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官吏分途”到“层级分流”:帝国逻辑下的中国官僚人事制度

魏晋南北朝以来的“官吏分途”是中国官僚体制的重大制度变迁,本文从这一角度出发,审视当代中国官员的空间流动状况,提出以“官吏相对谱系”为特点的“层级分流”模式。文章从周雪光的“帝国逻辑”分析框架出发,借用史学研究和社会科学理论来认识和解释人事制度安排与帝国治理逻辑之间的关系。文章认为,从“官吏分途”到“层级分流”,这一人事制度造成了官僚体制的二元结构及其迥然不同的职业生涯、激励设置和利益群体,为中国官僚体制的运作打上了鲜明烙印。本文充实和扩展了“帝国逻辑”的理论思路。     

残障者的制度与生活：从“个人模式”到“普同模式”

近20年来,中国的残障者数量骤然增加,相关的专业化社会服务也随之兴起,但对残障问题的社会学研究却依然滞后。本文主要通过考察现代英美社会在残障问题上的研究历程,集中探讨残障者的制度与生活变迁,反思面向个体援助的福利框架和重视治疗的“医疗模式”,基于对残障观念从“社会模式”到“普同模式”的转变进程的理解,揭示障碍研究的主要问题。在这一演进过程中,社会模式与普同模式批判“健全者中心主义”的制度建构,逐渐确立起残障者作为生活主体的理念,并试图通过连带普通人的障碍体验为策略,汇聚成制度改革的合力。障碍研究的推进,提示了各类模式,引发了诸种思潮,试图改变制度、改造社会,并转变人观。理解这一社会历史进程可以为中国应对残障问题以及化解老龄化所带来的诸多社会问题提供重要的启示。     

“组织与社会”专栏征稿启事

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国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独特的文化背景和转型实践与快速的现代化结合在一起,为中国组织社会学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当前,社会转型仍在继续,计划体制、单位制也仍然发挥着重要作用。与此同时,传统的组织形态和关系网络重新渗入到社会生活的角角落落,全球化与信息化的浪潮也以其强大的力量重塑着整个社会的组织结构与制度体系,整个社会的运行在焕发出巨大生机与活力的同时,也变得极为复杂与多变。在学术研究当中,传统的结构分析、组织与制度理论在日益复杂的社会现实面前已显得越来越力不从心,学者们在关注正式的组织结构与制度安排的同时,正在把更多的精力转向不明言的制度、权力关系、社会网络与组织的实际运行方式的研究。
从2004年开始,以“倡导专业规范,培养研究队伍,打造学术共同体”为宗旨的“组织社会学实证研究工作坊”已经连续举办了六届,为了进一步做好学术传承,形成学术积累,特以“上海高校社会学E 研究院”为依托,在《社会》杂志开辟“组织与社会”专栏。
本专栏从2009年第1期开始试办,每期3篇,迄今已有3期刊发了相关文章。本专栏采取选稿、约稿、荐稿、投稿相结合的方式,即从每年的工作坊论文中选择部分优秀稿件优先予以刊登,并根据专题需要约请部分专家提供特稿,同时接受公开投稿和荐稿（请标明专投“组织与社会”专栏）。对于所有通过编辑部初审的来稿,我们将实行严格的双向匿名专家评审制度。对于本专栏发表的相关论文,上海高校社会学E 研究院将定期进行评选,对优秀论文给予奖励,并分专题结集出版,热诚欢迎海内外专家学者踊跃来稿,稿件请注明《组织与社会》专栏。
来稿可以选择下列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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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刊编辑部     

社会秩序的护卫者 ——亚当·斯密论“正义”与“自然法理学”

通过对“德性”以及“人性”的重新阐释,亚当·斯密颠覆了亚里士多德的经典命题,将“人是城邦的动物”改造为“人是社会的动物”。启蒙精神为斯密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工具,他试图用一种情感主义的人性论和道德哲学来重构整个自然法理学体系,为其提供一个世俗化的理论基础,为国家行为、为立法者提供理论指引。“社会”是斯密整个学说体系的核心和基础,只有理解了“社会”与其自然法理学之间的关系,才能深入理解其政治经济学甚至国家理论的真正意涵。本文所要阐述的,正是“社会”对其自然法理学的意义及其因而呈现出来的结构和特点。     

从“大众社会”到“社会学的想像力” 理解米尔斯的一条内在线索

摘要：本文试图阐明,在米尔斯对美国社会的经验研究与其关于社会科学的认识论纲领之间存在着一以贯之的内在逻辑。通过对米尔斯最具代表性的三个经验研究成果,即由《权力新贵：美国的劳工领袖》、《白领：美国的中产阶级》以及《权力精英》所组成的“美国社会分层三部曲”的考察,作者发现,从这些研究中所浮现出的“大众社会”图景深刻地影响了米尔斯关于“社会学的想像力”的论述。在此基础上,本文进一步揭示了米尔斯的社会学著述所关注的两个基本问题,即对于社会变迁可能性的探寻,以及对于现代社会中人的意义的关切。     

行政发包的组织边界:兼论“官吏分途”与“层级分流”现象

本文重新梳理了行政发包制理论中“行政”与“发包”的关系,将政治晋升机制正式引入行政发包关系,定义了行政内部发包与行政外部发包的组织边界。在此基础上,本文重新诠释了历史上的“官吏分途”以及当今的“层级分流”现象。本文认为,从秦汉到明清,中国经历了“官吏分途”和“吏役合一”的双重过程,这实际上代表了中国官僚体制组织边界的重大变化,即从“行政内包”到“行政外包”的过程,而推动整个过程的驱动力是帝国所面临的日益严重的财政压力。本文还对中国历史上国家与社会的关系特征进行了重新表述。相同的历史现象,不同的解析框架,本文与周雪光的帝国逻辑理论进行了一次深入的学术对话。     

高校里的新传统主义——由“校长日”制度看学校与学生的关系

华尔德的“新传统主义”理论为研究中国单位制度建立了新的范式,奠定了研究计划时期中国大陆工厂与政治的基础。高等院校作为转型期计划体制最后的阵地之一,还留存着不少计划时期的特征。本文试图借助华尔德的“新传统主义”理论模式,以某高校“校长日”制度为切入点,考察学校与学生的关系,透视高校内部的社会结构,探究高校管理秩序建立的基础和校内各方行动逻辑,从而为研究高校等大型社会组织管理体制改革提供一种微观的、经验性的视角。     

“共建”：社会网络变迁中的结构和理性 ——基于E市建筑散工网络的研究

本文以新制度主义框架为基础,以湖北省E市一个装修散工群体为个案,探讨农民工社会网络建构、维持和变迁的机制。结果表明,社会结构限制了社会网络的建构,但当经济机会结构改变之后,个人会理性地、有选择地复制传统社会结构以再造社会网络。同时,传统制度结构也会“同构”再造的社会网络,这也是社会网络得以维持,进而得以稳定化和制度化的机制。所以,在社会网络变迁中,“理性”在社会网络建构中扮演重要的角色,“结构”则在社会网络的维持中扮演重要角色。总之,社会网络变迁中的社会结构和经济关系是“共建”的,“差异化复制”和“制度化同构”是“共建”的两个重要机制。     

在“生人社会”中建立“熟人关系” ——对大学“同乡会”的社会心理学分析

本文以半结构化的访谈方法,通过分析在读大学生的同乡交往,试图探讨异地求学的大学生在进入“生人社会”后,如何通过同乡会这一特殊的、具有社团组织和关系网络双重特点的平台,适应学校生活,完成身份转换。研究发现,在这一过程中,“我们”概念的两种形成机制--“关系化”与“类别化”之间实际发生了相互缠绕、竞争与协商,导致了“关系化”的“我们”概念以新的形式--“关系的类别化”与“类别的关系化”--出现,而看似作为一个组织的同乡会,在性质上却仍然没有脱离差序格局所包含的“关系网”的含义。借此研究,可以窥见社会转型期由“熟人社会”向“生人社会”过渡的身份协商过程的基调。     

“抑郁症如何产生”的社会学分析:基于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视角

本文旨在解释中国抑郁症病患比例在国际上偏低的原因。通过整理社会理论,本文提出了一个“抑郁症产生”的社会学分析框架,此框架是以“全球/国际”“国家/国内”两层次以及“社会结构”“社会建构”两方面为矩阵所组成的思考框架。具体而言,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同时造成中国在“社会结构”与“社会建构”上的改变。中国在“社会结构”上已具备生成抑郁症的基础,但“社会建构”的条件尚有不足或被隐藏。然而,“社会建构”较“社会结构”在产生抑郁症上更为关键,一旦“社会建构”的条件更充分,中国抑郁症病患的比例预计将会增加。     

政社分工与合作：中国社区建设体制改革创新的根本要件

在计划经济时代,中国并不存在现代意义上的社区。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和单位制社会的解体,是中国社区建设得以开展的深刻背景。现行的社区建设体制,本质上属于政府的城市行政管理体制,是政府内部的行政权力与职能重新分配的结果,并未改变“政社不分”的传统社会体制的结构性缺陷。在构建和谐社会的新阶段,该体制已难以承担社区的社会发展、社会民主、社会治理与社会服务的制度角色。社区建设体制改革与创新的必由之路在于,切实转变政府的社会职能,积极培育民间社会组织,建立现代公共财政体系,努力构建政府与社会的分工合作体制。     

中国的制度变迁、阶级结构转型和收入不平等：1978-2005

本文结合制度主义理论与新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提出在中国社会分层研究中“把阶级带回来”的观点。根据户口制度、单位制度、干部身份制和私有产权等造成转型时期中国不平等的重要制度性因素,建立一个以对不同形式生产性资产的占有为基础的即新马克思主义取向的中国阶级分类方式,并在经验层面展示了其较之于其他分类法的优越性。研究认为,中国正在发生的制度转型对社会不平等秩序的重塑表现为不同形式的生产性资产,即劳动力、资本、组织、技术/权威等四种所有权作用的相对转变,从而导致阶级结构的转型和贫富差距的拉大。     

论转型时期的政策利润

我国在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 ,改革的每一步都是靠政策推动的 ,政策利润是在不同时期对不同对象开放的 ,由此形成我国主体不同的政策利润和不同时期的富裕群体。政策利润的生成及由此形成的富裕群体是我国转型时期的必然产物。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买方市场的形成 ,各种类型经济主体赚取不同政策利润所造成的事实上的不公平竞争和市场法则复杂化的问题日益突出 ,因此 ,我们必须清理各种政策利润 ,实现各经济主体的无差别化 ,使之在公平的环境下平等竞争     

“自主选择”还是“身不由己”——对南京企业员工职业流动的事件史分析

本文以666份对南京企业员工调查的数据为基础,运用事件史分析方法,分析了社会转型过程中企业员工的职业流动问题,揭示了影响其职业流动的影响因素,以及他们在以单位所有制性质为区分的劳动力市场格局中的流动趋向。研究结果表明,社会转型所带来的机会结构的转变是企业员工职业流动的主要推动力量,而伴随着社会转型而改变的劳动力市场分割,则为他们的职业流动制定了游戏规则,个体的家庭背景和个人因素仅仅是这些游戏规则之下的筹码。因此,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企业员工的职业流动是由社会结构决定的、非常有限的“自主选择”,换言之,这是一种身不由己的“自由选择”。     

全球金融危机背景下的中国经济发展战略转型

改革开放30年来的经济腾飞,以国际市场需求为导向的外向型经济功不可没;在经济全球化时代,一国经济与外部的相关性应体现为主动性、获益性、可控性、可持续性,否则,这种依赖性就会造成对外依赖的“锁定”;世界上没有哪个大国的现代化是依靠外向型经济战略而完成的。对于外向型经济转型,自主型发展战略是一个最优选择。处于全球金融风暴中的中国,应该实施自主型发展战略,通过技术创新、制度创新、管理创新,同时又强调外向型经济与内向型经济之间、区域之间、城乡之间、国内外市场之间、人与自然之间、经济与社会之间以及各种文化融合和更新之间的均衡和协调,实现经济发展战略尽快转型。     

国家社会主义市场转型：问题与争议

市场转型研究通常包括四类问题: 各种资本(特别是政治资本和人力资本 ) 的回报率变化、倪志伟之“市场转型理论”的普适性问题、产权结构变化以及转型的最终结局。本文试图厘清上述诸问题研究的基本发展脉络，并着重阐述它们间理论上的关联。在制度转型研究中，凡研究当今中国和东欧市场转型的人员应当注重分析国家在大规模制度变迁中所起的中心作用，并意识到所谓的制度变迁，不仅包括正式制度的改变，也包括非正式限制的变化。     

论转型期的价值冲突与公共价值理念

在中国社会的转型时期 ,存在着社会整合机制的削弱、文化的分裂以及价值观的冲突与紊乱等现象 ,使整个社会面临着群体与个体、道义与功利、公平与效率、和谐与竞争、自由与规范等多方面的价值冲突。对此 ,在价值观教育的取向及其战略选择上 ,应主要从以下两个方面做出努力 :一是着力培育适应时代要求的公共价值理念和文化精神 ;二是注重社会主导价值观念———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社会本位的“新集体主义价值”的引导与建设     

Market Transition,Labor Market Segmentation and Organizational Mobility

On the basis of data from the 2008 Chinese General Social Survey,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changing organizational job mobility patterns of members of society in a segmented labor market. The structure of labor market segmentation is based on differences in the power of different labor sectors to distribute social resources, leading to further differences in their power of “attraction” or “repulsion” that influence people’s organizational mobility. These forces are strongest in the primary labor market, lessening the possibility that workers will leave their jobs and raising the possibility of cross-sector mobility. In the course of China’s market transition, changes in the power to allocate social resources have entailed changes in the structure of labor market segmentation, changes that have been reflected in organizational mobility. Our examination of changing modes of organizational mobility reveals that the structure of urban labor market segmentation has changed from being mainly systemic at the outset of reform and opening up to the current coexistence of systemic segmentation and market segmentation.     

市场转型理论与社会整合

市场转型理论并没有直接言说社会整合议题,它的主题是社会与 分层。其主要的观点是,从计划再分配体制向市场体制的转型,将同时 出现产权私有化、精英权力转移和利益群体重组。因而环绕它的争论 集中在三个问题上:谁占有产权?谁控制管理?谁获得较多报酬?对 这些问题的回答直接涉及整合机制的变动问题,可以概括地说是产权 关系的整合、权力支配关系的整合和利益群体的整合(以下简称产权整 合、权力整合和利益整合)。我将着重评述关于产权整合和权力整合的     

From Social Insurance to Social Assistance

In attempting to establish a social security system that would function to smooth the transition from a planned to market economy, the government of China has, for most of the time in the past decades, focused its efforts on setting up social insurance programs in the urban areas. Along with the emergence of urban poverty since the mid 1990s, the emphasis of the government has shifted to means-tested social assistance programs as the major means to combat poverty and maintain social stability. However, with the absence of more equitable social and economic policies that can protect people against the many risks associated with a market economy, the role of social assistance is very limit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