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的南海争端——以中菲南海仲裁问题为例

随着中国实力的不断增长和东南亚地区国家对于南海争夺的不断加剧,中国和东南亚国家之间的南海争端逐渐成为了双方关系发展中的重要障碍。尤其是以越南、菲律宾、马来西亚为主的东南亚国家更是不断地挑衅和侵犯中国南海的主权与领土完整,造成双方之间的关系不断紧张。本文主要从中国与东南亚国家之间南海争端的历史与现状出发,论述南海争端的特点以及中菲双方对于南海仲裁的态度、立场和依据,从《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等法律角度分析中国的应对之策,并对中菲南海仲裁问题的发展前景做出预测与判断。     

中越北部湾划界谈判及其对解决海疆争端的启示

冷战结束以来 ,随着我国陆疆问题的基本解决 ,我国与周边国家的海疆问题却凸现出来。其中 ,南海争端与中日东海钓鱼岛争端一直被视为较为严重的问题。而在南海争端中 ,中越北部湾划界问题与南沙争端又被视为“重中之重”。但是 ,中越北部湾划界谈判经过两国政府共同努力 ,终于在 2 0 0 0年圣诞节成功签约 ,2 0 0 4年 6月 2 5日中国人大常委会正式批准生效。睦邻外交战略和两国最高领导人“一锤定音”的高瞻远瞩 ,在中越北部湾谈判中起了决定性作用。这给我国其他海疆问题的解决提供了理论与实践的参考     

澳大利亚对南海争端的认知与回应

澳大利亚并非南海争端的相关方,却积极追随美国介入南海争端,在南海问题上反应强烈。澳大利亚学界、媒体和政府在对南海争端的认知与回应中表面持"不选边站队"的中立立场,但实际上明显偏向菲律宾、越南等东盟国家。南海仲裁案后,澳大利亚在南海问题上对中国的表态虽有缓和,但其借"保护澳大利亚南海国家利益"之名,行"跟随美国共同遏制中国崛起"之实的实质目的并未发生改变。澳大利亚对南海争端的认知受单元和体系层次因素的影响,其中澳大利亚对中国崛起不确定性的担忧及美国因素是影响其介入南海及对南海争端认知变化的根本动因。     

WTO多哈回合谈判与中国的多边外交探析

WTO多哈回合谈判,是中国第一次以正式成员身份参加此类谈判方数量众多、议题广泛、旷日持久的大型多边经贸外交,它为中国全面学习、适应多边经贸外交的游戏规则并积极影响多边贸易体制的运行提供了宝贵契机。通过过去几年积极、务实、灵活的参与,中国在多哈回合谈判中发挥了重要的建设性作用。下一阶段,中国应采取有力措施切实加强自身与谈判有关的能力建设,同时采取市场准入议题和发展议题"两手抓"的策略,推动谈判的成功结束和多边贸易体制的健康、持续发展。     

WTO争端解决机制完善的新视角——以司法标准为切入点

WTO争端解决机制,是WTO成员方进行经济协作的产物,为国际经济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但在效率、公正性等方面还存在诸多需要改进之处。司法是主权国家的基本职能,当今正在进行的司法改革在保障诉讼公正、提高诉讼效率方面作了许多有益的尝试。WTO争端解决机制契合了司法程序的一些基本特征,使得WTO争端解决机制的改革有了更明确的参照。     

外交谈判中的权力研究——以中美关系解冻的系列谈判为例(1969—1972)

国际谈判中权力的较量涉及国际地位、谈判场地、谈判筹码、谈判者的技能等诸多因素。拥有更多权力的一方拥有了话语权,也就拥有主导谈判议程的权力。为深度解析敌对国家在解冻外交关系谈判中权力的维度与内涵,笔者以中美关系解冻的系列谈判为研究个案,提出了三个有关权力的假设,从谈判的场地因素、主权国家的国际影响力以及它所面临的威胁、话语的建构作用等多个角度解读谈判中权力概念的具体内涵。     

最惠国条款适用国际投资争端解决程序的利弊分析——以投资者母国为视角

最惠国条款是国际投资条约的核心条款之一,对国际投资的自由化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与此同时,现代大量国际投资条约中规定了东道国—投资者争端解决程序,这种程序在不同的投资条约中内容不同,且在东道国和投资者之间存在巨大分歧,由此产生了最惠国条款能否适用于国际投资争端解决程序的问题。从国际条约法的理论来看,投资者母国和东道国在国际投资条约中规定了最惠国条款的目的是为了促进缔约国各方的利益,而非减损其利益。从投资者母国的角度来审视最惠国条款扩大适用于国际投资争端解决程序的国际仲裁实践,对投资者的母国而言弊大于利。这将严重影响投资者母国对其所签订的投资条约中承担法律义务的理解和合理判断,甚至违背了其缔约的本意。因此,除非缔约国在条约中明确规定此种适用,否则最惠国条款的适用范围不应包括投资争端解决程序。     

论完善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争端解决机制——以比较研究为视角

区域经济合作是目前世界经济中一个极为重要的发展模式,其中,中国与东盟之间的合作更是发展迅速.为了进一步推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发展,应建立完善的争端解决机制.在分析《中国--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争端解决机制协议》特点的基础上,借鉴了欧盟、NAFTA中争端解决机制的相关规定,为完善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争端解决机制提出一些建议.     

南海行为准则作为海洋划界前临时安排的意义、困境与对策

南海存在海洋划界的现实需要.南海行为准则作为划界前过渡时期的临时安排,具有实际性与可操作性,不危害或阻碍协议达成与最后界限划定,满足《联合国海洋法公约》 第74(3)条与第83(3)条的基本要求.将南海行为准则定性为划界前临时安排,能从根本上排除域外国家的干预,有效管控危机,保障各国的正当活动与经济利益,推动海上务实合作.但这一定性也给中国造成多重困境.对此,各国应基于谅解与合作精神,尽一切努力达成临时安排;善意履行义务,有效实施南海行为准则;平等、善意、合理地接受约束,实现南海资源和平有效利用,不阻碍各国未来权利主张与利益分配.     

话语分析与国际谈判研究——以基辛格秘密访华谈判为例

本文基于美国解密的尼克松总统档案,运用国际关系研究中话语分析的研究方法,通过解读周恩来与基辛格的谈判话语,探求基辛格北京秘密之行成功的原因.笔者将1971年7月周恩来与基辛格峰会成功的原因归结为以下三个方面.首先,第135和136次中美大使级会谈和巴基斯坦"从首脑,经首脑,到首脑"秘密渠道的信息传递扮演了"挑夫"的角色,"预备级会谈"为周基峰会铺平了道路.其次.双方的外事工作作风令彼此感到舒服,周恩来强调天时、地利、人和,而基辛格则信奉秘密外交.再次,彼此均认可对方独特的谈判风格,并且不断地努力适应.     

南海争端解决机制法律框架初探

目前,尚不存在专门适用于南海争端的国际法解决机制,《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与《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中的争端解决程序并非解决南海争端的最佳选择,而《南海各方行为宣言》也未规定处理和解决南海争端的具体实施机制。面对南海争端的新近特点,当事方有必要在未来南海行为准则的制定中,从基本文件、组织机构、管辖范围、工作和决策程序、适用的法律、效力与执行等方面,作出法律框架上的安排,建立一种南海争端解决机制,从而更好地发挥该机制在和平解决南海争端中的作用。     

国际机制与南海问题探析

南海问题涉及本地区错综复杂的利害关系,当事方之间缺乏有效的问题解决机制加上外部势力的介入,使得该地区从20世纪70年代之后一直处于紧张状态并不时发生纠纷甚至冲突。2002年中国与东盟就冻结南海争议地区现状取得共识,南海问题纳入机制化解决之路的条件已初步具备,但南海地区还远远没有平息。现从机制角度对南海问题进行分析研究。     

美国南海政策新动向及其政策两难

近年来,美国对南海争端的介入日渐强烈和明晰,手段更加多样,成为制约中国南海维权的重要变量。不过,美国对南海争端的介入也面临政策抉择困境,对华关系两面性导致“尺度”困境、意愿与能力失衡导致“实效”困境、与相关国家难以铁板一块导致“角色”困境。未来,美国会继续干预南海争端、深入推进“亚太再平衡”战略,且日益重视“软介入”方式,但其政策抉择困境也为中美合作磋商提供可能。     

论关键日期在南海海域划界争端中的适用问题

关键日期指一个时段的最后结点。在此时段内,争端有关的所有实质性事实已经发生,同时这个时期之后双方的行为已经不能够再影响到这个争端。关键日期这一概念是国际司法机构从处理领土主权争端案件发展而来的,但在海域划界问题中并未得到充分的论证。由于海洋权利不同于领土主权的属性及中国主张在海洋权利方面的模糊性,决定了在南海海域划界争端中关键日期是难以确立的。我们应将岛礁主权争端与海域划界争端分开考量,明确九段线的法律立场,制定自己的海域划界方案,同时也应加强南海共同开发方案的研究,以合作促进划界的实现。     

试析中国在南海博弈中的战略抉择

南海,已成为阻挡中国和平发展和发挥全球影响力无法回避的门槛。对中国来说,关于南海主权争执问题需要在宏观和微观的背景下找到一个合理的平衡。这不但是中国外交战略在南海问题面临的一个重大挑战,也应成为中国战略抉择的一个新的战略视角。     

南海问题与中国区域战略的思考

丰富的自然资源和重要的战略位置决定了南海必定成为国际关注的焦点。中国应该正确处理当事国、东盟和区域外大国三种力量关系,把握双边、区域和国际三个层次,构建一个容纳美国利益的开放性区域政治秩序,才能更好地维护在南海的国家核心利益。     

《南海行为准则》法律框架研究

作为今年东盟外长会议和中国与东盟10国的"10+1"外长会谈的关键议题之一,《南海行为准则》的协商和制定一直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为了更好的推动和落实《南海各方行为宣言》,进一步缓和南海冲突、稳定南海局势,实现南海可持续发展,有关国家应当秉持开放态度,逐步营造有利于解决南海问题的积极氛围,尽早就《南海行为准则》达成共识。     

南海问题与中国南部地缘安全

冷战后,南海的地缘位置与地缘环境决定了南海的价值。然而,南海问题的存在深刻地影响着南海地区的和平与发展,特别是对中国南部的地缘安全的制约作用日益明显。南海问题使中国不能有效地维护中国在南海的海域安全,不能有力地保证中国的战略航道安全,并且阻碍中国南部地缘环境的持续改善。中国应采取必要的对策消除南海问题对中国南部地缘安全的制约作用。     

南海岛礁主权争端解决路径探析

南海岛礁主权争端涉及多方利益,事关中国领土主权和国家安全,也涉及周边国家政治与经济利益,甚至牵涉到各大国之间的主导权之争,已成为中国面临的最复杂的海疆争端之一。解决南海岛礁主权争端问题需遵循国际关系法治化原则、衡平原则及时际法原则。在坚持“主权在我”的前提下,以合作共赢为基础,可通过谈判与协商、斡旋与调停、调查与调解等外交途径,联合经营模式等共同开发途径,以及国际法院、国际仲裁程序、《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特殊规定等司法途径,来解决南海岛礁主权争端,维护中国的合法利益与南海的和平稳定。     

南海问题与中国经济安全

南海问题不仅仅是中国与东盟有关国家关于南沙群岛主权归属之争的问题,而且还是一个经济安全问题。南海问题的国际化和复杂化的趋势日益明显,对中国的经济安全的制约越来越明显。中国应该采取经济、政治和外交等手段消除南海问题对中国经济安全的影响。这些手段主要有:重视南海的经济开发,充分利用南海的资源;增强中国军力,保证航线的安全和加大外交的力度,增强和平解决南海问题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