阳明四句教及四有四无说论争之现代诠释

作为中国哲学史上一大公案,关于阳明四句教及四有四无说的论争一直聚讼纷纭。实际上,四无乃龙溪实持之说,四有则为龙溪虚立之名。天泉证道之后问题发生了转换,不再是四有四无之争,而是以“四无”及“无善无恶”为中心的两层质疑：龙溪四无说是否违背阳明宗旨？阳明“无善无恶”说是否违背儒家正道？依牟宗三之“共法说”,阳明、龙溪不但不是“禅”,而且还对传统儒学有重大贡献,是儒学义理圆熟和发展过程中的一大环节。阳明、龙溪等能突破长期以来的禁忌,发挥这种“无”的智慧,从而将传统儒学推进到义理更为圆熟的新境界。这也是儒家学说自身发展的必然要求。阳明“无善无恶”、龙溪“四无说”的独特创新之处和巨大贡献在于此,而他们备受误会和责难的深层原因亦在于此。     

关系句与复句之辨——兼论汉语句子的功能分析

文化语言学功能句型理论中的关系句与结构分析中的复句在句子观、事件单元、涵盖范围和分析原则上存在根本差异。对比基于小说文本的大量实例可以发现:单纯依据关联词语和逻辑-语义关系标准的复句分析是不可靠的。汉语的关系范畴渗透于短语、句子成分及小句之间,因此必须首先确定句子是否是一个以表达关系范畴为目的的功能单位,在此基础上才能进一步分析句子内部的关系范畴类型。此外,流水句是汉语句子的常态,是复句系统难以攻克的难题。只有在功能视角下,流水句的关系分析和句子成分分析才游刃有余。因此,对于汉语句子的分析一定要建立在功能视角的分析方法之下。     

山水之寄、秀句评赏与情景关系论的初步确立

学术界对情景关系历程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文学理论批评文本的梳理,忽视了情景理论是审美实践的产物。这对范畴的关系理论产生于六朝山水的寄托,其诞生的动力是对物色模拟手段的探索,彼此基本的理论关系确立于六朝秀句评赏这种批评实践。由于作为意境基本构成的情景关系源自山水物色寄托,直接影响到了古典文学意境对阴柔婉约的偏尚。     

王阳明“四句教”与佛学关系新解——兼论“无善无恶”非境界论

王阳明在阐述＂四句教＂时颇为犹豫的心态与其一向自信、果断的性格有着明显的差异,根源在于他意识到＂无善无恶＂与佛学的＂不思善恶＂之说极为相似。从理论归属上看,＂无善无恶＂延续了佛学＂作用即性＂的思维模式,消解了良知的性善根据。学术界将＂无善无恶＂阐释为境界的无滞性,此观点不符合王阳明的本意。     

从曲子词到独立新诗——词、乐关系之变化对词体演进的影响

词与乐的关系是一个不断发展和演进的过程,这个过程既影响了词体本身的性质特征,也决定了词体的演化和蜕变。文人词摆脱音乐最终独立,这从音乐的角度讲,固然是一种遗憾,但从文学的角度讲,则又未尝不是一种解放或创新。对音乐的疏离虽然消弥了歌词别是一家的特立性,但同时却也确立了它在文学史、诗史上的独特地位,这正是词体文学性不断发展完善的必然结果。     

法与国家之关系探究——从人性角度分析

法与国家的关系历来都是一个比较模糊、争议颇大的问题 ,我们选择什么样的法 ,国家以及国家如何决定自己的组织结构和活动 ,在一定程度上都与对人性的不同认识和评价相关联     

真性、趣味与寄托——试探《聊斋志异》与“童心说”之关系

清初的《聊斋志异》是一部广受欢迎的小说集。作者蒲松龄在创作理念上与明代后期被统治者视为＂异端＂的思想家、文学评论家李贽的＂童心说＂理论有不少契合之处,主要表现在注重真性情、重趣味、重寄托等方面。说明深受晚明启蒙思潮影响,尤其是心学理论的熏陶。     

从“形意之辨”到“气韵生动”——邓以蛰的美术史观与绘画美学理想

20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中国现代美学名家邓以蛰因不满于中国现代美术界的创作弊病以及五四以来质疑国画生命力与价值的激进主张,在紧密结合中国画史与画论的基础上,积极借鉴西方近现代哲学与美学理论来对中国传统绘画进行哲理性研究。邓以蛰围绕"气韵生动"这一核心范畴,将中国古代绘画概括为"体—形—意—理"的线性发展过程,视"理"(气韵生动)为中国古典绘画的理想境界,并率先建构了一种相对完整的系统性绘画美学理论,对于中国现代的美术学研究与美学理论话语建构起到了重要的引领性作用。     

从二值、三值到四值——预设的逻辑语义赋值方案评论

预设理论是当代逻辑学界和语言学界共同关心的重要研究课题。本文在叙述和比较预设逻辑各种理论的基础上,分析各自的优劣,指出各种赋值方案间虽然存在着差异,但它们又可相互共存并相互补充,从而能使我们从各种不同视角深入了解和认识预设的本质。     

从聚居之地到连通四方——民族与地域关系的认知发展

人类聚族而居导致人们把共同地理区域作为民族建构的重要因素,其推动了人们对民族与地域的双重认知,民族与民族地理区域共同成为了人们的情感寄托与价值奉献对象,但是地域边界也阻碍着民族之间的交流。为了深入推动民族地区的社会发展与民族之间的和谐相处,正确认知民族与地域关系的发展方向则是民族地理区域不仅应被视为民族成员生息繁衍的聚居之地,还应该注重其与周边地区的相互连通。     

从事物之“理”到“格物”至善——王阳明“四句教”的社会存在论阐释

王阳明的“四句教”是他整个思想的核心。通过对“四句教”的分析与展开 ,阐释了王阳明在“格物”以“为善去恶”中实现事物皆得其“理”的主要思想 ,同时也阐述出他思想中有关社会存在与社会改造的理论依据。     

零与形而上学——从数学、佛学、道学到现象学的有无之思

借助于"零"的自然发展史,并以"零"作切入点,可以思考两种意义上的形而上学问题一种是基于感性、理性两分之基础上的认识论形而上学,它与作为数字间空位的零相关.另一种是基于本原、生衍两分之基础上的发生论形而上学,它与在正负数之间的零相关.就此而论,零代表了形而上学的领域我们可以无限靠近它,却永远无法达到.零是所有关系的聚合点,也是所有关系的发出点,但它本身却不具有任何可规定的内容.--这是零的本质,也是所有形而上学的本质.     

从相离、相交到同心圆——新闻传播学院与电视媒体关系探析

新闻传播学院与电视媒体业务同根,专业各有所长,然而,双方的合作真正实施起来却有诸多障碍,这些障碍主要来自双方价值理念及生存环境、运作模式及行为方式的差异.在求同存异的基础上,以创新型人才培养为轴心,构建产学研一体化的新体系,并在共同履行社会责任方面有所作为,是现阶段新闻传播学院与电视媒体谋求双赢的可选之路.     

网络科技与知识产权法、竞争法之关系——以德国超级链接之法院判决为视野

许多商务活动已搬到网络上来进行。不能用不公平的手段去竞争,不公平的竞争是为竞争法所不容许的。网络科技中之超级链接为网络之核心,没有超级链接,则网络的功能将锐减。超级链接之利用也可能造成不公平的竞争。本文从德国法院判决探讨超级链接可能违反竞争法之类型与具体理由。     

从有机、有序到和谐与文明——怀特海与马克思的机体思想之比较

作为建设性后现代主义奠基人的怀特海与现代思想家马克思他们热切关注现代科学技术的进展,同时也看到受近代力学影响所形成的机械论自然观和宇宙观的局限,都批判二元论思维方式和传统实体论形而上学,在建构各自的新哲学观基础上,依循历史的逻辑阐发了有机体思想,不仅关涉到自然、社会、宇宙的有机性、秩序性,机体运行的基础、动力和机制,而且回答了如何走向未来的和谐与文明,并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机体思想的基本表达：整体论框架内的有机宇宙观与社会机体论;二是机体思想的方法论诉求：内在关系中的过程辩证法与历史辩证法;三是机体思想的动力机制：目的论下的有机宇宙的秩序与社会规律;四是机体思想的存在论根基： “解构”、“终结”形而上学后的过程实在论与实践过程论;五是机体思想的价值取向：发展论旨趣上的宇宙文明与人类文明。关于这些问题的探究二者既有共通性,又有明显的殊异,对此加以比较研究有助于推进当下的生态文明建设。     

从“曲终奏雅”到“发端警策”——论献、考制度对赋体嬗变之影响

在赋论史上,有两则文献颇有意味,一是《汉书·司马相如传》所言“曲终奏雅”,一是《唐摭言》卷八所载李程省试《日五色赋》中状元故事的“发端警策”,二者即“曲终”与“发端”的区别,因皆非单纯的文人创作,故而与文制发展紧密相联.从创作论看中国古代文体的形成,辞赋经典文本的树立,常与限制性写作的规范相联系.质言之,汉代献赋之功用限制与“曲终奏雅”文本形成相关联,而唐宋考赋之技艺限制则决定了“发端警策”文本特征的形成.例如献赋与考赋采取经义之方式的不同,就可印证其“曲终”与“发端”的文本差异,其中取辞与取题之不同,融织经义与点破经题之不同,以及隐用寄讽与直用称颂的不同,其义彰显.必须指出的是,献赋与考赋虽均归文制范畴,然其限制性创作对赋体的影响,则往往溢出文制,而表现出更为普遍的意义.     

从实体性到关系性:思维方法之互补或超越——以个体与整体的关系为例

个体与整体是具有关系性的二元存在,二者的关系问题是社会科学领域中的重要理论和现实问题。在西方哲学和社会学史上,对个体与整体关系进行阐释的方法论主要呈现为实体性的思维方式。时至今日,这一思维方式仍占据主导地位。因实体性思维方式预设了过多的本体论承诺而存在着学术和现实局限性,面临着阐释的难题和困境。基于此,布迪厄和吉登斯试图破解实体性思维方式所预设的二元对立,尝试以关系主义方法论实现对实体性思维的超越。辩证地看,关系性思维尚不能实现对实体性思维的彻底超越,探究两种思维方式的辩证互补性运用将为二元存在的关系阐释开启新的境遇。     

自然与历史之间关系的新范式——从萨特、列维-斯特劳斯到巴迪乌

在自然与历史之间关系问题上,萨特尝试将辩证理性与分析理性结合起来,其以个人主体历史观为基础的唯我论的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激进有余而建设不足,最终落入种族中心主义和殖民主义的窠臼;列维-斯特劳斯则取消了辩证理性,赋予结构(或自然)以优先地位,其以无主体历史观为基础的先验唯物主义和唯美主义缺少激进性,最终成了为资本主义辩护的理论。巴迪乌的统一原则是存在主义与结构主义的恰当融合,他在数学集合论视域内以自然与历史之间关系的非对称性为基础,把历史唯物主义和先验唯物主义中自然与历史之间的对称性关系替换为集合理论中序数与基数之间的非对称关系,将激进性、平等原则和建设性融为一体,实现了自然与历史之间关系的范式转换,开创了新时代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新视野。     

北宋对越南从郡县其地到宗藩关系确立的转变——从与丁、黎、李朝的关系看宋朝对越南政策

五代十国的动荡,使交趾获得了摆脱中国千余年郡县统治的机会.丁部领于公元968年建立了大瞿越国.北宋早期,越南经历丁朝、黎朝和李朝三个朝代的更替.在越南王朝的更迭过程中,宋朝统治者不断调整对越政策.宋朝这种变化集中反映在作为宗藩关系核心内容的册封和朝贡两个方面在属于政治范畴的册封上,宋朝对越南统治者尤其是新篡立王朝统治者的请封经历了由不愿接受到被迫接受再到主动接受的动态过程;而在对待属于经济范畴的朝贡时,宋朝对越方的积极朝贡反而出现了由欣然接受到不胜其烦再到屡屡却贡的过程.在对待越南请封和朝贡问题上,宋朝完全相反的态度变化,恰恰反映出宋朝处理宗藩关系的理性转变.随着重新将越南置于郡县统治这一理想的破灭,宋朝逐步转向采取和平务实的政策,从而保证了宋越关系的正常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