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旅游发展对农户收入影响的实证研究——基于匹配倍差法

基于江苏省盱眙县乡村旅游地区农户2015年和2020年的调查数据,运用DID模型、PSM模型和PSM-DID模型,评估发展乡村旅游对农户收入的影响。实证结果显示：农户参与乡村旅游业对农户家庭总收入、工资性收入和经营性收入均有显著增收效应;参与乡村旅游业的农户的工资性收入增长幅度明显高于其经营性收入,说明大多数农户参与乡村旅游业主要是通过打工获得收入的。户主年龄、户主受教育年限、家庭劳动力人口和家庭资产等变量对农户家庭总收入、工资性收入和经营性收入产生了差异性作用。进一步的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随着从业家庭收入水平的不断提高,参与乡村旅游业带来的收入效应逐渐降低,呈现边际递减效应;参与乡村旅游业对高年龄家庭的总收入及经营性收入有着更大的正向影响,但对其工资性收入产生了负向影响。总体而言,参与乡村旅游业的农户家庭收入质量尤其是收入的结构性和知识性还存在较大的改善空间。最后,依据研究结论和乡村振兴战略目标提出了相关的政策建议。     

宅基地退出对农户收入的影响——基于倾向得分匹配(PSM)的反事实估计

基于宅基地退出试点区安徽金寨县626户农户的微观调研数据,在考虑样本选择偏差和农户异质性基础上,运用倾向得分匹配法(PSM)分析宅基地退出对农户收入的影响。结果发现:宅基地退出对农户经营性收入有负向影响,对农户工资性收入和家庭总收入有正向影响;农户宅基地退出,一方面通过缩小耕地经营面积、提高农业生产成本和减少亩均收入降低其经营性收入,另一方面通过增加外出务工人数、提高外出务工时长提升其工资性收入;由于农户工资性收入增加强度大于其经营性收入降低强度,故对其家庭总收入有正向影响;此外,不同教育背景、年龄段农户宅基地退出后收入变化存在差异,因此,应增强宅基地退出就业帮扶政策针对性,宣传宅基地退出政策的增收效应,实施差别化的宅基地退出政策安排。     

人力资本视角下的农业现代化与农民增收

采用我国1995—2011年相关数据,对我国提高单产和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农业现代化水平进行了动态测度,并对其与农户经营收入增加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结果表明,我国农业现代化水平逐年稳步上升,并对农户经营性收入的增加起到了显著的促进作用,且以化学化和水利化为主。当前我国农户人力资本水平与以化学化和水利化为代表的农业现代化相适应,人力资本水平的提高显著地促进了化学化和水利化对农户经营性收入的增加;但却与机械化和电气化为代表的农业现代化高度矛盾,农户人力资本水平的提高抑制了机械化和电气化对农户经营性收入增加的促进作用。最后提出了提高农户人力资本水平的相关政策建议。     

人力资本视角下的农业现代化与农民增收

采用我国1995—2011年相关数据,对我国提高单产和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农业现代化水平进行了动态测度,并对其与农户经营收入增加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结果表明,我国农业现代化水平逐年稳步上升,并对农户经营性收入的增加起到了显著的促进作用,且以化学化和水利化为主。当前我国农户人力资本水平与以化学化和水利化为代表的农业现代化相适应,人力资本水平的提高显著地促进了化学化和水利化对农户经营性收入的增加;但却与机械化和电气化为代表的农业现代化高度矛盾,农户人力资本水平的提高抑制了机械化和电气化对农户经营性收入增加的促进作用。最后提出了提高农户人力资本水平的相关政策建议。     

农户产权抵押借贷行为及对家庭福利效果影响分析

文章以我国西北地区产权抵押试点地区农户2013年的调查数据为样本,研究分析农户产权抵押融资借贷及其福利效应。研究结果表明:农村产权抵押借款对于农户家庭的福利效应显著,农户借款促进了农户家庭收入的增长并带动了农户家庭生产支出的增加;目前我国西部地区形成的两种产权抵押融资模式对于农户福利水平的影响不同,农户自发、自下而上推动的抵押融资模式对农户家庭农业收入及年收入具有显著促进作用;政府主导、自上而下引导的抵押融资模式对于农户非农收入具有显著拉动作用;此外,土地规模化经营模式能有效促进农民增收。     

三明市农户林权抵押贷款行为及影响因素分析

林权抵押贷款是当前林权制度改革所推出的新型融资方式,也是金融机构开展贷款的重要业务.对福建省三明市5县（市）12乡镇24行政村随机抽取的484户农户进行调查,用Logistic模型研究农户林权抵押贷款需求的影响因素,包括户主基本特征、家庭基本特征和林权抵押贷款认知.结果表明：受教育程度和家庭总支出对农户信贷需求产生正的显著影响,户主年龄、家庭劳动力数量、家庭总收入对农户信贷需求产生负的显著影响.并根据分析结果提出相应的对策.     

利率对农户参与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贷款意愿的影响分析

基于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贷款试点区有贷款需求的1 091份农户有效问卷,分析利率对农户参与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贷款意愿的影响,研究显示：（1）利率影响农户参与意愿,实际利率负向影响、替代利率正向影响。（2）收入分组农户的利率敏感性不同,无论是实际利率还是替代利率,高收入组农户的利率敏感性都强于低收入组。（3）农户参与意愿还受到教育程度、经营面积及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贷款认知程度的正向影响。以上结论进一步表明,农户的借贷行为是具有理性的,利率对收入分组农户的影响程度不同,基于此,可通过变动贷款利率以及其他影响因素,有效提高农户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贷款的可行性需求。     

山西农户人力资本存量与收入关系实证分析

采用山西农村固定跟踪观察户资料,实证分析了农户家庭人力资本存量与家庭收入水平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户主为初中文化程度的家庭,人均纯收入由最高变化为低于高中户,而后依次为小学户和文盲半文盲户;农户家庭劳动力平均受教育水平越高,劳均纯收入也越高,且随着家庭综合教育水平的提高,教育投资的收入弹性呈递增趋势;接受职业教育和技术培训的农户家庭,其户均纯收入、经营性收入、总收入均高于未接受者,家庭中接受培训的劳动力数量越多,家庭收入越高。     

贷款利率、农户特征与正规信贷约束

采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的数据,运用二元Probit模型与Heckman两阶段模型分别对农户受到的需求型正规信贷约束与供给型正规信贷约束进行分析。研究发现：第一,贷款利率显著影响农户需求型正规信贷约束,利率的高低直接决定了农户正规贷款意愿的强弱;第二,农户受到的信贷约束程度较弱,农村地区需求抑制现象严重;第三,随着收入的增加农户获得正规贷款的额度也逐渐增大,富裕农户从正规金融机构获得的贷款占据了农村地区信贷的较大比例;第四,收入、可抵押品资产、是否是党员等农户特征对两种类型的正规信贷约束存在不同的影响机制。     

土地权利、经济收入与农户农业生产行为激励 ——以四川什邡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对比分析为例

在农户收入多元化背景下,以实地调研问卷为基础,对比分析四川和新疆农户将劳动力投入农业生产的差异,并运用多元回归模型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深化,农户家庭自身拥有了更大的经营自主权,随着农业经济收入在总收入中所占比重的不断下降,导致土地产出对于农户的重要性程度下降,进一步使得土地产权激励作用下降,是农业生产出现徘徊的根本原因.因此通过降低务农和外出务工的劳动力边际收入差,农户倾向于将更多的生产要素投入农业生产.     

农地制度创新：农户农地证券化--基于浙江省东阳市12个村镇的调研

文章通过实地调研获得相关数据,研究农户对农地证券化意愿和主要影响因素的相关关系。根据数据分析得出结论：（1）农户家庭小于40岁人数占比与农地证券化意愿正相关;（2）非农业收入占农户总收入比例与农村土地金融化意愿负相关;（3）农户承包土地面积与农地证券化意愿正相关;（4）村镇干部和大农户的影响与农地证券化意愿正相关。根据研究结论并提出对策建议：相关政府部门应加大对农户和年轻一辈农地证券化的宣传力度;农户收入结构亟待调整,农户耕作能力需要集中提高;由村镇干部和大农户领导,其他农户农地入股的农地证券化是一农地制度创新之路。     

农户信贷需求与融资偏好差异化比较研究——基于江苏省588户农户调查问卷

通过对江苏3个县区588户农户问卷调查,了解处于不同经济发展水平的苏北、苏中、苏南农户信贷需求的特征,比较三个地区在贷款用途、融资渠道、融资偏好等方面的差异性。研究发现信贷需求数量与农户收入具有显著的负相关性：苏北农户信贷需求的频率最高,但借款金额相对较小,大多是消费性用途;苏中农户信贷需求的频率相对较低,但借款金额较大,贷款主要用于生产性用途;苏南农村已经完全城市化,信贷需求主要是消费性用途。三个地区农户的融资渠道都明显表现为以民间融资为主的特征。从总体样本的融资选择次序看,第一选择是亲戚朋友借款,第二选择是银行,第三选择是信用社,最不情愿的选择是高利贷。建议加快农村金融机构改革,引进新型的小额贷款机构和其它金融机构,满足农户多样化和差异性的金融需求。     

中国主粮价格支持政策促进了农户增收吗？——基于农业农村部全国农村固定观察点调查数据的实证研究

根据农业农村部全国农村固定观察点调查数据,利用DID模型研究了我国主粮价格支持政策对农户收入增加的效应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主粮价格支持政策的实施只对政策实施省份的农户种粮收入增加有一定的促进效应,但与其他收入增加对农户总收入增加的带动效应相比,种粮收入增加的作用相对较小;从影响因素来看,通过主粮价格支持政策促进农民收入增加已经效果甚微,农户增收仍主要依靠地区经济发展的推动。因此,在进一步健全和完善现行主粮价格支持政策,提高其对农户种粮收入促进作用的基础上,需要将农民收入问题纳入宏观经济以及其他产业的发展中协同考虑,通过与其他政策措施和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等相结合来构建促进农民持续增收的长效机制。     

城市近郊被征地农户生计变化分析——以武汉市江夏区为例

通过对武汉市江夏区被征地农户的调查,从农户的收入来源和水平、生活消费支出和农业生产支出、闲暇时间和非农劳动时间等方面考察土地征收前后农户生计是否发生变化及变化的方向。研究表明:土地被征收之后,农户农业收入相应减少,非农收入所占比重逐渐增加,征地并不一定会减少农户总收入;土地被征收之后,农户的收入来源发生了较大变化,用于生活消费的支出增加,生产投入略有增加,用于农业种植、农业养殖的时间减少,休息的时间增加。提出建立公平合理的征地补偿机制是解决农民可持续生计问题的关键。     

社会资本异质性与农户融资渠道选择

社会资本被普遍认为是影响农户信贷可得性的重要因素。但是,随着农村经济、社会结构的变化,农户的社会资本形态也正在发生系统性变迁。不同类型的社会资本,对农户信贷可得性及融资渠道的选择,是否已经产生了不同的影响?基于广东和江西两个省份的农户问卷调查数据,对此问题进行研究。研究发现,不同类型的社会资本影响着农户对于融资渠道的选择:以血缘和宗族关系为代表的结构型社会资本促进了农户的民间借贷,但无助于其获取银行等正规金融机构的贷款;以经济组织参与和社会信用为代表的认知型社会资本,促进了农户在银行等正规金融部门的贷款可得性。     

用水协会对农户家庭收入影响研究

基于江西省307份入户调查数据,运用处理效应模型克服农户参与用水协会的选择性偏差问题,分析用水协会对农户家庭收入的影响。实证研究发现:第一,用水协会能显著增加农户家庭总收入、农业收入和非农收入。参与用水协会的农户家庭总收入、农业收入和非农收入显著高于未参与用水协会农户的家庭总收入、农业收入和非农收入。第二,校正了选择性偏差后,用水协会对农户家庭收入的促进作用更大。第三,家庭劳动力数量、经营规模对农户家庭总收入、农业收入和非农收入均有显著影响,其他因素的影响存在差异。     

农村产业融合、人力资本与农户收入差距

根据农村产业融合典型样态的考察和入户调查数据,使用分位数回归模型分析了农村产业融合、人力资本对柑橘种植农户收入差距的影响。研究发现:融合组的户均总收入和经营性收入明显高于非融合组,且样本农户收入既存在组内不同收入来源之间明显的收入差距,也存在融合分组之间的农户收入差距;农村产业融合变量对各分位点农户收入的影响均显著,且随着分位数提高缩小了处于低端和上端农户的收入差距;农业技能培训变量在10%和25%分位上对农户收入有显著的正向效应,且系数差均为负,表明参加农业技能培训会显著缩小农户收入差距;家庭经济人口规模的影响力不仅普遍,而且都很显著,这也证实了农户人力资本积累对缩小收入差距的重要性。     

生计资本与农户收入:来自新疆深度贫困地区的经验证据

生计资本是农户维持生计的基础和实现全面发展的保障。该文基于2015—2017年新疆深度贫困地区农户调查数据,运用面板分位数回归和夏普利值分解等方法,分析生计资本对农户收入的影响,并得到以下研究结论:(1)生计资本能够显著提高农户家庭的总收入水平,其中社会资本和自然资本的增收作用更为显著;(2)自然资本、物质资本、金融资本与心理资本拉大了农户家庭总收入差距,而社会资本和人力资本能够缩小农户间的收入差距;(3)自然资本、金融资本和心理资本是提升农户农业收入的主要影响因素,社会资本、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更有助于增加农户非农收入;(4)自然资本、物质资本和社会资本是造成农户收入差距的主要微观基础,相比之下心理资本虽然不是造成收入差距的主要影响因素,但其对收入水平差异的影响呈现逐年增强趋势。     

数字金融与农户内部收入差距——基于CFPS数据的实证研究

数字金融打破了传统物理网点的局限,提升了金融服务的可得性,从而直接或间接减缓了农村贫困,然而其对农户内部收入差距究竟有何具体影响?文章基于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CFPS,运用再中心化影响函数回归(RIF)方法,从收入结构性角度细化剖析数字金融对农户内部收入差距的作用机制及贡献。研究表明：数字金融发展对农户收入存在显著的减贫增收效应,且能够拉大农户内部收入差距;从收入结构性分析,数字金融发展能促进经济增长带动非农就业增加,但农户存在教育程度和社会关系网差异,从而导致农户工资性收入差距呈现拉大趋势;数字金融发展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信贷约束对农户农业和非农业生产的资金投入限制,但由于存在“使用差异”,农户内部经营性收入差距拉大;数字金融通过拓宽金融产品和理财的渠道,虽弥补了“二重排斥”中的“工具排斥”,但由于农户“自我排斥”依然存在,导致财产性收入进一步拉大;异质性分析表明,在高物质资本、高社会资本或高人力资本农户群体中,数字金融拉大农户内部收入差距的效果更为显著。基于上述结论,提出以下政策建议：第一,应主动关注农村基础教育水平,扩大农村受教育的人口基数,提高数字金融知识宣传的广度与深...     

数字素养鸿沟与农户收入不平等

实现共同富裕关键是解决农民收入问题,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为推动共同富裕战略的实施提供重大契机,然而“数字素养鸿沟”问题不断凸显。运用2020年中国乡村振兴综合调查（CRRS）数据构建模型进行验证,并识别和测度数字素养对增加农户收入及抑制收入不平等的门槛。研究表明：农户数字素养的提升不仅能显著提高收入水平,还能缩小群体收入差距;且数字素养对农户收入及收入不平等水平存在门槛效应,即随着社区互联网普及率的增加,数字素养的提升对提高农户收入的促进作用、对降低收入不平等的抑制作用呈现逐渐增强的特点;机制分析结果显示,农户数字素养的提升有益于农户信息获取、社会资本积累与市场参与,进而推动了农户增收共富;异质性分析发现数字素养对中等收入群体的增收作用效果较大,对于抑制农户农业生产收入不平等的作用最为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