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夷一统"思想的演变及对治理东北边疆的影响

“华夷一统”思想是在“大一统”思想基础上形成的处理民族关系的重要指导思想,初步形成于春秋战国时期,发展、完善于以后历代王朝。在治理东北边疆过程中,“华夷一统”思想既起到了积极作用,也起到了消极作用。     

从文化层面认识中国证券市场的“不成熟”

中国证券市场长期存在浓厚投机气氛下的宽幅波动现象,金融证券界在认识这种现象时形成了 “赌场”论和“不成熟”说。这两种观点都没有揭示出造成这种非理性现象的深层次原因。要揭示出其现象背后的本质,应从文化层面去认识中国的证券市场,探究形成中国文化模式中的自然地理环境和社会环境要素对中国人思想和行为的影响,尤其应剖析中国人在证券市场上表现出的思想和行为的文化背景,这样我们才能正确理解中国证券市场的现状。     

文学再现的“镜式本质”与解构

传统的文学观念往往基于文学与现实的关系探究文学的本质存在,这就形成了西方文论史上两种影响深远的创作模式：侧重于再现客观世界的模仿说和表现作家主观情感世界的创造论。这两种理论模式分别以镜和灯为喻,实乃是对文学的再现,一种广义的“再现”,因而具备基本相同的镜喻形态,体现传统观念的“镜式本质”特征。20世纪以来,文学的再现性结构遭到诸多学者的批判和解构。解构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分别采取了不同的文本解构策略,呈现出不一样的批评风貌。     

“底层社会与抗争性政治”还是“基层社会与创造性政治”——农民政治行为两种分析框架比较及重构

农民政治行为研究有两种分析框架,“底层社会与抗争性政治”分析框架渊源于农民政治行为“顺从与反抗”的经典模式,关注底层社会及其抗争性行动。“基层社会创造性政治”分析框架从三个方面批评“底层社会与抗争性政治”分析框架,一是认为其误解了1949年后的国家与农民关系；二是指控其革命意味太浓；三是认为其未看到农民抗争行动的创造性后果。同时,从重新界定当代中国国家与农民关系、以“基层社会”取代“底层社会”和以“创造性政治”取代“抗争性政治”三个方面建构自己的分析范式。二者在分析范式、研究对象和学术影响三个方面各有不同,融合二者,重构一个“底层社会与抗争-创造性政治”分析框架对农民政治行为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女性形象创造审美模式

尽管陀思妥耶夫斯基将笔触指向那些受侮辱受损害的贫穷女性,但是力图刻画出“戴着各种假面具的他自己”的创作主旨,使他笔下的女性形象系列分离为两种皆然不同的审美模式：一是塑造“基督之爱的化身”;一是刻画“被摧残的美”。两种女性形象创造审美模式相互对照和映衬,共同昭示着作者对病态社会病态女性复杂的心理和行为的独特思考及力图改变不平等现实的最大努力     

成人教育模式与有效学习环境创设

在国民教育体系中,成人教育具有自身的特点和规律。由于成人的学习是一种完全意义上的个体行为,因此认识和掌握成人的学习需要就显得格外重要。国外先进成人教育理念有许多可借鉴之处。当前国外比较流行的成人教育模式主要有“马尔科姆.诺斯模式”和“卜纳特模式”两种。这两种模式虽然各有侧重,但都深入探讨了如何确定成人学习者的需要以及如何为他们创造一个有效的学习环境问题。研究成人教育模式,对于创设有效学习环境,提高成人教育质量大有益处。     

爱国思想源流评述

中华民族的爱国思想始自先秦,这种传统思想在历史流变中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面貌.由于它来源于宗法制下的“孝”,所以历史上一直保有“移孝作忠”的传统.相对于代表具象地域疆界的“国”和民族来说,更强调对抽象的礼仪文化的认同.历史上争论不休的“华夷之辨”也是基于这种文化认同感而来的.爱国传统在任何时期都有重要意义,特别是在面临西方历史解构主义及其软实力入侵双重挑战的今天.     

试论儒家和法家法观念的融合

春秋战国时期,儒家主张“礼治”的思想,法家则主张“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的“法治”思想。文章分别阐述儒家、法家的法观念,并对两家法观念进行对比,阐述儒法融合的过程和表现,进而详细分析融合的原因和对后世法律、治国方略的影响。     

中国古代人本思想形成考略

先秦时期是中国人本思想的形成时期。春秋战国时期剧烈的社会变革冲击着宗法血缘等级制度和传统的政治价值观念体系,人的尊严、价值、地位得到肯定,“轻神重人”思潮蔚然成风,人逐渐从传统的神学思想框架中独立出来,标志着中国思想史上天人相分观念的确立。轻天重人的思想观念,极大地促进了人们的思想解放,人的主体意识得到树立,为众多人才的成长创造了有利的社会环境。     

荀子“辩说”思想探胜

春秋战国时期,诸侯异政,百家异说,各执一词,各尊一是的“百家争鸣”,就是我国两千多年前封建制和奴隶制新旧社会制度更替时期的一场政治大辩说。这一场大辩说,从墨子倡“必鸣”,到荀子主“必辩”,整整延续了两个世纪。它关系着当时的社会去向,是把历史继续推向前进,还是使历史车轮倒转。这样的社会实践,为辩说积累了极其丰富的经验。首先墨子从逻辑学上对辩说的方法作了总结,创立了“墨辩”。继后,荀子则批判地吸取了各家之长,继承并发展了“墨辩”的成就,形成一套自己的有关“辩说”的思想。荀子“辩说”思想多为散见,本文试探其胜。     

君子必慎其“独”——论王船山的“人之独”

王船山是中国传统学术思想的总结者,其思想有一个特别之处,即提出了所谓“人之独”的观念,从人物之别、人禽之异、天人之辨等方面凸显了人之于天地万物的特殊意义,进而在继承周敦颐“立人极”和庄子“相天”为代表的中国古代诸家思想的基础上创造出自己独特的“依人建极”而“相天造命”的“人之独”论。并非人人都可以成为这样的有“独”之人,唯有人之为人之人才可以。这便是船山所说的君子。故君子必有其独,不可不慎。船山的这一思想是对中国传统自古以来形成的天地以人为贵的观念高度继承总结后的系统发扬和创造。     

佛教三业理论与《聊斋志异》之伦理道德思想

佛教认为 ,“业”是形成事物的最直接原因 ,它包括身业、口业、意业三种。“业”不仅给施为者自己带来善恶报应 ,而且也会给他人及环境带来幸与不幸 ,因此往往涉及到社会伦理道德问题。《聊斋志异》在对佛道两家想象模式多所采用的同时 ,也不可避免地要受到其教义的影响 ,其中佛教“三业”理论是阐述得最多的 ,作用乃在于告诫人们从思想到行为上都时刻注意防恶止非、行善积德。正是借助着佛教“三业”理论 ,《聊斋志异》一方面非常清楚地交代了故事的来龙去脉 ,另一方面也十分明确地表达了希望人们自觉遵守社会伦理道德这一主题导向     

中国天人合一思维模式的缘起

“天人合一”思想比较复杂,可以分别从“思维模式”、“哲学命题”这两个维度分别描述这一思想的缘起.思维模式的“天人合一”缘起于受互渗律支配的以集体表象为基础的“原逻辑思维”.     

张学良的爱国思想与东北大学的光荣传统

指出东北大学在风风雨雨走过的80年中,始终保持着在张学良任校长期间培育而形成的爱国主义的光荣传统。强调张学良的爱国思想是这一光荣传统的灵魂,尤其着重结合东北大学的办学宗旨,张学良对东北大学学生爱国行为的培育、支持和呵护,东北大学体育运动蓬勃发展方面的史实,分析了其中所蕴含的张学良的爱国思想,以弘扬东北大学的爱国主义传统。     

透过“双城”看人生——《边城》与《围城》脞谈

文章将中国“双城”———《边城》与《围城》两部杰作放在一起加以比较和讨论,试图透过这两座“城”领略其彰显的两种人生基型和成因;同时通过对两个文本所蕴涵的人生形式、人性思想的深层发掘,以及对两位作者所选取的文化立场与叙写模式的比较分析,从中体悟两位作家对人生与艺术的独特思考和创造。     

洋务思想发生论

洋务思想是十九世纪六十至九十年代广泛流播于中国社会的一种思想模式.这种模式初以“主以中国纲常名教、辅以诸国富强之术”的雏形出现,后来形成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理论形态,其间走完了从范式选择到相对定型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洋务思想逐步具备、完善了包括封建的政治社会观、片面的资本主义富强观和辩证唯心主义哲学观在内的三个要素,并且以政治社会观的价值取向为出发点和归宿,以富强观的练军制器为现实要求和实现目的的手段、以哲学观的道器、体用思想作为上述目的与手段关系的理论依据,确立了它自己特有的结构方式.     

略说先秦战争观念的演进

“仁义”和“诡道”概念不仅表达了先秦两种不同的战争观念 ,而且为商周与春秋战国时期这两个相衔接的历史时期的不同战争观念。之所以有这样的演进 ,是有着深刻的社会、经济原因的     

传统民间造物艺术对情感化设计行为水平的启迪

行为水平的情感需求满足是产品的核心,传统民间造物艺术在人与物的关系及其行为方式的探索中,积累了大量的创造和智慧。在现代社会背景下,传统民间造物艺术中蕴藏的“致用”“巧用”“节用”“乐用”等造物思想,对于满足真实合理的行为需求,提升行为的效率和舒适度等方面有着重要的启迪意义,可以为正确创设欢愉的生活方式、行为模式和体验,提供了充满东方智慧的独特视角。     

论庄子风度及其社会根源

传统观点认为,庄子思想以索尚虚无为标的,庄子其人以逍遥游世为准则。这种看法带有片面性。事实上,庄子对于宇宙、社会、人生有着比常人更为深切的关怀和哀怨之情。他不单是思想的巨人,而且还以自己的行为挑战世俗所谓的规范和权威,勇敢地保持和发展自我个性。庄子这种“不经”行为呈现了一种蕴含独特魅力的风度。庄子风度有其深刻的社会根源,本质上是对世俗社会的抗议。     

先秦时期心理学思想概述

“先秦”一词,包括广狭二义.广义的“先秦”,一般指的秦朝统一六国以前的历史时期.主要包括夏、商、周和春秋战国时期的几个阶段.狭义的“先秦”,指秦代以前的春秋战国时期.中国心理学史源远流长,从有文字和地下文物的记载,也可以追溯到三千年前,远在春秋战国之前已有文献可考了.所以我们研究先秦中国心理学思想不应限制于春秋、战国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