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中国学人之诗研究》指误

刘士林先生的专著《20世纪中国学人之诗研究》,存在知识性的硬伤:将钱钟书赠冒效鲁诗认作“与发妻(杨绛)之唱和”;引用学人诗、文,错字多达130余处,此外还有许多学理方面的问题。本文指出其错误,列表校正大量错字。学术界应该纠正浮躁的风气,对质量不高的著作不宜盲目推崇。     

杨维桢与瞿士衡交游考(二)

杨维桢不但与瞿士衡诗酒往来唱和,他们还同为元末“云间诗社”的重要成员。瞿佑《 归田诗话 》所载“香奁八题”即为“云间诗社”的固定诗题,瞿佑因和杨维桢《香奁八咏》而获得 “此君家千里驹也”的美誉,杨维桢在另一处文中流露了他的这一赞语的原因。至正二十六 年（1366）他在《香奁八咏》序中说：“云间诗社《香奁八咏》,无春芳才情者,多为题所 困,纵有篇辞,鄙妇学妆院体,终带鄙状,可丑也。”在他看来,瞿佑是具有“春芳才情” 的。凌云翰在《柘轩集》中亦作有“香奁八咏”,可见这一诗题许多人都作过。再据瞿佑《 归田诗话》…     

释皎然的诗歌主张

释皎然、俗姓谢名昼,是南朝诗人谢灵运的十世孙。居杼山,和颜真卿、韦应物唱和,二人都很看重他。所著《诗式》引有徐凝《京都还汴口作》,凝是元和时人,可见皎然的长寿。他现存诗七卷,载《全唐诗》卷三十。《新唐书·艺文志》载:“昼公《诗式》五卷、《诗评》三卷”。注云:“僧皎然”。《直斋书求解题》卷二十二载:“《诗式》五卷、《诗议》一卷,唐僧皎然撰,以十九字括诗之体”。《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一百九十七说:“《诗式》一卷”。又说:“此本既非五卷”又一十九体乃末一条,陈氏不应举以概全书。陈氏又载正字王元《拟皎然十九字》一卷,使仅如今本一条,则不能拟为一卷矣,殊参差可疑。又皎然与颜真卿同时,乃天宝、大历间人,而所引诸诗举以为例者,有贺知     

西昆体评介

<正> “西昆体”系以《西昆酬唱集》中之诗而得名。《西昆酬唱集》“其诗宗法唐李商隐,词取妍华,而不乏兴象。”(《四库全书总目提要》) 《西昆酬唱集》所收全是近体诗,这和五代赵永祚所编《花间集》兴味相投。不过《花间集》是长短句式的格律诗,《西昆酬唱集》则是整齐句式的格律诗。《花间集》以温庭筠     

唐代次韵诗为元稹首创考

刘攽《中山诗话》云:“唐诗赓和,有次韵(先后无易),有依韵(同在一韵),有用韵(用彼韵,不必次)。”他将唐人唱和诗分为用韵、依韵、次韵三类,是符合事实的;但未能说明三者之间的关系,尚嫌不足。陆游《渭南文集》卷三○《跋吕成叔和东坡尖叉韵雪诗》云:     

论臧克家的散文创作

<正> 臧克家的全部创作,诗与散文始终是“双管齐下”的。在现代,自是“诗压散文”;在当代,特别是“新时期”后,却是“散文压诗”了。作为“诗人”,他受到的关注、研究较为充分;而作为“散文家”,对他的关注、研究就显得太不够了！话头自然还得从“现代”说起。从1925年到1949年,即从作者20岁到45岁这25年中,臧克家共结集、出版散文著作7部,它们依次为《津浦北线血战记》(通讯集,1938年5月)、《乱莠集》(散文集,1939年5月)、《随枣行》(散文、通讯集,1939年10月)、《我的诗生活》(回忆录,1943年1月)、《挂红》(小说集,1947年6月)、《磨不掉的影像》(散文,1947年10月)、《拥抱》(小说集,1947年12月)。除去两部“小说”集不算,也还有5部之多。臧克家的这些“现代散文”创作,在我看来独创性强,自成一格,丰富和充实了白话散文创作的实绩,具有多方面不容忽视的“文学史”意义:首先,表现在狭义的“抒情散文”自出机杼上。他擅长于“人物散文”的写作,《老哥哥》、《六机匠》、《悼》、《十六岁的游击队员》、《拾花女》、《我的先生闻一多》、《海——回忆一     

《全宋诗》误收二则

一《全宋诗》卷一六二释惟政诗中 ,据宋·惠洪《禅林僧宝传》卷十九 ,收入《送僧偈》一首。诗云 :“山中何所有 ,岭上多白云。只可自怡悦 ,不堪持赠君。”此诗系陶弘景《诏问山中何所有赋诗以答》 ,见寿考堂本《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之《陶隐居集》、金陵丛书乙集《陶贞白集》 ,末句“不堪持赠君”均作“不堪持寄君” ,余悉同。二《全宋诗》卷一七二《晏殊集》 ,据宋·蒲积中《古今岁时杂咏》卷一○ ,收入《社日》诗一首。诗云 :“山郡多暇日 ,社时放吏归。坐阁独成闷 ,行塘阅清辉。春风动高柳 ,芳园掩夕扉。遥思里中会 ,心绪怅微微。”此诗…     

刘长卿诗初探

刘长卿是唐代“诗国”里的“名家”之一。同时人权德舆说:“彼汉东守尝自以为‘五言长城’。”(《文苑英华》卷716《秦征君校书与刘随州唱和诗序》)稍后的皇甫湜说:“诗未有刘长卿一句,已呼阮籍为老兵矣。”     

风情不簿是尧夫——浅析邵雍的理学诗

邵雍(1012—1077),字尧夫,谥康节,是北宋著名的理学家,也是宋代理学诗派的代表诗人。《宋史》本传称邵雍“高明英迈,迥出千古,而坦夷浑厚,不见圭角,是以清而不激,和而不流。”他的诗集《伊川击壤集》可谓“诗如其人”,在宋代就负有盛名。和他同时代的程颢赞叹他的诗“梧桐月向怀中照,杨柳风来面上吹”,谓“真风流人豪也！”南京魏了翁说:邵雍“其宣寄情意,在《击壤集》……惟意所驱,周流贯彻,融液摆落,盖左右逢源。略无毫发凝滞倚著之意。”朱熹也给邵雍的诗以很高的评价。明初的孙作甚至     

张船山与袁随园

最近读到洪钟同志发表在《社会科学研究》80年第六期上的《论张船山的诗》一文,受到不少启发。在当前的学术刊物中,这样全面而深入地介绍和评论船山诗的,我还是第一次见到。在这里,我只想就洪钟同志所提到的张船山与袁随园的关系提一点小小的异议。洪钟同志在文章中说:“从诗歌流派上看,张船山是属于性灵派的诗人,”这点是不容置疑的。但是说,“他对袁枚很崇拜”,又说他主张“师法袁枚”,这却值得商榷。首克,船山是不承认这点的。《船山诗草》中有一首诗,是有人说他诗学随园,他公开加以否认:“……汉魏晋唐犹不学,谁能有意学随园”,这是最明显不过的。他在《寄贺简斋先生八十寿》诗中,虽然不免有些歌颂之词,但如“山林奇富贵,花月艳神仙”之句,固是恰如其分,也还有点讽刺之意,足见他不是真正崇拜随园的。从诗的风格上说,随园是学杨诚斋的(这点     

为李光地翻案

李光地被陈梦雷诬告,又经名家全祖望、章炳麟等人不公正的评价而坏名。全祖望在《鲒琦亭集》中说:李光地“初年则卖友,中年则夺情,暮年则居然以外妇之子来归,足称三案。”章炳麟在《言》中说:李光地“习业因时转移……傅会得人主意”。现今之清史研究者仍然未能突破全、章的偏见,使其至今仍蒙受不白之冤,故特撰本文为其翻案。李光地的荣,非卖友亦非善伺人主意而来,而是来源于他的历史功绩。李光地(1642—1718)字晋卿,号厚庵,别号榕村,福建安溪人。康熙九年进士,选庶吉士,授编避。十二年,乞省亲归安溪。十三年,耿精忠反,郑经据泉州,李光地拒绝他们的招聘。十四年,上     

诗之新声与学之别体——论20世纪的中国学人之诗

学人发生的两个条件即“一种纯粹理性的思维方式”和“一种为学术而学术的生活方式”。学人之诗的第一重内涵可称之为“诗之新声”。学人之诗的远源在于宋代的“才学诗”或“议论诗” ,其近源则在于晚清民初的“不专宗盛唐”而以“宗宋”为主旨的同光体。同光体诗“喜用冷僻故实”和“寄托遥深”这两个特点 ,恰好分别从形式和内容两方面为学人之诗奠立了基本范式。学人之诗的第二重内涵可称之为“学之别体” ,即学人之诗是作为其学术之一有机整体而存在的。其表层结构即“诗中有学” ,其深层结构则为“诗中有人” ,由此出发可建构出一种以“学人之诗”为研究对象的微型中国现代思想史。学人之诗不仅从一个深层心理层面再现了中国现代学术的发生过程 ,同时也以一种十分曲折的方式构成了现代中国历史和文化的一部分。     

情文具备真歌哭——学习陈毅同志的诗作

陈毅同志的诗词创作,以其独特的思想艺术风貌,使他置身于“五·四”以来最优秀的诗人行列而毫无愧色。他的一些优秀诗作,如《梅岭三章》这样用血泪写成的正气歌,使人联想起历史上同类的不朽名篇,如文天祥的《正气歌》、《过零丁洋》,于谦的《咏石灰》等。随着时间的推移,陈毅同志的诗作将越发显出其不朽的思想艺术的光辉。陈毅同志的一生始终和中国革命的历程相伴随。他不仅“横枪跃马经殊死”,而且“秉笔勤书记战程”(张茜《陈毅同志诗词选集编成题后二首》)。这种战士而兼诗人的双重身份,使他的诗作具有很高的社会历史价值。在这一点上,我们把陈毅同志的诗称作史诗,是     

关于“以议论入诗”

<正> 对宋诗的评价,多少年来一直是个聚讼纷纭的问题,争论的焦点,则是在于所谓“以议论入诗”。 “以议论入诗”,历来被视为宋诗的大病。早在南宋末年,严羽就提出“近代诸公乃作奇特解会,遂以文字为诗,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见《沧浪诗话》)因此,他认为语虽工,却非古人之诗。明人屠隆则更进一步地说:“宋人好以诗发议论,夫以诗议论,即奚不为文而为诗哉?……宋人又好为故实组织成诗,……用故实组织成诗,即奚不为文而为诗哉?”(见《由拳集》卷二十三《文论》)     

现代学人之诗的两种范式

借助西方哲学美学观念清除了传统诗学中过于浓郁的伦理政治气息,王国维不仅使近代学者诗人那种强烈的现实冲动在哲学分析中平静下来,同时他还在审美独立的基本原则之上为现代学人创造了一种新的情感表现方式。根据王氏旧体诗、词的二分现象,可将学人之诗细分出两种类型,其一即作者以学者身份书写的“学人之诗”,它的主要特点即建立在中国现代学术基础上的“学之别体”;其二即学者以诗人身份而写作的“诗人之诗”,其根本特征则是建立在现代美学基础上的“诗之新声”。这是王国维先生的学术研究与文学创作对学人之诗的最大之现代性贡献。     

赠鹤质疑

《文学评论丛刊·第三辑》载陈友琴《略论白居易晚年诗中的积极意义》一文,文中引述白居易咏鹤诗后说:“裴度曾经送他白鹤,他珍爱得什么似的,有诗咏叹。”查《白香山集》并不见记载此事,以诗咏叹。不知《略论》有何依据,作此论断。白氏好鹤,自称“灵鹤怪石、紫菱白莲,皆吾所好”在他诗中直接以鹤为题的有二十首,涉及到鹤的也有二十余首,大都是晚年所作。他第一次得到鹤是在长庆三年杭州刺史任上。“乐天     

毛主席与柳亚子的交往

“嘤其鸣矣,求其友声”(《诗·小雅、伐木》)。把嘤鸣比喻为朋友“同气相求”,若星流电激,是非常形象而贴切的。 1949年4月29日,毛主席在北京写了一首《和柳亚子先生》的七律,那是答复柳亚子《感事呈毛主席》的一首七律的。从这两首诗中,可以看到毛主席与柳亚子的交往始于1926年5月“饮茶粤海”之时,又于1945年“索句于”重庆。1949年3月柳亚子从香港辗转北上,抵达北京,参加新政协和开国大典,他又与毛主席有诗词唱和。我们就按这个时序,来谈谈他们两人的交往的时代背景和诗词内     

略论康有为的诗歌美学观

对康有为诗歌创作的特点与成就,今人论述甚多甚详。但对他的诗学思想,由于他生前未曾撰写专论或专著,尚未被重视。如果结合康有为所处的文化历史背景审视康有为的诗学观,我们可以看到他的诗歌美学观同样带著鲜明的时代精神,包含了深刻的实践性和审美性的品格。一、诗歌创作的主客体关系论康有为的诗歌美学观,主要见于他写的《诗集自序》、《日本杂事诗序》、《人境庐诗草序》、《味梨集序》、《与菽园沦诗兼寄任公孺陣曼宣》等“序”文中,而且大多为后期流亡海外期间所撰。究其原因,一是康有为前期忙于从事政治维新活动,除了为近代词人王鹏运作《味梨集序》外,未及发表更多的诗歌创作见解;二是到了后期,他在评论友人诗     

“五言长城”原自诩

唐刘长卿诗“诗调雅畅,甚能炼饰”(《辛文房《唐才子传》),胡应麟在《诗薮》中评述“七言律以才藻论……中唐莫过文房(长卿字)”,而关于他与“五言长城”称号的公案,则向有歧说。 《唐才子传》说他被“权德舆称为‘五言长     

元遗山诗论的传统性与创造性

元遗山《论诗三十首》可谓人人皆知,堪为少陵《戏为六绝句》以来之嗣响,像“中州万古英雄气,也到阴山敕勒川”,“诗家总爱西昆好,独恨无人作郑笺”等,都是大家熟悉的名句。但遗山以诗论诗,非仅此三十首之作,馀外以绝句论诗,还有《论诗三首》、《自题〈中州集〉后五首》、《答俊书记学诗》等,另还有五古《与张仲杰郎中论文》等亦堪称切中肯綮之作。其馀衡文品诗,随时发挥,还散见于他的其他诗文。《杜诗学引》、《杨叔能小亨集引》等,更是诗歌专论。《中州集》以诗存史,于当代金源各家之前附以小传,品评得失,不乏精辟之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