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增长、制度变迁与收入分配——日本百年工业化过程的经验观察

本文考察了日本近代以来工业化过程中的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的长期变动趋势,以日本为案例分析了经济增长、制度变迁、收入分配三个变量之间的关系,论述了日本在完成了由后发展经济向工业化经济转变的同时最终也完成了收入分配由不平等向平等转变的制度性原因,特别强调了其中宪政转轨的决定性作用。     

日本专业经营者型企业家的成长轨迹及其特征

一日本专业经营者型企业家因在战后日本经济高速增长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而受到世人的瞩目。探讨战后日本专业经营者型企业家的晋升途径、资质及特点，有助于了解日本式经营管理模式及战后日本企业崛起的轨迹，对我国现代企业制度的建构以及企业家队伍的建设，都具有重要...     

转轨国家金融体制转换的效应论析

从20世纪90年代以后,俄罗斯、东欧以及中国等国家纷纷从传统计划经济向市 场经济转变,走出了不同的转轨路径。与此同时,顺应总体经济转轨路径安排,转轨国家在 金融领域也采取了相应的方式启动金融改革。随着金融全球化的扩展,转轨经济国家金融 体制转换效应的一系列特征应予以充分关注:如金融体制转化的速度差异、金融业的稳定运 行程度、金融改革对实体经济的影响程度、追求稳定化金融转轨模式的问题与激进自由化的 金融转轨模式可资肯定的方面等等。本文以中国和俄罗斯为例,从多个层面对金融体制转 换的效应加以比较,并提出了转轨国家今后金融改革的制度安排。     

依法执政的宪政价值阐释

现代政党制度是宪政理念和宪政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中国共产党提出的依法执政的执政方式也必然具有一定的宪政价值。依法执政是中国共产党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宪政道路的有益探索,有利于中国共产党执政的程序化和法律化,从而推动我国宪政制度的建设和完善。依法执政是我国宪政发展的必然要求,中国共产党只有依法执政才能实现宪政的实质价值和形式价值。     

宪政制度:现代政治合法性的"刚性"基础

政治学意义上的合法性是指某个政权、政权的代表为什么应该获得其成员忠诚的问题,它直接关涉国家政治体系的稳定程度与秩序状态.传统社会的政治统治一般把合法性维系在意识形态和有效性的基础之上,而现代社会的政治统治则更多地依赖宪政制度来维系其合法性基础.现代社会,随着人民主权观念的日益普及和增强,宪政制度已成为现代政治合法性的一个"刚性"基础.因此,加大政治体制改革力度,建构我国政治合法性的宪政基础,便成为中国共产党21世纪的一项重要任务.     

“宪政”与“限政”——基于西方宪政历史的考察

宪政作为人类制度文明的一个重要成果,是在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的历史阶段之后的产物,并随着人类历史的进展而逐渐发展。随着历史的演进,宪政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它有着不同的关注点和面貌特征,甚至我们今天熟知的宪政限制政府权力的特征也仅仅是宪政在一定历史阶段上的关注点,将西方宪政简单地等同于限政不符合西方宪政发展的历史事实。     

宪政视野下的我国公共财政审计

基于当前我国行政权一权独大的具体国情,宪政建设的重点与难点既在于减少和降低政府行政权在国家权力配置中的权重,又在于完善对政府权力的监督方法,强化监督机制。公共财政审计是一项重要的法律监督权,它与民主宪政建设具有深刻的内在关联性。结合我国宪政建设的薄弱环节和公共财政审计的法治功能,在制度与机制的安排上,须建构立法型审计模式,实行省以下审计机关的垂直领导体制,完善审计法律体系。     

论中国宪政与公民权利的保障

中国现行宪法虽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现代宪政文明的价值取向,但仍存在着国家权力至上和过于理想化倾向,从制度的建构和对公民权利的规制上仍存在内容不完善、权利保障机制乏力、宪政理念缺失等。对此,在宪政建设和对公民权利保障过程中必须予以正视,以完善宪政对中国公民权利的保障。     

经济转轨国家金融体制转换及其效应分析——以中国和俄罗斯为例

自20世纪90年代起,俄罗斯、东欧国家以及中国采取不同的转轨方式,纷纷从传统的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与此相适应,转轨国家在金融领域也以不同的方式启动金融改革.随着金融全球化的扩展,转轨国家金融体制转换的不同效应日益显现,引起人们的关注和深层次思考.本文以中国和俄罗斯为例,从多个层面对转轨国家金融体制转换及其效应加以比较分析和深入研究,并提出了转轨国家未来金融体制转换的制度安排取向.     

初级市场经济向现代市场经济的转型——浙江省“十五”经济与社会发展基本思路研究

浙江省主要通过体制外增量改革 ,在全国率先基本建立非国有、非公有制经济这种产权明晰的微观制度基础。但是 ,浙江现有以企业制度、市场组织和产业组织为主要内容的这种微观制度基础具有典型的初级市场经济特征。因此 ,本文认为 ,在未来五年以至更长一段时间内 ,浙江省的经济与社会发展正处于从初级的市场经济向现代市场经济转轨的关键时期 ,正面临完成从发展非国有、非公有制经济的产权制度改革到管理制度变革的第二次体制转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