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文论中的三种"文气"观

古代“文气”论主要观点有三,一是作家精神之气,此气影响作品之内容;二是气质个性之气,此气影响作品风格;三是作家生命之元气,此气影响作家生命之存在。     

古代气论的三种形态及其美学意蕴

古代气论是中国文件中一个蕴义复杂的问题。本文试图通过一种西方学理式的分析,来展示气论所包含 的天之元气、人之体气和艺之文气三个层面及各自内涵。围绕气论三个层面天一人一文的独立和相互作用格局去揭示 中国文化中所蕴涵的生命美学精神。     

浅谈中国古代文论的“气”论思想

浅谈中国古代文论的“气”论思想王忠良祁海文“气”是中国古代文化中极为重要的概念,在中国古代哲学、美学、文艺理论上有极大影响,古代文论中许多重要的理论问题都与“气”有关,其中的“文气”论、“养气”论就是由此而产生的。但是,“气”又是内涵极为丰富、复杂的...     

古代散文理论中“文气说”的风格美指向

“文气”是中国古代散文理论中一个居于核心地位的问题。从总体上看,文气说论古代散文风格,突出推崇阳刚之美。文气说本兼论诗文,但意境、神韵等新审美范畴产生后,诗论偏重干阴柔之美;而散文无论是理论概括描述还是具体批评阐释,对阳刚之美的崇尚都处于压倒优势。出现这种情况有多方面原因:古代散文注重传经明道,要求以浩然之气去打动人;古代散文理论的风格美与审美理想一致;古代散文理论受禅的影响小,文气说中很少有禅学成份;与贵阳贱阴的传统文化思想有关。     

古代散文理论中“文气说”的风格美指向

“文气”是中国古代散文理论中一个居于核心地位的问题。从总体上看,文气说论古代散文风格,突出推崇阳刚之美。文气说本兼论诗文,但意境、神韵等新审美范畴产生后,诗论偏重于阴柔之美;而散文无论是理论概括描述还是具体批评阐释,对阳刚之美的崇尚都处于压倒优势。出现这种情况有多方面原因:古代散文注重传经明道,要求以浩然之气去打动人;古代散文理论的风格美与审美理想一致;古代散文理论受禅的影响小,文气说中很少有禅学成份;与贵阳贱阴的传统文化思想有关。     

文气：中国古代文学艺术整体论

本文认为过去对文气的种种理解，都有一定局限性，只有从整体观的角度入手，才有可能求得文气说的真解。中国古代气论中蕴含的整体现模式是文气说的哲学基础。天、地、人、文之间存在着全息同构的关系，文气说，实际上是中国古代文学艺术整体论。其内容主要包括创作发生论、创作主体论、创作过程论、创作文本论和接受主体论，表现形式为各种因素的整体性显示。文气流贯、运行其中，将各部分连为一有机整体。     

论中国古代文论中的天赋论

天赋论是中国古代文论作家论中的重要内容,是中国古代文人有鉴于文学创作的主体特性而提出来的理论,这种天才论以文气论为基础,强调文艺家的先天禀赋是决定创作成功的先决条件.在天赋论发展过程中,才与德、先天与后天修养问题一直存在着尖锐的对立与冲突,传统儒家重德轻才,推崇后天修养而轻视先天才华,以一种唯道德的标准去论文,往往扼杀了作家的才华与作品的价值,不利于对作家的创作才华与作品作出全面的评价.     

文气的哲学审视及其实践价值

一、也是一个缠夹问题"文气"是我国古代文论中的一个美学概念.历代不少作家、文论家都论述和推崇过它的重要作用,有的甚至把它比作文章的生命.然而"文气"的涵义却历来众说不一,聚讼纷纭.我们拟从"文气"说的提出谈起,考察一下这种耐人寻味的现象.最早提出文气说的是魏文帝曹丕.他在《典论·论文》中说: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譬诸音乐,曲度虽均,节奏同检,至于引气不齐,     

文气论的现代诠释与美学重构

文气说或文气论是中国美学的一个基础理论,虽然文气论带有鲜明的中国特色,但它包含的美学原理对文学艺术具有普遍意义。通过与当代理论的对话,可以对这一古代理论进行现代重构,并为建立跨文化的美学理论提供一些新视野。文气论是一个完整的理论系统,它研究的是艺术家如何获得自己的个人特质,其个人特质的主题如何反映在作品之中,以及如何被读者感知和理解。从作者、文本和世界的广义上说,文气论主要讨论的是人类社会的宏观世界、作家的微观世界和作品的微观世界这三个相互交织的空间内的创作活动及其美学原理。宏观世界的元气赋予作家以人气,是其先天才华、个性气质、身份主题和后天学养的精神综合。人气注入作家的写作中,使其文学作品具有特别的结构、统一完整的形态、个性鲜明的风格,所有这些因素的有机结合构成了文气。文气的核心是作家的自我及其个人特质在其作品中的彰显。     

清代桐城派文论中的文气论

清代桐城派文论中的文气论，可大致分为三个阶段：一是桐城开创者的文气论，二是桐城中继者的文气论，三是桐城后学者的文气论。其内容。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或对“气”作为文章审美之本予以标树，或对文气审美特征与要求进行探讨．或从文章写作角度对“气”予以考察。上述三个阶段与三个方面，标示出我国古典文气论发展到桐城派文论家手中。其在多维面上得到了拓展、充实与深化。     

从"失语症"到西方文论的中国化--重建中国文论话语的再思考

在学界普遍对中国近代以来的文论"失语症"讳莫如深的时候,国内一些睿智的学者开始致力于中国古代文论话语的清理和转换,这项工作自有其特殊的意义和价值,但是我们认为仅靠中国古代文论的清理和转换是无法实现中国实现中国文论话语的重建的.还有一个必要的环节就是西方文论的中国化,文章对西方文论中国化的前提条件、理论实质和深层动因作了深入的分析,并期望通过倡导西方文论的中国化来实现以我们民族文化与文论为主的文论话语重建.     

中国古代文论历史语境还原刍议

多年的中国古代文论研究中存在着两大误区,即漠视古文论独特的存在方式,失察古文论迥然相异的宗旨。而只有走出误区,还原古文论历史语境,才能开掘其现代价值,使其真正成为当代中国文化创造的智慧源泉。中国古代文论的思想内核是"道"。"道"能够洗礼当今文人的人性和品格,能够使古代文论智慧参与现代社会的文化建构。     

从中国古代文论的学科初创反思其现代转换

中国古代的“诗文评”只有目录学的意义,并不是现代意义上的学科门类。中国文学批评史的产生得益于西方科学思想和20世纪初期的“整理国故”运动,它是中西文化濡涵的结果,因此,学科必须坚持中西两个维度。中国古代文论衍生于中国大文化的土壤,郭绍虞等学科奠基者从繁浩的经、史、文中梳理文论的脉络,而尔后的大学学科建制使得这门学科研究日益封闭于纯文学领域。要想实现转换,我们有必要恢复“大文论”的传统,从文史哲的整体中进行研究,还原学科的真实面目,避免古代文论与传统文化的脱节。中国古代文论体现了民族的思维方式,在治学方法上,郭绍虞等人“各照隅隙”的治学方法在当代仍然值得借鉴。     

庄子形神论对古代文论的影响

形神论在中国古代文论中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论题,中国古人对形神的问题的讨论,在很多文献中都可以得到证实。较早论及形神问题的是庄子,从庄子开始对形神问题的讨论的影响逐渐扩大,最终成为影响中国古代画论、古代文论的发展的一股力量。那么从庄子开始,形神论是如何对中国古代文论产生影响的,这是一个需要真认思考的问题。     

关于中国古代文论的体系问题

中国古代文论研究存在“西方文化中心论”的倾向。在当前全球化文化语境中 ,应把中国文论、文化和西方文论、文化放在同一平面、同等地位上 ,对理论、体系这些基本问题作跨文化的研究。作为在逻各斯中心体系之外发展的有生命力的文论 ,中国古代文论呈现出与西方文论迥异的非逻辑性、非体系性的具体形态 ,这是由汉文字写意表形的特点所决定的。     

中国古代文选学述略

萧统《文选》是我国现存最早的文学总集,《文选》不但在我国古代文学史中占有极为突出的地位,而且是国学研究中非常重要的研究对象之一。本文根据文选学发展脉络,回顾了中国古代《文选》研究的主要情况,并删繁就简地对其进行综述。     

文说--一个还原中国古代的命名

中国古代蕴藏了大量的有关文学的言说和著述,自20世纪20年代以来学术界对它的命名就从没间断过。主要命名有“中国文学批评”、“文学理论批评”、“文学理论”、“诗学”、“文论”,可都有不足。相比较于这些外来的和现代的语汇,“文说”倒是历史的还原,它能准确地体现“中国”、“古代”说文的思维方式和表述形态,使中国古代“文说”与现代“文论”的差异和西方“诗学”的区别从名称上就可体现出来。     

江南文化与明中期吴中文人团体

明代中期,在席卷全国的文学思想新变和复苏中,文学运动和文学派别表现得尤为突出,且南北方呈现很大的差异性。一是北方“七子派”的文学复古运动,一是南方吴中文人团体的文学活动。与北方文学的雄浑质朴不同,南方吴中文学多表现出缘情自适的文学风貌。这种现象从地域的角度考察与江南文化对吴中文人的浸润密不可分,同时这种地域性文学风貌又对北方复古及明代中后期文学发生着冲击与影响。     

《易经》与古代文论研究的综合创新

中国古代文论研究是学术界的热点话题,也是颇有争议的一个话题。古代文论研究的关键在于研究方法的创新,而《易经》却是中国古代文论创新研究的一个重要的理论源泉。对古代文论综合创新实践方式的探讨以及对当前古代文论研究的相关理论展开必要的批评,都离不开《易经》的创新理论。     

中西文论异质性比较研究——新批评在中国的命运

新批评是现代英语学界文学研究中影响最大的一个理论流派,持续时间也最长.但是新批评对中国文论界的影响始终不大.英美新批评与作为中国现代主流文论的马克思主义文论,在意识形态上存在着难以逾越的鸿沟,在艺术理论上也有着鲜明的异质性.中国古代文论带有强烈的印象式批评特点,而新批评则带有强烈的形式主义和科学主义倾向,尽管新批评与中国古代文艺思想之间也有着某种程度上的相通之处,但是两者之间这些强烈和根本的异质性,决定了新批评在中国始终处于边缘化的境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