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合”小释

<正> 《史记·孔子世家》载:“纥与颜氏女野合而生孔子”,历代经学家感到颇为费解,故众说纷纭,有“野合”谓不合礼仪之说(见该文注释《索隐》条),有男子婚过六十四皆为“野合”之说(见该文注释《正义》条),今人又有“野合”为强奸之说等等。其实,“野合”在孔子时代的意义就是野外结合、配合。《左传·定公十年》记载:齐鲁会盟于祝其,齐侯将宴享鲁公,孔子为相,辞谢说:“嘉乐不野台……饷而既具,是弃礼也”。“嘉乐”,晋杜预注为“钟磬也”,修订本《词源》释为钟鼓之乐。唐孔颖达疏曰:“不野合者,谓享燕正礼当设于宫内,不得违礼而行,妄作于野耳”。显然,“野合”     

孔子出身解

<正> 颜征在是春秋末年郰邑大夫叔梁纥的妻子,孔子的母亲。叔梁纥本为宋国贵族,当时是一个以武力致仕的小奴隶主。《左传》襄公十年和十七年两次记他在战争中立过功。他解甲时,已六十多岁。据《孔子家语》记载:“梁纥娶鲁之施氏,生九女。其妾生孟皮。孟皮病足,乃求婚于颜氏征在,从父命为婚”。按当地的习惯,九女均不能继嗣,病足的儿子也“不任继嗣”,于是便要再娶。《家语》中又有颜氏小女自愿嫁给他的记载。后世的《孔庭摘要》亦有“颜氏幼女名征在,生而有贤德,愿应其求”之说。也有的书上记载“颜氏     

论刘歆作《左传》绝句五十二首(选刊)

夹谷诛优见谷梁,史公因袭未思量;齐强鲁弱真形势,子骏高明预曲防。(其十一) 《左传》定公十年,“齐侯将享公,孔丘谓梁丘据日,……牺象不出门,嘉乐不野合……乃不果享。”刘歆明知齐强鲁弱,孔丘不可能诛齐优,故先为孔丘与梁     

中国古代婚姻研究的新成果——评《中国古代婚姻史论集》

李衡眉博士是近十年来在史学界脱颖而出的中年学者,最近,他的《中国古代婚姻史论集》,由吉林文史出版社出版。书中的一些论文,作为编者和读者,我多数早已拜读,但这次通读全书,仍有新的启发和收获。总的感觉,这本论文集至少有如下三大特点: 第一,勇于提出新观点。中国古代婚姻是个老课题,现有的成果已经很多。本书作者在吸收前人成果的基础上,不断创新,提出了不少饶有新意的观点。如出现在《史记·孔子世家》中的“野合”一词的含义是什么?为什么“野合”一事竟会发生在孔圣人的父母之间?本书作者认为,所谓“野合”,“就是在两合氏族婚姻时期曾经     

“少正卯”解

孔子诛少正卯见之《史记·孔子世家》。关于少正卯其人,众说纷纭:或谓“少正”其姓,“卯”其名;或谓“少正”为春秋时理财之官,故“少正”乃官职而“卯”其名。余以为“少正官职而卯其名”之说为是。然“少正”乃司法之官,而非理财之官。今按《礼记·王制》云:“司寇正刑明辟,以听狱讼”,“成狱辞,史以狱成告于正,正听之;正以狱     

“《春秋》笔削义法”新说——突破“春秋学”千年误区新探

孔子“笔削《春秋》义法”是两千年《春秋》研究的核心问题,一直扑朔迷离,奥妙莫测。自汉代董仲舒“公羊学”盛兴,标榜孑L圣人作“经”,从中生发无数穿凿附会,矛盾百出的“微言大义”,从此将《春秋》研究引入误区。考先秦至汉初典籍,凡称名皆“孔子作《春秋》”,而所征引《春秋》皆出自《左传》。《左传》乃左丘明“因孔子史记具论其语”(司马迁《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序》)而成,它与左丘明所撰《国语》思想倾向、语言风格皆截然不同。显然,《左传》主体即“孔子史记”,也就是孔子所“笔削”的《春秋》。“《春秋》笔削义法”存在于《左传》之中(而不存于“经”中),笔者不揣浅陋,抛砖引玉,希望把“春秋学”引出千年误区。     

孔子语“不患寡而患不均”新论——兼谈孔子的爱国言论

对孔子语“不患寡而患不均”之“均”,本文认为应作“协调”解,不能解释为“财富平均”或“财富分配平均”,更不能据此认为孔子主张“平均主义”。在《论语》、《史记》等典籍中,记载有许多孔子的爱国言论,尤其是他主张祖国统一、反对分裂的言论,孔子是我国古代一位伟大的爱国者。     

鲁迅误记欧阳纥卒年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唐代传奇”部分,谈到无名氏作的《补江总白猿传》(又名《欧阳纥》)一书时说:“(欧阳)纥后为陈武帝(霸先)所杀。”查陈霸先在位凡三年,即公元557到公元559年之间。而《陈书·宣帝纪》及纥本传所记纥于陈宣帝太建元年(569年),起兵反陈,太建二年兵败被擒,送京师受戮。事在陈霸先死后十余年。鲁迅显系误记.     

孔子“中庸”新解

我国先民早有“尚中”观念.孔子前后均有“中+动词”即用“中”作为人们思想行为的目标和规范的说法.《论语》“中庸”之“中”名为“正道”而实指“礼义”,“庸”指“奉劳不已”,“中庸”实谓“循从礼义奉劳不已”.传统程朱辈“中庸主义”的说法不合孔子原意.孔子“中庸”在《论语》中仅一见:“子曰:‘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雍也篇》,下言篇名均出《论语》)《中庸》中,标明“子曰”的“中庸”共六见.这七见中,孔子均未就其内涵作具体阐释.至宋,大儒程颐解说为“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中庸》)朱熹注《论语》解说为“中者,无过无不及之名也.庸,平常也.”这就是所谓的“中庸主义”.程朱辈代圣贤所立之言成了儒学定理,传统说法一直认为孔子是中庸主义的首倡者.     

释《论语·卫灵公》“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

我们读《论语》时,往往要参考司马迁的《史记》。因为《论语》的性质原属“孔子应答弟子、时人及弟子相与言,而接闻于夫子之语”(《汉书·艺文志》)。这些言论记载下来了,可是他的话是在什么场合和形势之下讲的,几乎都没有告诉我们。这方面我们可以靠《史记》作些考证。拭举一例: 《论语·卫灵公》说:子曰:“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马。” 《论语》里只有这样简单     

《史记》与春秋公羊学

《史记》的学术渊源来自六经异传和诸子百家之学 ,其中以春秋公羊学对《史记》的影响最为深刻。“孔子作《春秋》说”是一部《史记》的理论基石 ,“纪异而说不书说”影响到司马迁的天人观 ,《史记》的政治观也主要来自于春秋公羊学的政治学说。     

“责于人”与“择人”

《史记·货殖列传》云:“朱公……乃治产积居,与时逐而不责于人。故善治生者,能择人而任时。”唐司马贞《索隐》曰:“谓择人而与,人不负之,故云不责于人也。”此解义甚含糊,故今人晏炎吾解“责”为“债”,谓:“‘不责于人’者,谓不贷子钱。”“‘择人而任时’即‘释人而任时,。亦即‘与时逐而不责于人’,言异而实同。”(见《华中师范学院学报》1981年第1期)今按,以“债”释“责”,以“释”释“择”,似嫌迂曲。《说文》:“责,求也,从贝束声。”“责”之本意为“求取”,《左传·桓公十三年》:     

论《史记》的基本特征——兼论鲁迅对《史记》的评价

现代研究《史记》的人都爱引用鲁迅先生的“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这两句话。笔者认为它高度概括了《史记》的基本特征和司马迁的著书态度。细论之有如下五个方面: (一)《史记》是司马迁受宫刑之后,“退论书策,以舒其愤”的发愤之作; (二)《史记》是“谬于儒术”的异端之学; (三)《史记》是效法孔子作《春秋》,即通过著书来寄托自己的政治主张和社会理想的著作;     

说“吴王之王,由父省也”

《史记·吴王濞列传》云:“吴王之王,由父省也。”《集解》注:“言濞之王吴,由父代王省封邰阳侯也。”《索隐》注:“省者,减也。谓父仲从代王省封邰阳侯也。”并作如字读,误。按“省”当读为“眚”,二字古音相近,常通用。《书·洪范》:“王省惟岁。”《史记·宋微子世家》引作“眚”。《公羊传·庄公二十二年》:“春,王正月肆大省。”《左传》、《谷梁传》均作“眚”。《史记·秦始皇本纪》:     

《论语》“畏”字正解

《论语·子罕》:“子畏于匡”,邢昺疏:“记者以众情言之,故云畏于匡,其实孔子无所畏也”,将“畏”字理解为“畏惧”,其误显然。杨伯峻《论语译注》解“畏”为“拘”,译为“孔子被匡地的群众所拘禁”,意义理解虽前进了一大步,但释“畏”为“拘”,仍未属达诂。其实,“畏”应破读为“围”。“畏”属影母未韵,“围”属喻母微韵,二字音近相通。《韩非子·难言》:“仲尼善说而匡围之”,《淮南子·主术训》:“孔子……围于匡,颜色不变”,《史记·孔子世家》“索隐”引《孔子家语》:“匡人简子以甲士围     

墨子非儒不非《诗》论——兼说儒墨政治理想之同

墨子的所处时代,据《史记·孟子苟卿列传》说:“或曰并孔子时,或曰在其后。”但是《左传》与《论语》中均未有涉及墨子的记载,而《墨子》中则多有提及孔子。又《孟子·滕文公下》云:“圣王不作,诸侯放恣,处士横议,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据此推断,墨子的活动年代当大致在孔子后、孟子前,即春秋末战国初这段时间。     

司马迁笔下最早的儒学史

<正> 司马迁在《史记》中撰《孔子世家》、《仲尼弟子列传》、《孟子荀卿列传》和《儒林列传》,比较系统地记载了自孔子至西汉中叶的儒学兴废与发展的概况,生动地再现了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行事迹,实际构成了一部最早的儒学史,笔者试图对其进行粗勒勾划,以期对早期儒学源流的考察与研究有所裨益。一、撰述意旨司马迁破例将孔子列入“世家”,同时作多篇儒家学者传记,以致前后连缀而成史。究其动因,前辈学者论之者颇多,毁誉兼有。誉之者基本未超出《史记·太史公自序》的撰述大意,可一言以蔽之曰:崇仁厉义,尊师重道。毁之者谓其“自乱其例”①。虽各据其理,言有所中,但或失之片面,或不中肯綮,离司马迁之旨相去甚远。在此,笔者从以下三方面略论史迁尊孔及儒并为其列传成史的根本意旨。     

孔子删《诗》管见

孔子删《诗》之说,起源于司马子长。《史记·孔子世家》云:“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厉之缺,……三百五篇。” 对于孔子删《诗》之说,唐以前历代儒生都没有提出过相反的意见。唐人孔颖达在对“书传所引之诗”进行反复考证后,首先对“古者,<诗>三千余篇”提出了异议,实际上是对孔子删《诗》之说持否定态度。宋以后,对孔子删《诗》之说进行考证的人逐渐多了起来。朱熹认为,孔子只对《诗》进行了重新整理和刊定,而不曾删《诗》。叶水心非常同意这个意见,他说:“<诗>不因孔子而删,诚千古卓见也。”但当时持相反意见的也大有人在,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欧阳修,就不同意孔颖达的意见。他说:“以<诗谱>推之,有更十君而取一篇者,有二十余君而取一篇者。由是言之,何啻三千?”邵雍也说:“诸侯千有余国,<风>取十五;西周十有二王,<雅>取其六。”现代学者     

“禽”字与生死无干

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出土竹书《齐孙子》,学者多称其内容与传世史书有所不合,最为乐于援引称道者,即为载于该篇第一简简背之“……孙子弗息而击之桂陵,而擒庞涓”。按《史记·魏世家》记魏惠王十八年齐、魏桂陵之战,未提及庞涓,记其后十三年齐、魏马陵之战,谓庞涓自杀,太子申被虏;又《孙子吴起列传》记载马陵之战曰:“……庞涓自知智穷兵败,乃自刭,曰:‘遂成竖子之名!’齐因乘胜尽破其军,虏魏太子申以归。”这就与《齐孙子》所载除战地不同之外,厥为庞涓的自刭与被禽之不     

囊括杂体 功在诠别——屈赋形式上的继承问题新探

一古代民歌,发之于歌咏。唱起来都带着泛声的语助词,而录之竹帛之时,有的连语助词一并录下,有的则将语助词省略。因为古代书写工具不便,记载尚简,同时古人也明白这类语助词并无实义,即使删去,也不害义的缘故。《史记·孔子世家》所记《接舆歌》有“兮”、“也”二语助词,而《论语》中则无之;《史记·乐书》所记《太乙》、《天马》二歌都有“兮”字作为语助词,而《汉书·礼乐志》所录则全部删去,都是证明。只是到了诗歌由口头创作转为只供诵读吟咏的书面创作之时,语助词的有无才体现着形式的同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