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革”后期的农村题材小说——以《金光大道》和《千重浪》为例

在"文革"后期的农村题材小说中,《金光大道》和《千重浪》是两部影响较大的作品。与《金光大道》相比,《千重浪》在直面"文革"现实、彰显"文革"理念、形塑"文革"美学方面似乎更为典型。其间大量存在的生活失真问题尤其是"家史诉苦"是最能彰显"文革文学"的政治化诉求及其内在本质的结构形态。     

简论“五四”女作家小说的叙事特征

“五四”女作家的小说叙事具有独特的“自足性”.她们以作家主体为话语中心,以个体的感知替所有角色代言,小说中各种叙事技巧的使用皆为达到个体言说的快感.从叙事视角看,作者、叙述者、被叙述者的身份不断出现重叠、错位和流动.从叙事结构的安排来看,作者惯用书信、日记等体裁推进情节发展,交代故事背景,在很大程度上简化了女作家对小说叙事结构的安排,同时又给单纯的以“心理-情绪”为中心的结构以物化的情节形式.“五四”女作家这种叙事上的“自足性”与她们当时“边缘化”的生存心态和女性意识有着直接的联系.文章力求通过对“五四”时期女作家代表性小说的叙事特征的分析,展现其背后隐含的“五四”知识女性独特的生存境遇和社会心态.     

喧哗与骚动中的成长危机--论“文革”童年叙事的人文反思

在由“五四”发端的现代童年书写进程中,集中而深刻地表现童年成长危机的是以“文革”为历史背景的童年叙事。这类书写立足于个体意识和生命意识,着意于揭示童年生命在无理性的政治喧哗的历史年代中的成长困境并凸现其内在的骚动和迷乱,从一个天真而又不乏智性的维度深入拓展了关于“文革”的历史反思和主体生成的道德与人性关怀层面。     

莫言“文革”叙事论略

莫言的＂文革＂批斗叙事分主体、手法和时间三个方面。主体上,一是叙事人,二是叙事视点。手法上,一是荒诞,二是嘲弄和否定。时间指批斗时间的选择。在＂文革＂后仍然存在的人民公社时期的饲养室及完整地保留着＂文革＂期间面貌的文化旅游村和肖上唇及洪泰岳的形象描写上,莫言主要批判娱乐＂文革＂、消费＂文革＂及＂后文革＂极左势力。莫言的＂文革＂叙事可在两个方向上解读：一类极尽荒诞之能事,以超出常人理性与接受范围之外,意在揭露＂文革＂的反常与病态,另一类并不声嘶力竭,甚至也不有意点明。能指与所指的并构以及张力空间保证了莫言在＂文革＂叙事上的批判高度。     

残缺人性的完美展示——浅析萧平"文革"题材小说

著名作家萧平“文革”题材小说独具特色,完美地展示了那一特殊时期的人性的残缺。这种完美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通过真实感受的抒写,将扭曲的人性艺术地、淋漓尽致地呈示出来,在残缺中绽放了美丽;二是用“爱”来疗救、弥补残缺的人性,最终使人性走向完美。作品在反思批判历史、揭露残缺人性的同时,也让读者看到了美与爱的存在,这也是萧平“文革”题材小说的最大魅力所在。     

论“十七年”小说中知识女性的成长叙事

在＂十七年＂文学创作中,存在着一部分以女性知识分子为主人公的小说。从这些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在革命叙事背景下知识女性的成长特征：爱情与革命的二元对立、知识分子叙事态度的变化以及女性意识的消解。     

世俗情欲的浪漫升华——新生代女作家的"诗化"小说论

一部分新生代女作家的“身体写作”具有“诗化”特征。这或诡异、或疯狂的“诗化”风格与古代的“艳诗”在精神上相通,又具有现代派文学集唯美与溢恶于一体的气质。她们对“飞”的感觉的集中渲染让她们的文字也产生了节奏飞快、高速旋转的效果。因此,她们独具特色的“诗化”小说丰富了我们对于“诗化小说”这一文体的理解。     

“‘文革’”地下手抄本小说的话语特质与传播机制——以传奇娱乐类小说为中心

"文革"地下手抄本小说是"文革"期间出现的一种特殊的现象,主要分为两类,一类是带有现代启蒙色彩的小说,一类是传奇娱乐类的小说。从传抄的广泛程度来说,带有传奇娱乐色彩的手抄本小说往往具有特殊的文化内涵和社会学意义。在"文革"的现实文化语境中,这类传奇娱乐类手抄本小说着意表现反特斗争,在一个相对安全的叙事框架之下表达凶杀、恐怖、侦探等内容,着意渲染情节的刺激和气氛的恐怖,而这些内容恰恰是文革主流小说所匮乏的。从人物的塑造来说,"文革"地下手抄本小说中的主人公的品性要更远地游离于革命英雄人物的"纯粹"要求之外。"绣花鞋"和"梅花党"等故事的传抄和流行,显然与"文革"主流政治意识形态的建构和"文革"期间大众文化心理有密切的关系。就传播机制来说,"文革"地下手抄本小说是通过人工抄写的方式进行的,这种方式本身就有某种神秘色彩。同时,"文革"传奇娱乐类小说的流行,也是对文革压抑人性的政治体制和文化体制的僭越。     

民族创伤与历史记忆:“南京大屠杀”题材电影中的人性叙事

"南京大屠杀"题材电影对于日本官兵的形象塑造有所不同,既有脸谱化的"恶魔"形象,也有人性化的具有反思能力的"普通人"形象。在塑造日本官兵形象时,要考虑到其是否具有历史真实性与普遍性,并由此反思南京大屠杀中人性之恶的深层机理。"南京大屠杀"题材电影还表现了中国人的抗争精神与国民性反思。"南京大屠杀"题材电影人性叙事的边界在于不能违背史实,要考虑到中国人的情感认同,坚守民族立场;也要处理好人性叙事与创伤记忆的关系,表现创伤历史中的中国人个体的生命体验与记忆。     

“可见”的婚制变革与“不可见”的女性解放——“五四”女作家婚恋小说再解读

冯沅君、庐隐、苏雪林等等五四女作家的婚恋小说常常被认为是五四爱情神话的范本。学界大都放大了它们与五四的紧密关系,而忽略了对文本中女性自身内在经验的细读,从而将文本所表现自由恋爱解读为女性解放,然后再把女性解放拔高成个性解放。学界做出如此演绎的依据可以说是众说纷纭,笔者认为婚制的变革也是最重要的原因之一。然而,婚制的变革不仅没有使新女性因此而欢欣鼓舞,相反却使她们全部都陷入了精神苦闷。新女性们以血泪般的亲身经历意识到了这种以自由恋爱为核心的新知识的冷酷以及男权社会启蒙话语的自我性质。五四女作家以她们特殊历史位置和敏感天赋展示了新女性在可见的婚制变革与不可见的女性解放之间的尴尬处境。     

《圣经》对现代文学及文革后几位作家的影响

自唐代景教入华以来,传教士们从未停止过中文《圣经》的翻译工作。和合本《新约》与《新旧约全书》分别于1905年和1919年出版,其语言形式直接影响了白话文运动,《圣经》故事及文学体裁也常被现代文学作家所采用。当"五四"知识分子意识到基督教文化不过是救国救民的一轮幻想的太阳,他们便很快放弃了这一工具。文革后的作家遭遇了十年浩劫,他们不再像现代文学作家那样以实用主义态度来看待基督教,反而在内心深处对基督教言说产生了共鸣。     

论北美汉学界中国女作家研究中的性别视角

近年来北美汉学研究出现了新的转折,一批女性汉学家运用性别批评理论,从传记生平考据、意识形态语境以及性别政治等角度,对中国现当代女作家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研究,对传统的汉学研究形成了强有力的冲击,为重新认识中国现当代女作家及创作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和解读方式,为海内外学界跨文化的沟通、交流与对话搭建平台。     

新生代作家笔下的成长性“文革”叙事

新生代作家和新时期之初"文革"叙事的作家由于其"代际差异",有着"文革"亲历和历史记忆之别。在书写"文革"时他们与前代作家相比,更能跳出宏大的叙事模式和单一的政治视角,更多从儿童视角,讲述自己的故事,讲述个人思想和精神的成长史,执著地探询着人性主题。     

中周"文革"小说与卡夫卡

西方现代派小说作家卡夫卡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对中国"文革"小说产生了极大影响.这种影响主要体现在对存在的荒诞性和存在的悖论的展现之上,同时也体现在对一种"冷酷"的文学风格的追随模仿之上,着力展示人生不可避免的痛苦和死亡.通过比较,可以看出中国"文革"小说发展演变的轨迹.     

"带伤的黎明"(续)--50年代出生的女作家散文思想内涵解读

5 0年代出生的一代人是青少年时期经历过“文化大革命”这一红色的激情时代、承前启后的一代人 ,是 90年代女性散文创作的中坚力量。其散文虽有难以避免的困惑、迷惘 ,但更有人生历练中得来的醒悟。她们从认识、领悟自己所经历的那个红色年代开始 ,接续了前辈对苦难记忆的反思 ,在前辈们不得不终结的地方 ,把思维、感觉的触角伸展到生命意识的深处 ,收获了以生命意识为基础的性别意识、个人意识的觉醒。这是生命在穿越了混沌、蒙昧的漫漫长夜之后的日出和黎明 ,然而是“带伤的黎明” ,是烙印在记忆深处的创伤性记忆向经验层面的提升 ,是一个艰难的思想的反刍和生命的蝉蜕过程 ,也是一个女人精神成长所必须经历的自我疗救与自我启蒙过程。     

试论“文革”末期的周恩来效应

“文革”期间特别是在“九·一三事件”之后,周恩来在纠正“文革”的错误、提出中国在本世纪末实现现代化方面再次表现出他卓越的领导能力和中流砥柱的作用,但这却受到“四人帮”百般的阻挠和压制。所以,周恩来去世后引发了巨大反响,人民情绪如火山般进发,终于导致“四五”运动的爆发和“四人帮”的倒台。周恩来逝世产生的巨大的效应为世界历史所罕见。本文谨对周恩来效应产生的原因和影响试作一些分析。     

五四时期女性作家教育文化背景溯源

在五四新文学发生、发展的第一个十年（1917-1927），即通常所说的“五四时期”，有一群令人瞩目的女性作家崛起于20世纪的中国文坛，如陈衡哲、冰心、庐隐等。本文试从五四女作家群的学历、阅历等入手，探究其中西合璧的高等教育背景、时代文化思潮以及和谐平等的两性文化氛围等等因素，对于她们的人生道路、人格形成、禀性气质以及迅速成为著名作家、教授等至关重要的作用和影响。     

毛泽东在"文革"中对"革命委员会"定名的缘由

毛泽东把“文化大革命”中夺权后建立的临时权力机构定名为“革命委员会”,源自土地革命战争。它体现了毛泽东对中国早期红色政权及其建设经验的一往情深,表达了他对无产阶级政权建设的良好愿望。     

论邓小平对“文化大革命’’的评价

“文化大革命”期间和“文化大革命”结束后，邓小平立足于党和国家的利益，坚持科学的马克思主义评价观，对“文化大革命”的评价经历了“文化大革命”后期用实际行动对“文化大革命”否定评价、“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对“文化大革命”不匆忙评价、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对“文化大革命”否定评价再到改革开放过程中对“文化大革命”辩证评价四个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