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梁启超与胡适的自传观

梁启超与胡适是两位积极倡导现代传记的代表人物。在自传观念上,梁、胡二人都重视自传的史料价值。但由于梁启超强调传记的著述品格,其指称的自传仅限于史著范围内的自叙传,其自传观很难阐释中西自传的差异;胡适无意于为自传找寻历史渊源,而有意将自传的边界无限放大,以最大限度地积累史料,胡适对中西自传差异既有理论阐释,更有实践贡献。梁、胡二人在自传观上的根本差异在于,梁启超侧重对过去的历史做现实的研究,而胡适侧重为未来的历史做现实的准备。     

梁启超与胡适关于"科学"的对话及其意义

"五四"期间,以胡适为代表的科学实证论者,维护科学的权威,将科学方法的效用推向极致,形成唯科学主义思潮.这种"科学万能"的论调,遭到了梁启超以及具有相同致思趋向的人文学者的驳难.爆发于1923年的"科玄论战"即是集中反映了上述两类学者对科学的辩护与限制.在当时的社会历史背景和文化氛围下,科学派无疑是胜利者,但从学理层上看,玄学派对生命价值和人生意义的肯定,更经得起时间的考验.     

传承与断裂：梁启超与胡适思想之若干比较

梁启超和胡适是中国现代思想史上开风气之先的人物,本文从政治与学术、中学与西学、传统与现代以及话语方式的角度对两个人进行了客观的比较。他们之间既有传承又有断裂,研究传统思想的嬗变与现代思想的兴起,梁启超与胡适的关系是一个远未穷尽的话题。     

梁启超、胡适与杜诗学的现代转型

梁启超和胡适是杜诗学由传统向现代转型中的关键人物。他们以现代的学术眼光、文学观念、审美情趣来观照杜诗,从不同的角度突破了传统杜诗学的研究框架,开启了杜诗学由传统走向现代的转型之路。其贡献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新的杜诗学宗旨的确立;二是新的杜诗评价标准体系的建构;三是新的学术原则、文学观念与批评方法的引进。     

梁启超、胡适的初晤与"研究系"的思想转向

<梁启超年谱长编>和<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两种重要年谱都认为梁启超和胡适的初次见面是在1918年11月23日,这一说法被许多论著沿用.其实,此说有误.1918年底梁启超因参与北京政府出席巴黎和会的讨论,同时筹备私人赴欧考察事宜,致使未能与胡适在11月23日如期会面,直到梁启超从欧洲回来以后,1920年3月21日两人才在林长民的家中第一次正式见面.这两位知识界领袖的初晤颇具象征意义,透露了后五@四时期社会思潮及新知识分子群体演变的某些迹象.     

科玄之争的学术回响——胡适、梁启超墨学阐释的异同离合

在清代学术理路和西潮冲击之下,墨子及墨学在清末民初引起知识分子的广泛关注。作为现代学术史上的典范性人物,胡适和梁启超对于墨学的偏爱和阐释可以说具有典范意义,其学术主张存在共同性,同时也存在着差异性。二人都比较重视墨子的《墨辩》部分,以此来发明中国传统学术的"科学精神",但二人对于墨学的理解和阐释也存在根本性差异:一主"智",一重"爱"。以话语分析的视角看,现代性的科学话语和反省现代性的玄学话语构成了胡适和梁启超墨学知识生产的核心要素。可以说,"五四"之后中国思想界对于文化现代化的思索呈现出多岐性,正是对于文化现代性的不同方案导致了胡适和梁启超以及不同学术群体对于传统阐释产生差异。因此,胡适和梁启超关于墨学研究的异同离合可视为近代中国一典型的学术史事件。     

试论民初管子研究之转向——以梁启超、胡适为中心的考察

近代以降,诸子学走向复兴,作为其中一支的管子也日益受到学者关注。时值民初,胡适将《管子》定为伪书,梁启超颇受其影响,修正了以往的部分学术主张。此时期管子研究因之出现从阐释到辨伪的学术新转向。     

起点的摆荡:胡适对古典诗歌意象的继承与创造

古典诗歌意象的高度纯熟化从文化上钳制与扼杀了思想的自由发展,从诗歌艺术层面也使注重意象营造的古典诗歌基本丧失了诗歌应有的审美感受性,并危及到诗歌本身的存在。“五四”文学革命在创作实践上是以新诗为突破口,而早期白话诗以胡适的《尝试集》为代表,胡适通过在理论建设和创作实践两个方面对古典诗歌意象的继承与创造,凸现了其在诗歌由旧到新发展史上的意义。     

胡适对黄庭坚白话诗人身份的确认与阐释

新文化运动之际,针对当时的文学状况并结合文学革命需求,胡适在"分身法"下以"白话"为标准对黄庭坚诗词进行新阐释:推重流利平易的古诗并大力发掘其律诗中的白话因素,以"做诗如说话"重新指认黄诗特点;在文学史观进化论下,搁置淫邪猥琐及著腔唱诗的部分,以"歌者之词"有意拔高本色当行的山谷词,认定黄庭坚"白话诗人"的身份。胡适的重释意在建构,将现代的思想和眼光带到古代文学研究中,是考察其进行经典重释与传统发明的典型个案,具有批评的翻案及文学经典重构等多方面意义。     

"旧学商量加邃密"——记梁启超、王国维、陈垣、胡适之间的学术论辩

20世纪二三十年代,梁启超、陈垣关于唐代高僧玄奘年岁及出游年份的论辩,陈垣、胡适关于佛教<四十二章经>翻译年代的争辩,王国维、陈垣关于耶律楚材生卒年的考证,他们以严谨学风、求是精神和缜密方法,将学术研究推向高峰.这些学术大师商榷学术,相互尊重,"友谊比赛",不仅成为现代学术史上的佳话,同时又是当今学人治学的榜样和典范,于现代学术史研究及当代学术、学风建设关系重大.     

“历史研究法”与1920年代的梁启超

学术与政治两种行当分途,传统的士大夫转化为现代的知识分子,是关涉中国现代文化进程的历史性变革.梁启超的两部史学著作<中国历史研究法>及<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都是"新史学"进入学院的成果.梁启超的历史"著述"观念,表面上规定了现代史学的走向;实际上,著述、书写这种文章之业,还存留着中国士人千百年来铸"经国之大业",传"不朽之盛事"的价值期待.     

理论先行的后遗症——再谈胡适及其白话新诗理论

胡适引领的白话新诗运动为中国现代文学奠定了伟大的基业，可谓功不可没。然而，胡适在白话诗歌理论和艺术建设中的一些失误也给新诗带来了不良的影响，致使今天仍然有人认为白话新诗是一次错误的历史选择。本文就以此为出发点，对胡适白话诗歌理论中存在的理论先行问题及其带来的不良影响做一番探究，以期对胡适及其首创的白话新诗理论有更为深入客观的评价和认识。     

文学革命初期新诗论争的余波——重评1919年《晶报》与胡适关于白话诗的论争

1919年下半年起,《晶报》与胡适之间就白话诗与旧诗的优劣展开了论争,《晶报》同人提出了不少值得深思的意见,这些意见甚至与鲁迅、朱自清、废名等人后来的看法不无相似之处。尽管由于胡适对《晶报》同人的先入之见和有意冷落,这场论争最终未能深入下去,我们仍不难由此发现小报所处的两难困境：他们有意靠探讨学理来提高品位,但新文学家的漠视却使得其努力化为乌有。     

梁启超与五四运动

梁启超对整个五四运动都起了巨大而全面的作用：梁启超直接点燃了五四运动的导火索;北京大学是五四运动的策源地,而北京大学是由康有为、梁启超所办强学会官书局演变而来;以《新青年》为标识的一代新知识分子是五四运动的领导者,他们都曾不同程度地受到梁启超的影响;五四运动的两大旗帜是“民主”与“科学”,而作为“新思想界勇士”的梁启超正是这方面的先驱;梁启超领导的政治派别研究系也与五四人建立了密切关系。     

历史螺旋中的初期白话诗与当代口语诗

初期白话诗与当代口语诗同为文化转型期的产物 ,在反传统、口语化、平民化等方面有相同之处 ;但不同历史时期所决定的诗歌精神实质的不同造成两种诗歌观念和表现手法的巨大差异。初期白话诗以新价值取代旧价值 ,语言工具论、启蒙使命、理论思维、割裂传统导致“非诗化” ;当代口语诗的反价值、本体论语言观、个人化写作实现了人与世界在一个功能体内的平等对话 ,使诗的精神得到自由伸展 ,是更高起点上的返朴归真 ,但需从初期白话诗中吸取经验教训     

胡适与校勘学

胡适不仅在考证学方面成绩斐然 ,对考证学的分支校勘学的研究也颇有建树。他因承了清代朴学家有关校勘的要义 ,对中国校勘学的发展作了一次总结 ,提出了许多创新性见解。认为中国校勘学起源很早 ;发现错误、改正错误、证明所改不误是校勘学的基本方法 ;排比异同各本 ,取其最古而又最近理的读法是校勘的最好方法。《水经注》的校勘研究是胡适的“象牙之塔     

试论中国现代早期白话诗的音韵特征

中国现代早期诗歌以现代白话作为诗体语言 ,实现了言、文一致 ,可以称得上是一场真正的“诗界革命”。自由灵活地传达自然的、真实的心声成为现代白话诗的追求。现代白话诗在探索发掘新诗的魅力、构建与白话相适应的新诗律体系方面进行了有益的探索。     

胡适与北洋军阀

胡适,作为一名忧心国家命运的爱国学,他不满北洋军阀政府的黑暗统治,主张建立“好人政府”,实行“联省自治”,以维系国家的统一,消除军闯的混战,促进国内的和平;作为一个改良主义,他所主张的“好人政府”成为服务于北洋军阀的工具,他所鼓吹的“联省自治”也成为军阀割据的借口。他只求改善,不求推翻,最终决定了他与北洋军阀的关系：抑闯不成反拥阀。     

梁启超与近代女学的兴起

梁启超是维新运动最重要的代表之一,同时也是中国近代教育救国论的主要代表人物,他十分关注女子教育问题,尤其把兴女学作为改善社会和家庭的关键和突破口。在他看来,女子接受教育后,"上可相夫,下可教子,近可宜家,远可善种",并身体力行与一批有志之士倡导创设女学。尽管在梁启超兴女学的主张及其实践中还存在着某些缺陷,但是他为中国近代女学的兴起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胡适与文学革命

中国文学在上世纪初发生了彻底的转变,主要归根于以胡适为首的文学改良派提出的"文学革命"。《文学改良刍议》一文集中体现了胡适的文学改良思想,并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决定着今天中国文学发展状况。百年后的今天,重新思考中国文学发展历程,再次思考胡适当年的文学改良思想,无疑对文学的发展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