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式"的解放:洞见与盲视--胡适的"白话"主张和"新诗"理论

从胡适和梅光迪、任鸿隽的两次争论入手,对胡适弃文言用白话的立论依据进行了历史和理论的梳理.胡适从思考中国文学"有文无质"的弊病出发,为"白话"文学凝聚了"说法",这是一种把文学变革落实到语言形式的革新方案,但胡适把白话的"达意"直接移用到"新诗"时,混淆了"诗法"和"文法"的区分.     

也向西风舞一回——论胡适与白话翻译文学

胡适是用白话写诗的第一人 ,也是用白话译诗的第一人。他论及翻译的某些主张 ,给中国的语言文学带来了深远影响。胡适的翻译思想可以归结为 :要改造中国文学 ,必先从白话做起 ;要普及白话文学 ,必先翻译外国文学。胡适倡导的白话翻译文学 ,为整个新文化运动的普及提供了话语支持     

胡适对黄庭坚白话诗人身份的确认与阐释

新文化运动之际,针对当时的文学状况并结合文学革命需求,胡适在"分身法"下以"白话"为标准对黄庭坚诗词进行新阐释:推重流利平易的古诗并大力发掘其律诗中的白话因素,以"做诗如说话"重新指认黄诗特点;在文学史观进化论下,搁置淫邪猥琐及著腔唱诗的部分,以"歌者之词"有意拔高本色当行的山谷词,认定黄庭坚"白话诗人"的身份。胡适的重释意在建构,将现代的思想和眼光带到古代文学研究中,是考察其进行经典重释与传统发明的典型个案,具有批评的翻案及文学经典重构等多方面意义。     

传承与断裂：梁启超与胡适思想之若干比较

梁启超和胡适是中国现代思想史上开风气之先的人物,本文从政治与学术、中学与西学、传统与现代以及话语方式的角度对两个人进行了客观的比较。他们之间既有传承又有断裂,研究传统思想的嬗变与现代思想的兴起,梁启超与胡适的关系是一个远未穷尽的话题。     

从胡适的文学创作重审其早期诗学理论

胡适的早期诗歌创作,具有三种布局白话诗、白话词、白话曲.他的文学创作基本上和他的早期诗学理论相符合.结合胡适的早期诗歌和诗学,可以发现他的理论主张并非是对传统诗学的完全反叛,它实质上是晚清"诗界革命"的延续和发展,对新诗理论的构建有铺路之功.不过,胡适的早期诗学理论也有与"诗界革命"不同的地方,比如提倡白话文学为正宗,激进地批判了传统诗词的地位及其艺术价值.这些不同之处来源于胡适的文学进化论观念.     

理论先行的后遗症——再谈胡适及其白话新诗理论

胡适引领的白话新诗运动为中国现代文学奠定了伟大的基业，可谓功不可没。然而，胡适在白话诗歌理论和艺术建设中的一些失误也给新诗带来了不良的影响，致使今天仍然有人认为白话新诗是一次错误的历史选择。本文就以此为出发点，对胡适白话诗歌理论中存在的理论先行问题及其带来的不良影响做一番探究，以期对胡适及其首创的白话新诗理论有更为深入客观的评价和认识。     

"白话"与"文学":胡适文学改良主张再认识

要准确评价胡适文学改良主张的意义,充分理解其深远持久的影响,乃至深入认识新文学的性质,就必须对胡适所倡导的"白话"概念之基本内涵加以仔细认真的辨析。白话的上升与新的"文学"观念的形成、国语运动的深入和"现代"意识的萌发有着内在联系,白话本质上是一种现代语言。对白话作为文学语言的地位逐步自觉的确认过程,也是文学观念、价值取向发生深刻裂变,文学格局进行重大调整的过程。由对"白话"概念的整体考察可以感知"五四"文学革命的丰富内涵。     

补偏救弊的反省:章太炎对中国近代“科学史学”的批评

章太炎与梁启超、胡适等人都是近代中国科学化"新史学"的倡导者。但在新史学发展进程中,借鉴和引进西方社会学理论与方法、以西方史学为样板革新中国史学出现了一些偏差。章太炎对此有所警惕与反省,不断批评新史学的偏弊与缺失,为科学化新史学的健康发展做出了特殊贡献。     

论胡适语言变革的文化意蕴

胡适倡导的以白话替代文言的语言变革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以白话拒斥文言既是文化教育普及的需要 ,也是新文化翻译、传播的需要 ,而这又与反对形式主义、科学实证精神的张扬、独立人格的挺立联系在一起 ,显示胡适始终把语言的变革置于一个广阔的现代文化变革过程来理解。当然 ,胡适的以白话变换文言之举仍未逸出传统的二元对立思维     

胡适小说研究中的“美意识”

早在1915年胡适就说过：“则无所为而为之之文学，非真无所为也。其所为，文也，美感也。其有所为而为之者，美感之外，兼及济用。其专主济用而不足以兴起读者文美之感情者，如官样文章，律令契约之词，不足言文也。”①这主张的是美与功利的合一，在美而无功利，不应赞成；有功利而无美，也不应赞成。受此影响，突出小说的审美性质，构成胡适小说研究中一个带根本性质的问题。弄清它的基本内涵，对认识胡适的小说研究及我们认识小说，都有一定意义。一、白话、方官与诙谐性由文言向白话转变，首先作为一场语言革命而存在。但是，这种转变若…     

试论胡适的“白话唐诗”观

胡适认为,白话是"活"的语言,言文一致,优美而适用。他从白话化和历史进化的双维同构视角,发掘、建构了一部中国白话文学谱系,并且指出它是中国文学的正宗。他认为大多数唐诗都是白话文学、或近于白话的作品,代表着文学演进的正确方向。这种新的阐释不仅是对唐诗遗产价值的肯定,也是对东方文化中具有普世意义成分价值的维护。胡适的"白话文学(唐诗)"观与他对祖国本土文学资源有较多的感性认识相关,但主要还是得益于世界文化史、科学史和学术史的启迪。     

现代转型背景下的诗学尝试——论胡适新旧诗学的转换

从《去国集》到《尝试集》的创作实践中,胡适成功建立了现代白话新诗的早期范式,而《谈新诗》等诗论则从新诗发生史的角度勾勒了胡适新旧诗学的转换轨迹及诗学特质。在胡适新诗创作与诗学理论探寻的双重变奏视角下。考察胡适新旧诗学转换成因及影响,对当下现代诗歌的探索也不无启迪。     

新文学的第一位女作家陈衡哲

清末,维新派代表梁启超等力倡“小说界革命”,遗憾的是少有成功的实践;继而盛行的“谴责小说”,着力暴露官场的腐败和世态的丑恶,但未切中封建制度的本质和要害;而泛滥民国初的“鸳鸯蝴蝶派”和“黑幕”小说,则已堕入末流。无论是“谴责”小说,还是“鸳鸯蝴蝶派”和“黑幕”小说,都与现代小说有相当距离。一九一七年,陈衡哲在胡适编辑的《留美学生季报》发表了处女作《一日》,其思想和技巧已初具现代小说雏形,可谓用现代白话创作短篇小说的最早尝试。胡适在陈衡哲短篇集《小雨点·序》中写道:“当我们还在讨论文学问题的时候,莎菲(指陈衡哲)却已开始用白话做文章了。《一日》便是文学     

论梁启超与胡适的自传观

梁启超与胡适是两位积极倡导现代传记的代表人物。在自传观念上,梁、胡二人都重视自传的史料价值。但由于梁启超强调传记的著述品格,其指称的自传仅限于史著范围内的自叙传,其自传观很难阐释中西自传的差异;胡适无意于为自传找寻历史渊源,而有意将自传的边界无限放大,以最大限度地积累史料,胡适对中西自传差异既有理论阐释,更有实践贡献。梁、胡二人在自传观上的根本差异在于,梁启超侧重对过去的历史做现实的研究,而胡适侧重为未来的历史做现实的准备。     

现代白话语言系统的现代性与传统

本文考察了现代白话作为语言系统的生成过程,以胡适的白话文理论对传统性的继承借鉴为个案来揭示现代白话文体的现代性特征。文章认为,胡适以传统白话为主体重建了现代白话系统,其理论促进了文言词汇及传统白话向现代白话的转化。“五四”白话文运动对现代性的追求不仅没有中断传统文化,反而有利于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化。     

富有“创造的思想力”的文学观——评胡适《白话文学史》

胡适的《白话文学史》显然是一部为"造今日之文学"而"造"出来的"史"。与其说胡适在写史,倒不如说他在表明一种新态度。这种新态度可以叫作"评判的态度"。他评判的正确与否在今天已经昭然,但《白话文学史》的根本意义不在于评判的正误,而在于评判本身所显示出来的文学观念的革新。这点在今天来讲仍然有启发作用。     

晚清白话与白话文学的实现程度——重读《安徽俗话报》

从白话及其建构的文学作品语言入手,我们重读晚清白话文运动中颇具影响的白话报刊——《安徽俗话报》,发现其使用的报刊语言是一种基于口语系统的白话,其文学创作在语言形式上主要来源于传统白话的通俗文学,并极大利用了中国古代的俗文学资源。参照胡适此时的白话实践,可以看出它们共同反映出晚清白话与白话文学的实现程度,是中国语言文字与文学语言现代转型链条中不可或缺的环节。     

当仁不让于师:“楚辞之争”与陆侃如对胡适的驳辩

近年来,学界对胡适和陆侃如的师徒关系逐渐予以正视,但仍缺乏专门系统的梳理分析。在学术成长之路上,陆侃如一直得到胡适的青睐和栽培,也深受胡适的影响,但在学术理念和方法上却不尽一致,甚至有很大的分歧,这由1922年发生在师徒之间的"楚辞之争"可见一斑。一些学者因此常把陆侃如放在胡适的对立面,实际上,陆侃如虽然在某些方面与胡适有不同程度的分歧,但作为胡适一手栽培起来的现代古典学者,就其基本学术立场而言,他们无疑志同而道合,彼此间的讨论和分歧是同道间正常的交流互动。讨论过程中,作为弟子的陆侃如坦率批评胡适的方法观点,可谓当仁不让于师;而胡适主动请弟子批评自己的论作,对弟子的批评质疑不以为忤,平心回应,也足可谓之虚怀能容,雅量可佩。可以说,现代楚辞研究正是在胡适与陆侃如等弟子们自由活跃的交流互动中生成发展起来的,而胡适与陆侃如师徒二人的创始之功尤其不可泯灭。     

梁启超、胡适与杜诗学的现代转型

梁启超和胡适是杜诗学由传统向现代转型中的关键人物。他们以现代的学术眼光、文学观念、审美情趣来观照杜诗,从不同的角度突破了传统杜诗学的研究框架,开启了杜诗学由传统走向现代的转型之路。其贡献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新的杜诗学宗旨的确立;二是新的杜诗评价标准体系的建构;三是新的学术原则、文学观念与批评方法的引进。     

在历史与艺术之间——胡适与王国维词学离合考论

胡适与王国维词学之合主要基于在历史维度中的一致性。两人考证“词的起原”虽分持中唐说与盛唐说，但都以之为进入词学批评的前提。赵万里延王国维辑唐五代词之例辑宋金元词，胡适表彰其注出处、存异文的实证方法，也可证与王国维的契合。但胡适与王国维治词存在根本分歧：胡适在历史维度动观词境从浅显局促到充实广阔再到衰落的过程，提炼文学嬗变规律；王国维臻于艺术维度，专注静观词境，揭出词人观我观物的深微，及对精神生命乃至宇宙人生问题独特深彻的感受。动观的批评范式在近代成为主流，但静观的批评范式能唤起对文学史生命感的省思，指向古代文学研究的终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