统之间的相互作用效果,要积极搭建数据共享、标准统一和融合互通的数据平台;推动资源和人才的跨区域流动,促进与周边城市、都市圈、城市群的协同发展;注重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和社会保障与福利提升,推动医疗卫生、养老服务、扶残助残等公共服务设施统筹布局等。     

区域经济、农业与物流业耦合协调发展时空演化研究 ——以长江经济带为例

运用耦合协调度模型、空间自相关模型和灰色预测模型,对2011—2020年长江经济带11个省市的区域经济、农业与物流业的综合发展水平、耦合协调度、空间相关性进行了分析,并对三系统2021—2030年的耦合协调发展水平进行了预测。结果表明,长江经济带区域经济、农业、物流业三个子系统综合指数和总体综合指数大致呈增长趋势;三系统耦合协调度逐年上升,上游、中游、下游地区的耦合协调水平依次增高;三系统耦合协调度在空间上呈现出正向关系,空间聚集性逐渐增强;2021—2030年,预测长江经济带耦合协调水平将不断增大,发展速度也将逐年递增,预计到2030年达到良好协调状态。据此,建议政府加大对农业与物流业的投入,分区域制定相关政策,各区域加强合作力度,培养专业化人才,以共同促进长江经济带的高效协调发展。     

乡村发展与新型城镇化耦合协调度及影响因素——以滁州市为例

构建乡村发展与新型城镇化的指标体系,采用耦合协调度模型、地理探测器模型分析2010-2019年滁州市各区县(市)乡村发展与新型城镇化的协调水平、空间差异以及影响因素.结果表明:近十年滁州市乡村发展和新型城镇化水平整体耦合度处于上升趋势,协调发展态势良好;乡村发展与新型城镇化的耦合协调度空间差异明显,耦合协调度亚类型也存在异质性;乡村发展与新型城镇化耦合协调度受地理交通区位、区域人口素质、公共资源配置、生活消费水平、政府财政投入的影响显著,两两交互作用增强.     

新型城镇化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研究

新型城镇化和区域协调发展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全局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以新型城镇化引领区域协调发展是我国现代化进程的必由之路。通过建立城镇化与经济发展水平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利用因子分析法和协调度模型,对辽宁省城镇化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协调度进行测算,并对其时间和空间特征进行分析,指出辽宁省城镇化与经济发展经历的两个明显的阶段以及辽宁省城镇化与经济发展协调度表现出的显著地区差异。     

兵团城镇化与工业化协调发展实证分析

该文通过选取反映城镇化与工业化发展状况的16项指标因子,构建反映城镇化与工业化协调度的评价指标体系,运用协调度评价模型,从动态和静态两个角度分析了兵团城镇化与工业化的综合效益、整体协同发展水平以及协调度,并对兵团"十二五"期间城镇化与工业化的协调程度进行了预测。研究发现,2005-2010年,兵团城镇化与工业化发展的协调度总体呈上升趋势,但仍处于较低的协调等级;协调类型由早期的城镇化滞后逐渐转化为工业化滞后。同时,兵团各个师的城镇化与工业化整体协同发展水平和协调程度也存在较大差异。由预测结果可知,"十二五"期间,城镇化与工业化的协调程度由弱协调状态上升到较协调状态。     

基于CMT技术的镀锌钢 铝合金板焊接变形研究

通过构建新型城镇化与农业集聚的综合指标体系,运用2005—2015年各省份的相关数据,采用耦合协调模型,测度新型城镇化与农业集聚之间的耦合度与协调度,分析两者之间的协同效应。结果表明：2005—2015年新型城镇化综合序参量、农业集聚序参量均呈现波动性变化趋势;新型城镇化综合序参量较高的省份主要集中在城镇化水平较高的东部地区,农业集聚综合序参量较高的省份主要集中在中西部地区;新型城镇化与农业集聚之间存在相关性,但各省份之间的耦合度存在明显差异,整体看,东部地区耦合度低于中西部地区;从两者之间的协调水平看,东部地区的协调水平也低于中西部地区。通过提高城镇化水平,优化农业集聚,能进一步促进农业现代化发展,但东中西部地区需要实施差异化区域政策。     

现代物流与新型城镇化协调性评价——基于辽宁1985—2012年数据的实证研究

城镇化是当今世界上最重要的社会现象、经济现象之一,包含着社会、经济生活等诸多内容,作为未来我国经济增长新的引擎,推进新型城镇化成为扩大内需和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有力抓手。现代物流业是融合了运输、仓储等行业的复合型产业,其发展状况也是衡量产业结构优化与否的重要标志。现代物流与新型城镇化都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二者相互制约、相互促进,城镇化的发展提升了物流业水平,城镇化的发展也需要物流系统的有力支撑,两者的协调性直接影响到各自对经济发展促进作用的发挥。通过利用模糊数学中隶属度函数的概念、因子分析方法和STATA统计分析软件,构建现代物流与新型城镇化水平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建立现代物流与新型城镇化之间协调度的评价模型,结合1985—2012年辽宁物流及城镇化发展数据,进而对两者间的协调性进行综合评价,并给予相应的政策建议。     

旅游城镇化与社会治理协同发展时空格局及趋势预测——以张家界市为例

利用耦合模型、重心-标准差椭圆及障碍度等方法,分析2009—2020年张家界市旅游城镇化与社会治理协同发展关系及时空格局,构建修正后的灰色马尔科夫模型,对未来十年旅游城镇化与社会治理耦合协调度进行精准预测。结果表明：（1）2009—2020年张家界市旅游城镇化水平呈先上升后下降态势,而社会治理综合发展水平则呈现较小波动变化特征,增速相对弱后于旅游城镇化水平。（2）旅游城镇化与社会治理的耦合协调度呈先上升后下降态势,经历了“一般失调—勉强协调—初级协调—良好协调—初级协调”的耦合类型转变过程,旅游城镇化超前型特征明显;从空间分异看,旅游城镇化与社会治理耦合协调度在东西和南北方向上是先扩大再收缩的态势,表现向武陵源区集聚的发展特征。（3）旅游城镇化系统的障碍度小于社会治理系统,从指标障碍度平均值看,第三产业产值比重＞第三产业就业人口比重＞旅游收入占GDP比重＞旅游人次＞每万人口交通事故死亡率。（4）未来十年张家界市旅游城镇化与社会治理耦合协调度将持续上升,但在2026年会有所下降,最终在2028年会处于优质耦合协调阶段。     

京津冀地区经济增长与资源环境的脱钩关系

通过分析区域内经济、产业的发展,资源、环境要素的分布,基于改进的Tapio弹性脱钩理论及评价体系,结合生态足迹、碳排放、综合脱钩指数模型,对2000-2013年间京津冀地区经济增长与环境资源的脱钩程度、时空演变进行定量综合分析。研究表明:（1）脱钩状态从2000年经济增长造成资源消耗、环境恶化的“增长连结”,逐渐过渡到2008年两者协调的“强脱钩”,虽然从2009年后脱钩指数有所减弱,但资源环境所受压力始终存在。（2）经济增速与产业分布不均,造成脱钩指数存在地域差异,北京的脱钩状态最优,天津的资源环境压力处于区域平均水平,而河北由于第二产业占比较大造成环境污染加剧,使其成为区域生态建设的薄弱环节。未来京津冀一体化战略需实现经济与资源、环境的协调及可持续发展,开展与经济相适应的生态环境建设,形成京津冀目标同向、措施一体、优势互补、互利共赢的协同发展新格局。     

山东半岛城市群城镇化发展质量测度研究

分析传统的城镇化水平评价方法的弊端,据此提出城镇化质量的测度,并从经济发展质量、社会发展质量、生态环境质量、城市建设水平、居民生活质量和城乡统筹质量五个方面构建山东半岛城市群城镇化质量的综合评价指标体系。运用模糊聚类分析法对山东半岛城市群城镇化质量的地区差异进行测度与分析,探讨城市群中各城市城镇化质量的优势和劣势,并就各城市的发展方向与策略提出相应的建议,以期对本区域城镇化质量的提升提供借鉴。     

长三角城市群综合发展水平测度及耦合协调评价——来自26城市2002-2015年的面板数据

为准确评价长三角城市群协同发展状态,通过建立长三角城市群发展水平测度指标体系,选取26个城市2002-2015年的面板数据,运用熵值法和耦合协调模型测算长三角城市群综合发展指数和耦合协调度。结果显示:长三角城市群综合发展水平整体呈现逐年上升的时序特征,群内各城市之间的发展水平截面差异明显;资源子系统综合指数增长幅度最大,环境子系统次之,再次是产业子系统,人口子系统综合指数增长幅度最小,各子系统指数变化轨迹、升降幅度和截面特征不一致,使得26个城市综合发展指数呈现出发展平稳型、持续波动型和跳跃型3种波动类型;长三角城市群的耦合度和城市间的耦合协调度呈现逐年上升的发展态势,不同年份的耦合协调度类型各异,城市间内部协调性不高,人口与其他子系统的矛盾突出,虽然两两子系统间的耦合协调度在逐年升高,但人口与其他子系统的耦合协调度偏低,当前,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矛盾依然突出。据此认为应推动长三角城市群人口、产业、资源、环境协调发展,实现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建设目标。     

城市新型城镇化水平的时空差异与影响因素研究——以安徽省为例

新型城镇化是经济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文章通过构建能够合理测度安徽省新型城镇化水平的综合评价指标体系,运用DEA方法建立数据包络模型,对安徽省2005—2014年16个地级城市的新型城镇化水平进行效率分析,对城镇化发展空间格局的演变进行深入探究,并分析其影响因素,最后对安徽省如何有效地推进新型城镇化提出建议。     

区域城市化与经济协调发展测度研究——以咸宁市为例

根据1978-2007年咸宁市的统计资料,分别建立区域城市化和经济发展水平测度指标体系,借助因子分析方法,对城市化综合水平以及经济发展综合水平进行测度,同时建立协调测度模型,测算出咸宁市城市化与经济发展的协调度,并对其时空演变特征进行分析.研究结果表明:(1) 改革开放以来,咸宁市经济发展与城市化协调度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1978-1998年为不协调期,协调度为负;1999-2000年为基本协调时期,协调度为正,城市发展走向优化;2000-2007年为协调期,城市化与经济综合水平都为正,两者协调度趋向稳定.(2)2005年咸宁城市化与经济发展协调度在空间分布上明显存在地区性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