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资本视角下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

本文立足于社会资本理论视角,研究农村公共产品问题。通过对农村社会资本宏观、中观、微观三个层面的分析,试图为我国农村公共物品供给问题的解决提供一种新的思路。     

整体性治理框架下农村公共服务的有效供给

农村公共服务供给的有效性关乎到社会治理现代化目标的实现。通过对当前农村公共服务碎片化供给的历史演变考察,提出农村公共服务供给整体性治理的应然性。进而建构出农村公共服务供给的整体性治理框架,梳理了整体性治理的三大机制,探求并分析影响农村公共服务供给中整体性治理机制的变量关系。借助于样本区域的调研数据,诠释了整体性治理机制与农村公共服务供给的关系模型。同时结合非结构访谈的实践内容,厘清了农村公共服务供给在整体性治理理念下的现实盲区,通过提出农村公共服务供给路径的建议,进一步提升我国农村公共服务供给的有效性。     

农村水利设施现状令人堪忧

税费改革以后,农村水利设施每况愈下,现阶段陂头受损严重,圳道残坏不堪,山塘水库年久失修,已无法发挥正常的农灌功能和排涝作用,严重影响农业生产,实在令人担忧。     

乡村社会资本与农村公共服务农民自主供给效率————基于集体行动视角的研究

当前我国农民集体行动效率低下的根源在于农民集体行动成本高。提升农民集体行动效率的关键在于降低农民集体行动成本,而乡村社会资本有利于降低农民集体行动成本,提升农民集体行动效率。农村公共服务农民自主供给是当前典型的农民集体行动,其效率提升取决于乡村社会资本。从乡村社会资本维度来看,安徽省桐城市F村诚直为本的乡村社会信任、忠恕仁义的乡村社会规范及拓展的乡村社会网络是村民低成本、高效率自主修路的关键所在。     

社会资本与农村社会法治秩序的构建

以关系网络、信任结构、制度规范为内容的社会资本,是法治社会建设的重要动力来源和理论支撑,同时现代法治又为社会资本的积累提供了重要的制度保障。当代中国农村社会正处于传统向现代艰难转型阶段,其社会资本也因此呈现出传统与现代共存的现实形态。农村传统社会资本中诸多不良因素的延续,无疑会给农村社会法治秩序的构建带来诸多障碍。因此,当下农村社会法治建设的关键,乃是要创建有助于法治秩序实现的现代性社会资本。     

我国农村公共服务供给的社会活力提升路径探析

农村公共服务供给的社会活力缺失主要表现为供给主体、供给资金、运行机制等方面,从缺少竞争机制、民间资本活力缺失、缺少组织化载体等方面分析了其社会活力缺失的主要原因。若想最大限度激发社会活力,就需要通过尊重农民主体地位、加快转变政府职能、培育社会组织发展、激活民间资本活力与构建社会组织有效参与的运行机制等路径来创新农村公共服务供给机制,实现政府与基层社会力量互联、互补、互动,形成整个社会合力攻坚、齐心并进的良好态势。     

社会资本:我国农村公共服务供给的一个新视角

我国农村公共服务供给存在严重不足,越来越多的学者建议鼓励农民合作以提供公共服务。然而在农民合作中,理性算计的农民过于算计个人的经济利益,无法克服公共事务中的搭便车等行为。乡村社会资本把微观层次的乡村居民的个体行为与宏观层次的集体选择结合在一起,以合作互利为前提,使个人理性与社会理性、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能够达成统一。因而既是农民合作的基础,也是乡村治理强有力的社会资源。这势必要求我们培育乡村社会资本,为农民合作以及乡村治理提供良好的内源基础。     

农村水利基础设施供给现状与对策研究——以广西河池地区干旱为例

充足的水资源是工农业生产顺利进行和人民幸福生活的根本保证,农村水利基础设施供给不足将直接影响到广大农民的切身利益。以2010年初广西河池地区干旱为例,通过供给模式、公平与效率模式、经济学等多维视角分析农村水利基础设施供给不足的主要原因,采取坚持以农民需求为中心,加强干旱、洪涝灾害预警防控体系建设,拓宽基层政府筹资渠道,加大农村水利水电产权制度改革,加强资金监管力度等一系列措施,以最大限度解决农民生产生活中最迫切的实际问题。     

民间资本介入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困境与对策

大力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积极引入民间资本投向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不仅可行而且必要。但是,由于产权不清弱化投资倾向、行政缺失挫伤投资信心、融资不畅削弱投资动力、整体素质不高销蚀投资支撑等问题的存在,民间资本有效介入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依然困难重重。对此,需要真正解放思想、更新观念,在深化产权改革、优化外部环境、创新融资方式、完善监管机制方面做出积极务实努力。     

居家养老服务供给中的社会资本困境与培育研究

居家养老服务的供给具有公共性、非营利性和与老年人需求充分契合等特质,其要求社会组织是生产居家养老服务的重要主体。社会组织活力与社会资本密切相关,社会资本形塑社会组织。但在中国治理语境中对社会资本的关注需要超越社会组织自身,考察政府、社会组织与公众之间的关系网络、规范以及信任。在案例考察中发现,现阶段居家养老服务供给领域社会资本已经呈现出一定的基础与样态,但仍有诸多不足:关系网络密度低且形态不成熟,显性规范不足且隐性规范羁绊,基层政府对社会组织信任亟待提升。需要加强制度供给以激活社会资本,以外在制度优化多元主体间关系,并构建积极正向的内在制度。     

社会资本视角下农村群体性事件发生与控制研究

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结构的快速变迁与发展,农村社会长期积累的各种社会问题不断激增与显现,农村群体性事件频繁发生。本研究认为当前农村群体性事件的频发源于农村基层政府的社会资本极其薄弱,需要建构农民与各级政府良性互动的社会网络,扩展农民的利益诉求渠道,从而提升政府的社会资本,达到对农村群体性事件的防范与控制,增强社会和谐与凝聚力,提高社会质量。     

社会资本视域下回流农民的乡村建设参与及其影响机制

经过城市化和现代化的洗礼,回流农民在推动经济发展、传播先进文化、促进乡村治理等方面拥有独特优势。厘清回流农民乡村建设参与的行为逻辑,对于应对乡村建设行动中存在的农民主体性缺失难题、缓解乡村振兴面临的人才约束具有重要意义。基于鄂、湘、黔、川四省的回流农民调查数据,运用负二项回归模型和机制分析模型,考察社会网络、社会信任等社会资本对回流农民乡村建设参与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回流农民的乡村建设参与程度偏低,接近三成的回流农民从未参与过本村的公共事务活动;正式网络、非正式网络和制度信任对促进回流农民乡村建设参与具有积极影响,且呈现出明显的“组织动员”和“制度引导”特征。进一步的机制检验发现,正式网络、非正式网络和制度信任通过增进回流农民的村社认同进而促进其乡村建设参与;主体意识的提升显著削弱了正式网络和制度信任对回流农民乡村建设参与的动员与引导作用,而基于行动意义的主体价值表达在二者的关系中占据着主导地位;具备较强的主体意识则是人际信任促进回流农民乡村建设参与的重要条件。     

农业企业的缘起与效率:基于乡村社会资本属性特征

从社会资本的资源属性与结构特征入手,在分析乡村背景社会资本属性特征基础上,阐述了社会资本背景下农业企业的诞生与效率。研究表明,高质量的乡村社会资本成为原生型农业企业诞生和发展的土壤,使得企业有效跨越初始资本和初期制度的双约束;而信任、规制、网络等乡村社会资本构成要素对科层制要素的替代,使得农业企业获得发展必备的组织效率。     

村庄非农化、社会资本与农民家庭收入

聚焦于社会资本影响农民收入的微观和宏观机制,利用中国家庭动态追踪调查数据构建“家庭—村庄”两个层次的交互模型,考察了不同生产情景下社会资本效用的差异性以及村庄非农化过程对其产生的影响。研究表明：在微观层面,家庭社会网络规模的扩张能够同时提高农业收入和非农收入,而社会网络结构异质性的提高只有利于非农收入的增长;并且随着村庄非农化程度的提高,社会网络的效应对于农业收入逐步减弱,而对于非农收入的影响则逐步增强。在宏观层面,村庄社会融合程度的提高仅有利于农民农业收入的增长,但随着非农化进程的推进,村庄集体社会资本在农业生产中所凸显的优势将会逐渐削弱。这预示着,中国农村非农经济的迅猛发展正逐步改变乡村社会资本的经济意涵。     

社会资本对农村老人健康的影响

基于社会资本理论,将社会资本划分为结构型社会资本和认知型社会资本两类,对2016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进行分析,研究发现：在控制其他影响健康变量的情况下,结构型社会资本和认知型社会资本均对农村老人健康产生显著正向影响;结构型和认知型社会资本通过影响农村老人的身体活动和积极心态进而影响老人的健康评价;积极心态在社会资本影响老人健康过程中发挥的中介效应大于身体活动。为充分发挥社会资本这一非制度性因素对老人健康的促进作用,需进一步提升农村老人社会资本的积累,注重农村地区信任、互惠和互助等认知型社会资本的建设。     

整体性治理视域下的乡村治理变革

整体性治理范式契合当下中国乡村治理变革的现实需要。借鉴和运用整体性治理有助于推动乡村治理观与治理体制机制的整体性创新与变革,有利于促进乡村治理方式上的整体性转型和民生导向的基层服务型政府建设;整体性治理也为创新乡村社会转型风险治理模式,克服农村社会转型风险治理中的碎片化现象、提高风险治理能力提供可行的治理途径。     

农村残疾人社会资本的缺失与重建

农村残疾人是我国弱势群体中的最弱者。文章以社会资本理论的有关论述为视角,对农村残疾人社会资本的缺失现象与重建的相关问题进行了探讨。      

重构社会资本:乡村环境治理的困境与突破

乡村环境治理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一环,是建设美丽宜居乡村的内在要求。文章以乡村环境治理的困境分析和社会资本理论的解读为逻辑起点,基于信任—网络—规范的分析思路,揭示社会资本与乡村环境治理之间的内在逻辑,并结合当下乡村环境治理中存在的社会信任弱化、社会网络松散、社会规范失效等困境,提出重塑乡村信任关系、修缮乡村参与网络、健全乡村社会规范等突破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