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国民待遇改善与农村公共物品供给机制构建

农村公共物品是农民国民待遇的重要内容。长期以来,在城乡二元体制下,农村公共物品供给严重不足,政府的理性偏好诱发了农村公共物品供给结构失衡,农村公共物品制度外供给加重了农民负担。科学有效地增加农村公共物品供给,改善农民国民待遇,关键在于构建城乡一体化的公共物品供给体制,加大公共财政支持保障力度,切实做好农村公共物品供给决策、筹资和监管方面的制度安排。     

城市公共物品的供给对经济发展的实证分析——以广东省广州市为例

文章运用2000-2020年广东省广州市公共物品供给的统计数据,从城市教育经费、城市卫生医疗费用、城市基础设施投入、城市科技费用、城市社会保障支出等六个因素对城市公共物品供给与经济发展的内在联系进行计量实证研究。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对公共教育支出每增加一个百分点,就会促进经济增长增加0.37个百分点;对基础设施投资每增加一个百分点,就会促进经济发展增加0.29个百分点;对社会保障支出每增加一个百分点,就会促进经济增长增加0.15个百分点。据此为城市公共物品的供给提供政策建议。     

健全农村公共物品供给中农民需求表达机制的探讨

从农民需求表达与农村公共物品供给的关系入手,揭示出农民需求表达与公共物品最优供给的内在联系,说明了建立健全农民需求表达机制在促进农村公共物品供给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从农民、农民组织和政府三个层面剖析了当前我国农民需求表达机制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健全和完善的对策建议。     

农村公共物品投资优先序研究：一项来自山东省的实证

随着城乡统筹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战略的实施,农村公共物品必然在现有供给水平基础上投资迅速增加。然而在现有经济发展水平制约和巨大的农村公共物品供给缺口双重压力下,正确确定公共物品的投资优先序愈显重要。本文通过问卷调查的方式走访农民,从农村基层视角,实证分析了现阶段农村公共物品供给状况、农民满意度,并运用相关性分析方法研究了当前及今后投资优先序问题。调查结果表明：农村公共物品总体上供给不足,但近些年有了长足的发展,也仍然存在结构性不足;农民满意度有了明显提高但总体依然偏低,尤其对于农村“软件”公共物品的满意度普遍较低。为更好更快提高当前农村公共物品满意度,政府要在文化娱乐、农业信息服务、社会保障和医疗保健等农村“软件”公共物品方面适当加大投资。     

农村公共物品供给机制新探

增加农村公共物品供给对于缓和“三农”矛盾、统筹城乡发展、构筑和谐社会具有独特意义,其具有的一般公共物品特征及自身特殊性,决定了供给的复杂性。现阶段我国农村公共物品供给机制缺失,存在重重供给障碍。为了尽快扭转农村公共物品资源匮乏严重、供给滞后明显的窘况,我们主张从六大方面着手,构筑起增加农村公共物品供给的长效机制。     

农村公共物品供给结构问题研究——基于多任务委托代理的视角

农村公共物品的供给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目前,我国农村公共物品供给结构失衡,严重偏离农民对公共物品的需求,影响农民的积极性。采用Holmstrom和Milgrom的多任务委托代理模型对农村公共物品供给结构失衡问题进行分析,提出对农村公共物品供给主体应建立合理的激励机制和监督机制,以使公共物品供给能真正满足农民需求,也为该类问题的研究提供一个新的视角。     

金融危机背景下农村公共物品有效供给研究

农村公共物品对于农村社会的发展起着重要的推动作用,完善的农村公共物品供给体系可以有效地节约投入和交易成本,提高农村经济的运行效率。但由于体制原因,我国农村的公共物品供给远不能满足农民和农村发展的需要,尤其受此次国际金融危机影响,农村财政收入更加困难,用于公共物品的投入更加紧张。因此,建立健全公共财政体制,加大对农村公共物品的投入力度;从农民的自身需求出发,建立农村公共物品的供求表达机制;建立城乡统筹的公共物品供给制度;构建多中心的农村公共物品供给模式等可为当前实现农村公共物品供给的有效途径。     

农业税免征后农村公共决策的产权基础与公共产品供给

以免征农业税为内容的农村税费改革,实质是政府、村集体与农民之间重新缔结农地产权契约。这种农地产权契约,既没有改变农村社会公共产品外生性供给模式,又降低了农民向国家与集体索取公共物品的谈判能力,结果可能将进一步恶化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因此,要增加我国农村社会公共产品供给,改变其外生性供给模式,发展农村社会,其根本出路在于我国农地产权契约的进一步创新。     

农村公共物品供给的制度缺陷与政府责任探析

农村公共物品有效供给是解决三农问题、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要手段。现行农村公共物品供给的制度缺陷和政府责任缺失导致农村公共物品供给不足,不仅降低了农民生活质量,而且成为农村经济发展的制约因素。政府作为农村公共物品供给的责任主体,应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履行农村公共物品的供给责任。统筹城乡公共物品供给,加强农村重点领域的公共物品供给,促进城乡协调发展;构建以政府为主体的多元化农村公共物品供给主体结构,明确中央和地方政府的供给责任划分;改革农村公共物品供给自上而下的行政决策机制,建立民主、科学的自下而上的农民需求表达机制,保证农村公共物品有效供给;健全农村公共物品法律保障机制,使农村公共物品供给制度化、法律化。     

影响中国农业保险发展效应的实证分析

运用现代计量经济学方法对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农业保险发展状况进行实证和判断,证明：（1）农民人均纯收入、保费收入和保费支出这三个变量之间存在两个协整关系。根据模型估计结果,农民人均纯收入、保费收入和保费支出之间存在显著的误差修正机制。同时,（2）随着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增加,农业保险保费收入和赔款支出都在增加;农业保险保费收入和赔款支出具有一致的变化趋势。（3）农业保险保费收入增加会引起保费支出的增长,反之亦然。基于此,提出政策建议。     

农村公共物品供给与农民收入增长相关性分析

农村公共物品供给短缺是农民收入增长和城乡协调发展的重大障碍,其形成原因主要有城乡"二元供给体制"、政府职能残缺、融资体制障碍等。建立农村公共物品供给与农民收入增长相关性分析模型,验证了农村公共物品供给不足对农民收入增长的重大影响。据此,文章提出协调城乡经济发展、保障农村公共物品供给的对策设计。     

财政分权促进了地方公共物品供给效率的提高吗？——以北京市为例的实证分析

通过SPSS计量软件,采用线性回归分析方法,对北京市地方公共物品供给水平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1）地方公共物品的供给与财政分权体制的关系在1994年分税制改革前后存在着显著差异,1994年以前财政分权体制与北京市地方公共物品的供给不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而1994年分税制改革以后,财政分权体制与北京市地方公共物品的供给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即财政分权对促进北京市地方公共物品的供给不仅没有积极效应,而是相反,存在显著的负效应;（2）1994年以前,北京市地方公共物品的供给与GDP之间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与瓦格纳定律相悖,而1994年分税制改革以后,北京市地方公共物品的供给与GDP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3）1994年以前,北京市地方公共物品供给与人口规模之间不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1995年以后,北京市地方公共物品供给与人口规模之间呈现出显著的负相关关系。     

中国农村教育的收益率与外溢性分析

教育不仅影响农民的个人收入,还对农民所在群体的收入产生影响。利用中国十省百村的一手调研数据,可以从教育收益率和教育外溢性两个维度探讨农村教育与农民收入之间的关系。实证分析发现:(1)教育对提高农民非农收入的作用大于对农业收入的作用。保持其他因素不变,农民受教育时间每增加1年,农业收入将提高4.28% ,非农收入将提高5.61%。(2)无论是农业收入还是非农收入,男性的教育回报率均要高于女性。男性受教育时间每增加1年,农业收入将增加4.85% ,非农收入将增加7.18% ;受教育时间对女性收入的影响并不显著。(3)农村地区教育存在显著的外溢效应。同村邻居平均受教育时间每增加1年,农民收入将增加6.21% ;同行业的农民平均受教育时间增加1年,农民收入将增加8.13%。     

农村公共物品供给的社会化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地区的经济以及收入水平都得到了显著的提高,广大的农民群众对于公共物品的需求也日益增长,这就为农村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提出了一个新课题,即如何使面向农村地区的公共物品种类更加丰富,供给更有效率。农村公共物品供给进一步社会化将有利于促进农村公共物品种类的多元化,从而有利于提高农村居民对公共服务的满意程度;有利于广泛吸纳社会闲散资金,解决农村公共服务在资金方面的短缺;有助于在公共部门中引入市场竞争机制,从而提高农村公共物品的供给效率。在此基础之上,文章提出了农村公共物品供给社会化的基本途径以及加快推进农村公共物品供给社会化的政策建议。     

农村公共物品资源瓶颈：现状、成因及对策

当前,农村公共物品资源的匮乏已成为限制新阶段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政府财政收入不足是造成农村公共物品资源匮乏的根本原因,而城乡分割的公共物品供给体制是造成农村公共物品资源匮乏的直接原因。因此,要突破农村公共物品资源瓶颈就必须改革财政税收政策,增加财政收入;加大农村公共物品资源的投入力度;创新农村公共物品供给体制;组织农民通过社会合作方式来提供公共物品。     

江苏农民文化程度与农民收入对应分析

江苏作为一个农村经济强省,提高农民的科技文化素质仍然是增加农民收入的关键。运用对应分析方法对2012年江苏农村劳动力文化程度与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之间的相互关系进行分析。结果表明,劳动力受教育程度对农民人均纯收入有着明显的正向影响,随着农村劳动力文化程度的提高,其人均纯收入明显向高收入层次靠近,高中及以上文化程度的劳动力其人均纯收入大多数进入高水平行列。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提高农村劳动力科技文化素质,加快培育新型职业农民的对策建议。     

农村公共物品供给效率的影响因素分析——基于重庆市12个村庄道路和水利设施的调查

农村公共物品的供需缺口、价格水平、供给制度及农民的心理比较对供给效率有重要影响。通过对农村公共物品:道路基础建设、自来水供给、灌溉设施等质量、数量、价格、供给效率、是否征求意见、需求及满意度、资金筹集等方面的统计,分析认为:农村公共物品在质量上和数量上的供需缺口越小,价格水平越低,需求表达机制越完善,农民对公共物品的满意度就越高,供给效率亦越高。     

民间组织参与农村公共物品供给的思考——基于社会资本理论的视角

农村公共物品关乎农民日常生活,同农民切身利益密切相关。民间组织参与农村公共物品供给具有兼顾公平与效率、吸纳整合社会资源、满足多样性需求等优势。现实中由于多种原因,这一供给模式面临着制度认同障碍、公信力危机以及参与机制缺失等诸多问题。在此背景下,引入社会资本理论,从社会资本理论倡导的网络、信任、合作规范等概念的视角分析民间组织参与供给农村公共物品的意义和面临困境,进而探索推动民间组织参与农村公共物品供给的新路径。     

当前农民收入变化:问题阐明与原因分析

1997年以来,农民收入变化呈现出两大问题:一是收入增长缓慢;二是收入差距持续扩大,包括农民内部之间及农民与城镇之间。农民收入变化存在上述问题主要由以下三个原因所致:根本原因是我国农业生产基础条件差,农业生产率低;间接原因是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不足;制度原因是城乡二元社会结构长期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