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典戏曲漫谈——戏曲与诗、戏曲与小说

在古典戏曲家看来,戏曲是“以离合之事,抒悲欢之情”。离合之事,是叙事;悲欢之情,是抒情;叙事得小说之筋骨,抒情取诗歌之精神。因此,古典戏曲与诗歌、小说之关系密不可分。     

试论《墙头马上》中李千金形象的悲剧色彩

《墙头马上》是元代戏曲中的“四大爱情剧”之一。作品以诙谐讽刺的笔法和大团圆的结局名列“中国十大古典喜剧”。然而,在女主人公李千金曲折多变的命运中,却蕴藏着浓郁的女性悲剧色彩。这种悲剧性,揭示出深刻的历史真实和生活真实,也体现了作者对自然人性和生命价值的深刻思考。     

从《窦娥冤》第四折谈中国古典戏曲悲剧的结局模式

在对元代现实主义戏曲大师关汉卿的著名悲剧《窦娥冤》的研究和评论中,对其第四折,即鬼魂出场,清官伸冤的描写,历来存在着比较激烈的争论。肯定者认为这一折戏通过运用浪漫主义艺术手法,较好地表达了人民群众的愿望和理想,从而进一步加强了全剧的思想性;否定者则认为,这一折戏主要通过鬼魂出场,清官伸冤的描写,使全剧获得大团圆的结局,因此,实际上是削弱了全剧的思想性。这一争论直接涉及到中国古典悲剧一个重要审美特征,即“大团圆”的结局模式,这是很值得探讨的,本文拟从对《窦娥冤》这一著名悲剧第四析的分折中就中国古典悲剧的结局模式谈一点粗浅的看法,以就教于专家。     

中国古典园林的山水画情结

中国古典园林与中国山水画都是强调自然的意境蕴涵,都根植于中华古老文化这块沃土,都体现了中华民族的“山水文化”。因此,二者在创造情景交融的意境中,借助文学艺术的特有形式表现出含蓄美和自然美,尤其是在小中见大的空间处理和虚实对比上,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并深受“天人合一”哲学思想的影响。古典园林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山水画的发展,伴随山水画的不断发展和成熟,也促进了古典园林的不断完善,这正是古典园林的山水画情结所在。根植于民族文化的古典园林艺术和山水画艺术的交融是历史的必然,古典园林所特有的“诗情画意”与山水画艺术的“山水情结”都是民族精神的体现。     

传统文化视野中的悲剧《孔雀东南飞》

《孔雀东南飞》悲剧中 ,焦仲卿、刘兰芝在宗法社会孝文化及礼教压力下 ,艰难地选择了以死相殉 ,中国传统文化缺乏“个人”和“自由”的观念而导致焦刘在邪恶势力面前反抗无力 ,只好“不自由 ,毋宁死”。死后精魂化为异类说明其悲剧在传统佛道文化中无法肯定升华其价值。     

中印比较视野中的印度文化

文化是一个民族的外在标识,更是一个民族精神的灵魂。作为世界上最古老的两个文化体系,中国和印度虽处在相近的地理位置,具有相似的社会结构,但两种文化却不尽相同。比较中印思维方式上的“天人合一”与“梵我同一”,精神追求上的“伦理道德”与“宗教解脱”,民族心理上的“凝聚同化”与“宽容包容”,我们发现,印度文化是具有极大包容性、强烈宗教性、深刻内省性特质的宗教文化。     

中国现代悲剧文学发生的文化逻辑

悲剧文学是中国现代文学主要的题材样式。异域文学精神的启发与作家自我体验的折射一向是学界探讨中国现代文学中悲剧精神和悲剧意识素质的主要观念前提,这种学术视点一定程度上遮蔽了中国本土性的历史文化处境对中国现代悲剧文学创作起到的重要制导作用。中国现代积贫积弱和战争不断的历史环境以及急遽变化和自由混乱的文化境遇,为悲剧文学的创作提供了客观条件,也提供了丰富的创作素材。文化转型的观念结构的意识分裂与价值冲突,生命个体的全面苏醒勃发的意志与理性的冲突,宗教意识无法忽视的潜在影响,政党政治的兴起与观念分立背景下价值建构的不懈努力,不但使中国现代悲剧文学的创作暗合了人类文化史上的多种悲剧观念,而且影响了中国现代文学诸多观念形态与艺术特征。     

近代尚力思潮的演变及其文化意义

文章认为,近代尚力思潮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力的发现阶段,力体现为外在的体质生命力量,主要反映在严复到20世纪的军国民主义思潮中,第二阶段是“力”向文学领域的渗透,由鲁迅到新文化运动,表现为崇尚情感、意志的“诗力”、“意力”、“强力”; 第三阶段,“力”向文化哲学领域渗透,即朱谦之的“力”的生命化、情感化的“惟情本体论”和战国策派的“力”的本体化。长达半个世纪的尚力思潮虽然有其自身的局限性;但它仍具有深刻的文化意义:它标志着中国近代的感性启蒙和感性精神重建的开始,标志着古典文化精神向近代文化精神的过渡。     

关于“天人合一”的道德重估

中国古代哲学——伦理思想的总原则是“天人合一”,不同时代的每一原则,各自“分有”着总原则,当整个世界皆认此总原则被分而阐释时,便产生了诸派学说。中国古代哲学虽早已成为历史,但“天人合一”这一古老命题的奥义及所表征的中国哲学精神(伦理道德精华)在中华神州“依然故我”。它已积淀、凝结为中国人的深层文化心理结构、思维模式生活方式和道德习惯,无论自我意识到与否,它都潜在于人们的一行一动,一思一虑之中,     

中国电影的民族文化与审美意境分析——以电影《白鹿原》中的戏曲元素为例

面对当下“娱乐化”与“高科技”相争衡的电影生存环境,电影《白鹿原》对戏曲艺术的回归再次唤醒了民族文化审美的强大生命力,成为中国电影的“重头戏”。作为民族电影的重要基石,民族文化符号历来备受中国导演的钟爱,而导演王全安在电影《白鹿原》中对戏曲元素的多重审美关照,使陷人困境的中国电影的民族化探索道路上迈开了可喜的一步,为中国电影艺术注入了鲜活的民族印记。     

从曹禺的人生情怀看《雷雨》中的俄狄浦斯情结

1933年曹禺和他的巨作《雷雨》蜚声海内外。作为中国现代第一流戏剧艺术大师,欧美的文艺思潮和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法给他提供了理论上的依据,古希腊悲剧可能也给了曹禺直接的启示。但我们从他所生活和创作的时代及个人经历来看,《雷雨》是以现代悲剧的形式,完成了一次与古典俄狄浦斯式的命运和性格悲剧相平行的冒险。作品烛照了作家特定时代的心灵标本,是人类精神世界的折光。     

试论中国伦理世俗精神的形成——兼与西方宗教神秘主义的形成相比较

作为中国与西方文化共同的人类学前提,人类在早期的“图腾崇拜”中既包含了自然的超自然成份,义包含了血缘的超血缘内容。前者通过自然的神化而形成了对神灵的崇拜,最终便演变为西方式的宗教神秘主义;后者通过血缘的人化而形成了对祖宗的崇拜,最终便演变为中国式的伦理世俗精神。中国与西方文化之所以能够从共同的人类学前提中分化出各具特色的精神现象,显然是由于不同的社会学背景在起作用。而这种不同的社会学背景也就是马克思所说的“古典的古代”与“亚细亚的古代”早期文明的演进方式。     

从传统走向现代:近代传奇杂剧的舞台艺术变革

大量的剧本材料表明 ,近代传奇杂剧在服装、道具、烟火、灯光、场幕、布景等方面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旋转舞台也开始出现。这些舞台艺术变革与创新是中国戏曲传统的扬弃 ,更是在外国戏剧文化影响下发生发展的。近代传奇杂剧的舞台艺术转变与其他方面的重要变革共同促进了近代戏曲的发展 ,同时也加速了传奇杂剧的式微与消亡。这种深刻的历史转变是古典戏曲向现代戏剧转变的一道津梁 ,对中国传统戏曲格局的终结和现代戏剧格局的建立也起了重要作用。     

传统文学音乐质素的审美观照

文章以“天人合一”的深层文化精神为依据,从音乐对文学的“显性”“影响关系”和“隐性”“借比关系”两大方面,观照诗歌、散文、小说、戏曲文体的音乐神韵,并尝试对一些文学现象进行重新评价。     

汉族的伦理道德传统及其当代价值

本文从汉族的历史叙事、神圣视域和文化定位中,探讨研究汉族伦理道德文化产生历史文化背景和民族心理积淀,以期揭示汉族伦理道德文化形成和发展的内在机理,为当代中国人的精神世界的构建提供向善的力量,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落实提供文化的土壤,为民族之间、国家之间文化的对话和世界文明秩序的建设提供中国的智慧。     

论先秦群已一体的伦理观

中国传统文化是一种经伦理道德融摄一切的文化。在先秦，伦理思想就已充分发展。本文探讨了作为中国文化精神源头之一并自成系统的先秦儒、道、墨诸家的伦理学说，提出了诸家伦理思想的群已一体现。     

中国式现代化下的乡村精神重建

当前,我国乡村精神建设面临诸多风险挑战,亟须从中国式现代化角度进行重建,这包括从乡村的知识体系、伦理道德、思想文化、观念智慧入手,以完善创新制度、改变宣讲模式、强化自创主体性等方式,强化乡村精神的现实功能。乡村精神重建必须在党的领导下协同共进,把乡村精神有效转化为乡村发展的内在动力。乡村精神重建还要将乡村精神置于城市精神、民族精神、国家精神、中华精神的比照中,准确定位其时代价值。中国式现代化下的乡村精神重建作为国家战略发展重大课题,离不开对于国情、乡情、村情、民情、人情的深入勘察与洞察。     

中国文化遗产研究的“新古典学派”

文化遗产是一个国家的历史见证与重要财富,许多学科都对文化遗产进行了系统性研究。文化人类学对文化遗产开展研究的特点之一是注重整体性。近年来,许多研究者利用新古典“结构-功能论”对中国文化遗产进行研究,逐渐形成了“新古典学派”。在理论建构和实证研究中,中国文化遗产研究的“新古典学派”体现出中国学术的原创性。依据文化遗产所处的整体社会情境来看,这些研究分别讨论了城市复兴、县域发展、特色小镇、乡村振兴、区域社会这五种情境下的文化遗产。在未来的文化遗产研究中,可以利用新古典“结构-功能论”进行分析,从而更好地理解文化遗产在“传统-现代”转型中的具体实践过程。     

愤世·沉沦·自戕——《孤独者》的人物命运剖析

本文对魏连殳悲剧命运产生的时代背景、社会环境、人情物理等因素进行了分析,并把他与魏晋时期的大诗人阮籍相比照,试图对知识分子中先知先觉者的悲剧命运作一探讨,作者认为产生这一悲剧的原因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尚同”思想有很大关系。     

文明型国家文化精神传统与当代中国文化自信——基于马修·阿诺德的“文化至上”理论

在国家形态构成的过程之中,文化精神传统始终是作为不可或缺的基础性因素而存在的。马修·阿诺德的文化理论阐释了文化精神传统在国家建构过程中所占据的核心地位。中国作为一个“文明型国家”,因其独特的地域与文化特征,在国家形态的建构过程中展现出独特的文化精神传统,即“天人合一,和而不同”的观念。“天人合一,和而不同”作为我国文化精神传统的核心,其哲学内核与文化内涵都有着极为深厚的思想意蕴。这一文化精神传统对树立我国在当代发展中的道路自信与文化自信,破除西方话语对当代中国所进行的单向度阐释,为中国话语体系的建立与崛起也提供了相应的理论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