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便桥”引路有哲人

<正> 从中西哲学比较研究中,我浏览过杜老的《先秦诸子的若干研究》、《先秦诸子思想概要》等著作。我觉得他治学方法的可贵之处,就是韩愈在《进学解》中提到的“爬罗剔抉,刮垢磨光”八个字。杜老从来是把中国思想史和哲学史看作人类文化史的重要组成部分来对待的,对其中各种学派,思潮及代表人物,从不作简单的肯定或否定,而     

杜国庠对中国教育一大贡献

<正> 杜老说:“孔子不但是儒家的开山祖,同时也是中国教育史上第一位公开教学的教育大家。”杜老对孔子的这一评价,的确是一项十分重要的科学成果。它有力地冲破了自“五四”以来数十年间,各种复杂的政治藩篱的偏见,从学术的角度上,还孔子的建树以本来真面目。     

评郭沫若的史剧《蔡文姬》和《武则天》

建国后,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郭沫若同志写了两部大型历史话剧:《蔡文姬》和《武则天》。《蔡文姬》写成于一九五九年。郭老说:“我写《蔡文姬》的主要目的就是要替曹操翻案。曹操对于我们民族的发展、文化的发展,确实是有过贡献的人。在封建时代,他是一位了不起的历史人物。”曹操一生奋斗的史实,非常丰富多彩而又惊心动魄。郭老没有做全面的描述,只选择了“文姬归汉”这个事件,从侧面描绘和歌颂曹操的历史业绩。这是因为郭老对蔡文姬其人其事,有着特殊的兴趣和深厚的感情。郭老说《蔡文姬》中“有不少关于我的感情的东西,也有不少关于我的生活的东西。不说,想来读者也一定会觉察到。在我的生活中,同蔡文姬有过类似的经历,相近的感情。”郭老甚至坦率地承认:“蔡文姬就是我!——是照着我写的。”还有,就是郭老热烈地赞赏《胡笳十八拍》,对这首长诗花费很大心     

郭沫若研究札记四则

一、关于郭沫若母亲的姓名在郭沫若一生中,他的母亲对他的影响很大。他曾说:“和父亲的风貌正成反照的是我们的母亲,母亲给我的印象是开明的,乐观的。”“我之所以倾向诗歌和文艺,首先给予了我以决定的影响的是我的母亲。”(《少年时代》)遗憾的是:在郭沫若的自传中,我们仅知道这位开朗、乐观、喜好文艺的女性是清末贵州省黄平州官杜琢章之遗孤,而不知道她的真实姓名。在郭老逝世     

墨家政治思想刍议

《汉书·艺文志》著录,《墨子》七十一篇。宋时存六十三篇,现仅存五十三篇。《墨子》一书是墨翟和他的弟子根据墨家的言论、笔记先后整理集成。其书内容丰富,自成体系,对社会自然科学均有其独到的见解。本文试就墨家的政治思想作一刍议。“有为”是墨家政治思想的基石,这是一种与道家(无为)根本对立的观点。墨家的政治思想可分为“治国”与“为政”两个方面。论治国,墨家首先重视“身行”的社会作用。《墨子·经上》云:“令,不为所作也。”《墨子·经说土》云:“令,非身弗行。”墨家认为,号令是从我这里发出的,那么我自己就要首先带头去执行。在《公孟》篇里,墨子对告子说:“政者:口言之,身     

墨子伦理思想的“民本”精神——从儒、墨比较谈起

墨子的伦理思想中蕴涵着丰富而独特的人文情怀和“民本”精神。墨子反对儒家以等差之爱治政救世,他从“农与工肆”的利益出发,以“兼爱”为核心,传达了一种爱无差等,为万民兴利的以民为本的伦理精神。墨子伦理思想的“民本”精神从三方面可以体现：一是“兼爱”思想：“爱利万民,爱利百姓”;二是“尚贤”思想：“官无常贵,民无终贱”;三是“天志”思想：“兴天下之利,而除天下之害”。“民本”精神虽然在墨子时代未能如墨子所愿发挥出其预想的作用,但其真知灼见仍值得我们去挖掘和发扬。     

历史就是"历""史"--序应国斌同志的《杜修经访谈录》

一“历”“史”引来“任务”人类社会的历史告诉我们,任何历史性的事情都会产生历史的效应。昨天上午,我正在主持召开社科院党组会议,突然,社科院办公室的同志说:“常德有人找!”其时,也恰好一个问题刚研究完,我示意“休息”一下,就出来接待客人。客人自我介绍:“我是常德市党史委的应国斌。”凭着曾有一面之交的历史记忆,我随口笑着说:“你就是研究杜老的那位常德市党史委应国斌主任?”国斌同志有着历史工作者那固有的深沉,对我的微笑接待并没有微笑以报,只是紧接着严肃地说:“我写了一本《杜修经访谈录》,请你写个序言。”这下,我也跟着严…     

从《荀子》用例中探讨“安”字的若干特殊用法

《墨子·耕柱》中有一段文字,记述墨子同楚国鲁阳文君的对话,墨子问:“今有人于此,牛羊刍豢,雍人但割而和之,食之不可胜食也;见人之作饼,则还然窃之,曰:‘舍余食。’不知甘肥(“甘肥”原作“日月”,张纯一从曹本改)安不足乎?其有窃疾乎?”接下鲁阳文君答:“有窃疾也。”这里的“安”字,《墨子集解》的撰者认为     

谈《墨子》散文的特色

在先秦诸子散文中,《墨子》独具特色。刘勰在《文心雕龙·诸子》中评价《墨子》的散文“意显而语质”。鲁迅先生也曾指出“墨家尚质”、“其文辞皆略无华饰,取足达意而已”(《汉文学史纲要》)。古今大师们的评价都客观地指明了《墨子》散文语言质朴这一特色。墨家学派在春秋战国时期影响是比较大的。可是不久便销声匿迹了。司马迁的《史记》也没有为之立传,仅仅在《孟子荀卿列传》的篇末附了这样两句话:“盖墨翟,宋之大夫,善守御,为节用。或曰并孔子时,或曰在其后。”而今一般的文学史著作中对《墨子》常常三言两语一带而过,不以专门的章节来评价。长期以来,《墨子》被人们     

论墨子“以天为法”的法的本体论

“天志”是墨子之法的本体来源,“以天为法”就是以“天志”为“法仪”,“天”是墨子之法的本,“天志”是墨子之法的体,“法仪”是墨子之法的用,“天”、“天志”与“法仪”是本、体、用的关系。“天志”就是合乎自然的自然法,是“民意”的反映,是墨子法律思想权威性的价值根源,是判断是非善恶的最高标准。“以天为法”不仅是墨子构建自己思想体系的基础,而且是其法律思想的出发点和归宿。     

中国近代革命历史风云的画卷——试论郭沫若的传记文学

郭沫若同志是一位卓越的无产阶级文化战士。他在文化领域的各个方面,都有杰出的贡献。仅就文学创作来说,他不但是新诗、历史话剧创作的伟大奠基者,而且在传记文学的创作上,他所取得的成就也是无与伦比的。“通过自己看出一个时代”郭老的传记文学作品有《少年时代》以(《沫若自传》第一卷)、《学生时代》(《沫若自传》第二卷)、《革命春秋》(《沫若自传》第三卷)和《洪波曲》。这些作品卷帙浩瀚,长达百万余言,确属鸿篇巨制。但是,过去对郭老这方面的成就,研究的人不多,评论文章也很少。有的文章还说什么郭老的传记文学连卢骚的《忏悔录》都不如,纯属“个人的流水账”。这显然是诬蔑。实际上,郭老的传记文学尽管是用自传的形式,但他自己说得明白:“我不是想学奥古斯都和卢骚要表述甚么忏悔,我也不是想学歌德和托尔斯泰要描写甚么天才。”写作的动机很明确:“便是通过自己看出一个时代”。这个时代,在郭老的传记文学中上起十九世纪末下至抗日战争的初期,近半个世纪的岁月。我们知道,在这半个世纪里,中国革命从资产阶级领导的旧民主义革命阶段,进入了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其间,发生了一系列巨大的社会变革。     

试论孔墨哲学思想之对立

孔墨哲学思想之对立,是中国思想史上“百家争鸣”的前奏。孔墨哲学思想之对立表现在:天人关系上,孔子信“天”“命”、疑天命、疑鬼神思想和墨子“非命”“明鬼”思想之对立;认识论上,墨子“取实予名”的唯物主义认识论倾向和孔子以“名”证“实”的唯心主义认识论倾向的“正名”论之对立;政治伦理思想上,孔子以“仁”为核心、以仁释“礼”的思想和墨子“兼爱”思想之对立。孔墨哲学成为后来中国古代哲学有关不同派别的源头。     

墨子的军事思想述评

墨子是春秋战国之际极为重要的思想家、政治家、科学家、军事家与军事工程师。墨子的军事思想十分丰富，墨子的“非攻”、“救守”、“出诛”、军事战略、国防战略、国际关系、孙子与墨子军事思想比较研究等军事思想，对现代国防建设与维护世界和平具有重大的借鉴意义。     

读《惠施、公孙龙的逻辑思想》有感

<正> 为什么杜老如此重说对惠施、公孙龙的逻辑思想的研究呢?文中的开头三段就明白地回答了这个问题。第一,“古代希腊,……以毕特哥拉斯为始的诡辩学风曾经流行过一时,……惠施公孙龙的名辩正和希腊的诡辩思想相当”。杜老从世界哲学史的角度来研究施龙的逻辑思想是有学术意义的。第二,“在施龙的时代产生了他们那样的诡辩作     

孔墨伦理思想发展的逻辑比较

作为孔子的后学,墨子继承、发展并超越了孔子的伦理思想：在道德起源问题上,同孔子注重先天道德论的倾向不同,墨子更注重后天形成说;在理想人格问题上,较之孔子的“圣王”,墨子的“兼士”具有更多的现实性与合理性;在义与利、人与我、志与功的人生矛盾上,孔墨的思想虽然存在巨大差别,但其根本精神并无二致。     

孔子的“仁”与墨子“兼爱”的异同

孔子贵“仁”,但他的“爱人”却存在差等,不能一视同仁。墨子贵“兼”,主张“以兼易别”。孔子“重义轻利”。把义同利对立起来,墨子则“贵义尚利”,把义利统一起来规定为公利。然而,两者之间又存在诸多的“贯通”之处：他们都主张“爱人由己”“推己及人”;都反对私利,弘扬公利;都注重践行。总之,墨子的“兼爱”是对孔子“仁”的继承、批判和创新。     

择务而从事: 墨子经世哲学的灵魂

墨子哲学的灵魂不是“兼爱”,而是墨子一以贯之的“择务而从事”思想,这构成墨子哲学的经世核心,也是墨子“非儒”的逻辑起点。墨子哲学成为“显学”的原因与先秦宋文化的特质以及墨学的“择务而从事”哲学精神有着重要的关联,这一根本精神却长期为人们所忽视。理解墨学必先把墨子的各种具体主张用辩证联系和发展的眼光来看待,择务而从事,是与时俱进、因地制宜的朴素表达。从这一墨子哲学灵魂出发,墨子非儒,反对的是儒学的教条化和庸俗化,坚持的是孔子的正道。     

兼相爱,交相利——略论墨子经济思想的核心

墨子是我国春秋战国时期的著名思想家,其经济思想有独到之处。墨子思想的出发点在于“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其目的在于解除当时小生产者的痛苦。墨子经济思想的核心是“兼相爱,交相利”。本文从“兼”入手,论述了“利”、“义”、“别”等墨子思想的观念,以使读者对墨子经济思想的核心有较全面的认识。      

显学能否重光－－论墨子的“义利统一”观

墨子的伦理思想以“兼相爱,交相利”为核心,但存在着内在的逻辑矛盾;墨子的“天下人之利”这一理论前提是虚假的,他的“尚贤”、“尚同”并不能保障“天下人之利”,相反倒为封建的专制统治提供了理论基础。     

论墨子的“兼爱”精神

在墨子所强调的十项思想主张“尚贤”、“尚同”、“兼爱”、“非攻”、“节用”、“节葬”、“非乐”、“非命”、“天志”、“明鬼”中,“兼爱”是最根本、最核心的一项,而其他九项则是“兼爱”的深化与拓展。墨子所倡导的“兼爱”是指关怀每一个人而不论他是否与自己有血缘亲属关系,也就是指一种不分亲疏、不论贵贱、爱人如己、一视同仁的普遍的爱。这是一种与“交利”、“非攻”、“正义”、“自爱”、“天爱”统一的爱。墨子希望通过“我爱人人、人人爱我”的“兼爱”精神来构建爱的秩序,以求达到家庭的和谐、社会的和谐、世界的和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