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农村饮用水安全的法律保障问题探析

农村水源污染是造成我国农村饮用水安全问题的直接原因,相关法律制度不完善是导致这一问题久拖不决的重要因素。我国现有关于饮用水安全的立法带有浓厚的"城市中心主义"倾向,涉及农村饮用水安全的立法数量少、可操作性差,立法位阶低、效力不高,立法滞后现象严重;法律规范之间缺乏衔接与协调,法律制度不完善。加强农村饮用水安全保障的最佳途径是制定专门的农村饮用水安全保障法律或法规,目前条件下的可行性方案是通过修法程序,建立健全农村饮用水水源规划、水质监管、突发事件预警和应急、安全保障公众参与等法律制度。     

在法律与道德之间：“安乐死”问题的再思考

安乐死问题涉及到医学、法律、哲学等诸多领域,对于安乐死问题一直存在赞成与反对这两种声音。安乐死并不与伦理道德相冲突。反对安乐死论者在某种程度上是以一种伦理道理驳斥另一种伦理道德,不具有科学性。安乐死问题与生命权体戚相关。安乐死某种程度上是生命权的表现形态之一。安乐死立法是建立在发达的医疗制度、法律制度等基础上的。当下中国对于安乐死立法必须立足于中国的本土现实而谨慎进行,对安乐死的条件、程序等各个环节进行严格的界定。     

授权立法的正当性质疑

授权立法职能极度膨胀,立法范围过于广泛,立法权深度过大,已经成为一个世界性的法律问题。授权立法的正当性缺陷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一是人民性不足;二是导致立法权与执法权由同一机关行使;三是导致权力的被授予者再度将权力授出。立法权的泛化倾向和立法权主体的多元化,将导致人民失去对法律的控制的后果,法律自身会因为过分顾及集团利益而偏离人民性,法律体系也会因利益主体和立法主体的多元化而影响其统一性。     

治国全景中财经法治的展开——近五年我国财经立法的成就、经验与展望

近五年来,我国的财经立法工作取得了突出的成就,为改革和发展提供了有力的保障和支撑,《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规划》亦将多项财经领域的法律列入未来五年立法工作计划。总结过去五年财经立法的成果与经验,着眼当下法治建设和财经改革的实践,便能为财经立法的改进提供前瞻性引导和指导性建议。在我国新阶段,应当加快财经立法进程,完善财经法律体系;规范授权立法,改由全国人大有关部门牵头起草财税法律草案。     

农民法律意识现代化的路径选择

培养和提高农民的法律意识,是建立法治秩序,推动农村社会向现代转变的前提和基础,是重构农村社会秩序的重要途径.为此,需要突出农民在法律意识现代化过程中的主体地位,完善立法,保障法律的良性运行,构建农村社区的法律文化,提高农民对法律的信赖和信仰水平.     

农村需要什么样的环境法——基于对城市中心主义环境立法的反思

环境法脱始于工业革命之后对环境保护的迫切需要,因此环境法自诞生之时起就与城市紧密相关,表现为一种依靠城市地方性知识的技艺,与此同时,农村却处在环境法制的边缘,这在中国城乡二元结构体制下的环境立法中表现得尤为明显。由于环境关系着所有人的命运,因此有必要将农村的生态环境保护纳入到法治的视野,并进行有针对性的农村环境立法,建立和完善适应农村发展需要的统一的法律、法规体系,以应对日益严峻的农村环境形势。     

企业国有资产公权力监管问题研究

从公权力的视角看待企业国有资产监管,其主要体现在国家监管法律制度的设计。基于企业国有资产的国家所有权属性,此乃公权力制衡公权力,这是企业国有资产监管的关键所在,也是我国当下对于国有资产监管的薄弱环节。国家监管主要包括立法监管、行政监管和司法监管。立法监管、行政监管和司法监管除了各自发挥企业国有资产监管功效以外,三者权力的彼此分工与制约的背后,往往进一步强化企业国有资产监管的功效。     

民国时期学界对西法移植的反思及其局限

鉴于法律移植当中的全盘西化,民国时期的学者和立法者进行了反思。主张立法应当充分考量中国的国情以及中国人的民族性和心理特点,并探索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立法原理和立法技术。这些反思始终没有跳出西方文化本位的窠臼,导致立法中的西化倾向终其民国一代没有得到很好解决。其对当代立法的启示在于:摒弃法律移植当中的"西方中心主义",以普适性知识和地方性知识的协调平衡促进法律的融合,以发展和开放的眼光审视法治的本土资源,促进本土资源的更好吸收。     

民航立法发展的回顾、反思与展望

建国六十年来,新中国的民航立法经历了六个发展历程,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就,初步形成了有中国特色的民航法规体系.民航立法表现出了内容上突出安全、形式上突出民航规章、注重与国际接轨和遵循一定的立法程序等特点.但民航立法存在着一定程度的部门利益化倾向、某种程度的相对滞后、权利、权力、义务、责任规范有失平衡和可操作性欠佳、与实际执法有所脱节等弊端.今后,我国民航立法应当向综合交通运输法规体系、军民航法规一体化、加强低空空域管理和消费者权益保障的立法趋势和方向发展.     

关于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立法问题

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立法的缺陷影响了综合治理的功效。把综合治理作为政策实施而不是法律实施是造成立法缺陷的主要原因。综合治理应当从政策实施为主向法律实施为主转变。法律实施必然要求建立健全综合治理法律制度 ,而其中心问题是综合治理的专门法律实施体制与群防群治体制的建设     

法律主体概念的基础性分析(上)——兼论法律的主体预定理论

本文论证了法律的概念体系中 ,法律主体概念是最基础的概念 ,由此提出法律的主体预定理论。通过对实在法律的历史分析 ,本文也就法律主体制度的核心原则和立法思想作出一种实证解释 ,提出罗马法以来的法律传统中 ,个人主体性有突出的表现 ,从而形成了由个人主体性决定的权利法内容的近现代法律局面。本文也分析了个人主体性法律的立法条件是协议性立法形式和程序     

法律主体概念的基础性分析(下)——兼论法律的主体预定理论

本文论证了法律的概念体系中 ,法律主体概念是最基础的概念 ,由此提出法律的主体预定理论。通过对实在法律的历史分析 ,本文也就法律主体制度的核心原则和立法思想作出一种实证解释 ,提出罗马法以来的法律传统中 ,个人主体性有突出的表现 ,从而形成了由个人主体性决定的权利法内容的近现代法律局面。本文也分析了个人主体性法律的立法条件是协议性立法形式和程序     

"三农"问题的宏观调控机制研究

三农问题是关系到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根本问题,相关部门在不同的时期均采取了一系列的政策和措施,包括进行相关立法等。但是,目前的新农村建设是在正式法律供给不足的情况下展开的,针对农村的法制建设尤其是农村立法方面仍显得滞后,难以适应当前各项事业的要求,直接影响着中国解决三农问题的进展,从立法上全面而系统地建立对三农问题的法律制度,从宏观上对三农问题进行调控和规制,显得十分紧迫。     

农村征地补偿协议的法律分析

农村征地补偿协议因法律冲突或立法空白导致制度绩效低下,检审征地补偿协议的立法定位和法律性质是完善征地补偿协议法律管制的前置条件.本文分别讨论了征地补偿协议的内涵和性质、订立规制及法律救济等问题,提出完善农村征地协议的相关内容和程序以及救济途径,强调通过立法完善和管制提升,以契约形式构建包括政府和农民在内的多元主体的利益安排.     

近代中国民法典编纂中的“习惯法”

在近代中国法律移植运动中，各种新型法律概念生成。“习惯法”一词正是1911年《大清民律草案》借鉴《瑞士民法典》的产物。在现代民法典编纂过程中，如何认识、界定、评价、吸纳与整合既有的本土习惯是一个重要课题。清末，“习惯法”作为法律渊源虽然在立法中确立，但由于缺乏实证化和司法化的机制，导致民商事习惯无法转化为确定的形式化法律条文，民商事习惯调查成果也被束之高阁。民国以降的主流法律理论深受德国思想影响，倾向于贬抑“习惯法”的作用。近代中国法律史上“习惯法”的命运，对当下中国的民法典编纂，仍然具有深刻的启示意义。     

我国立宪史发展的新阶段

1999年3月9日九届全国人大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把我国立宪的历史发展推向了一个新阶段,它除了把邓小平理论写入宪法外,还突出的表现在对依法治国方略的确认,对多种分配方式的认可,对农村集体经济“双层经营体制”的认可,对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重要组成部分”法律地位的确立,以及对国家保卫制度的修改及立法观念的转变等等。它的实施必将对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产生深远影响。     

关于农村五保供养政府责任原则的法制化思考

农村五保供养制度自形成至今,其最突出的变化是逐渐从立法上确立了农村五保供养的政府责任原则,摆脱了传统扶贫济困道德思想和封建宗法观念的影响.今后,国家应贯彻生存权保障的理念,将其与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乃至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进行有效的立法整合,使农村五保供养群体的生存权得到应有的法律保障.     

论中国乡村都市化

乡村都市化,是近十余年来中国农村发展过程中提出的一个课题.这一课题提出后,无论是实际工作者还是学术界对此表示了极大的关注.我们所作的课题“华南都市比较”“是从乡村的角度来立论的,所以笔者对乡村都市化这一问题作了很多思考.本文结合珠江三角洲都市化的实例,来讨论有关方面的问题.     

都市中国的乡土音声:守旧的民间叙事

有着自己叙述传统和策略的民间叙事真切地表达着居下位的民众的认知和情绪。在相当意义上,百余年来居上位的精英对民众情绪不同程度的忽视既使得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步履蹒跚,也使得当下的都市化进程弊端频现。关注都市中国的乡土音声,将民众视为情感对象,了解、感受民众的情绪,会有助于当下中国社会的和谐发展与良性运行,这也是关注群体日常生活的都市民俗学需要直面的核心问题。     

论后危机时期中国对国际服务贸易的法律管制

金融危机下的各国日渐强化对国际服务贸易的管制,管制形式表现为众多国内立法,管制内容以服务业市场准入为要点,管制立法取向上的贸易保护主义倾向明显.在WTO<服务贸易总协定>框架下,借鉴西方经验,中国在国际服务贸易管制方面应进一步强化管制法规的体系化、透明化,通过适度保护性立法提升国家整体服务贸易竞争力,积极参与有关服务贸易国内规制的国际谈判,使服务贸易法律实施机制更加协调、高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