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惠金融发展与贫困减缓的内在逻辑

介绍了普惠金融的起源,总结了国内外专家学者关于普惠金融发展与减缓贫困的基本理论和观点。利用指数平滑法建立了普惠金融发展对贫困家庭收入差距影响的一个理论分析框架,研究结果表明,由于贫困地区信贷市场信息不对称导致逆向选择,金融机构都会设置很高的信贷门槛,未享受金融服务的贫困家庭容易陷入"贫困陷阱"。政府应通过宏观调控完善贫困地区信贷市场,建立普惠金融体系,降低贫困农户的信贷门槛,使更多的贫困家庭获得信贷的机会。     

中国数字普惠金融、教育水平与农村贫困问题探析

选取我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2011—2018年的面板数据,研究了数字普惠金融的减贫效应以及在不同受教育水平的条件下数字普惠金融对减缓贫困发挥的效应。研究结果显示:1.数字普惠金融对贫困的减缓具有积极的效应;2.受教育水平在数字普惠金融的减贫作用中发挥着积极的作用,在全国都存在单一的门槛特征值。当跨越门槛值之后,数字普惠金融的减贫效果明显上升。由于存在地区差异性,在西部地区的减贫效果最好,东部次之,中部的减贫效果略低。教育水平在数字普惠金融的减贫体系中发挥着重要的角色,应该加强对教育的投入,对贫困地区金融知识的普及和普惠金融产品的宣传。     

盐城数字普惠金融的农村减贫效应研究

发展数字普惠金融是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切实需要,也是助力农村脱贫增收的关键措施。在系统阐释数字普惠金融减缓农村贫困作用机制的基础上,利用盐城市2014—2019年区县级非平衡面板数据,对盐城市数字普惠金融的减贫效应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发现：盐城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具有直接减贫效应,且这一结论具有良好的稳健性;盐城数字普惠金融可以通过提高区县经济增长水平和改善收入分配的途径间接减缓农村贫困;数字普惠金融对盐城贫困县和非贫困县的农村减贫效果具有显著的异质性,其对贫困县的减贫作用更为明显。     

共同富裕背景下数字普惠金融减贫有效性研究

当前,我国脱贫攻坚战取得了全面胜利,进入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的新发展阶段.稳定脱贫、防止返贫成为我国贫困治理、实现共同富裕中亟须攻克的难题.基于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和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数据,分析中国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对缓解家庭贫困状况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能够缓解家庭的贫困状况,但减贫效应随着区域、受教育程度和城乡差异而存在显著差异.数字普惠金融的覆盖广度、使用深度和数字支持服务程度这三个分指标均显著降低家庭的贫困发生率.数字普惠金融对东、中部地区的减贫作用显著大于对西部地区的作用,需要重点关注欠发达地区的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数字普惠金融在高学历群体中的减贫作用显著大于对低学历群体的作用.数字普惠金融在微观层面,通过增强居民主观选择金融服务意愿缓解居民融资约束;在宏观层面,通过促进经济发展进而提升减贫效果.     

数字普惠金融助推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理论分析与实证检验

本文在理论分析数字普惠金融对农业农村现代化影响的基础上,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对农业农村现代化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且在不同区域和维度上存在明显差异;同时数字普惠金融对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影响存在空间溢出效应。此外,数字普惠金融还会以当地经济发展、农村固定资产投入、农户家庭收入为中介变量促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为此,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应最大化利用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所带来的红利,各地可结合自身资源禀赋采用差异化思路推进数字普惠金融发展。     

普惠金融对福建省农村地区经济增长的实证分析

自联合国2005年提出普惠金融的概念以来,各个国家和地区都在大力推进普惠金融的发展.福建省依山傍海,自然资源丰富,拥有较强的经济实力,但是地区发展不均衡问题依然明显,许多金融资源都集中在较发达地区,农村地区则无法获得较完善的金融服务.以Sarma提出的IFI指数理论为基础,构建福建省2005-2019年的普惠金融指数,...     

农业保险与普惠金融的协调减贫效应 ——基于区域演进和空间溢出的实证检验

在我国脱贫攻坚成果巩固拓展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新阶段,农业保险与普惠金融将发挥重要的促进作用.基于31个省市2008—2018年的面板数据,采用熵权法系统评估我国普惠金融、农业保险与减贫增收的发展状况,测度农业保险与普惠金融发展的耦合协调度,基于核密度函数观测两者协调发展的区域动态演进特征,利用固定效应模型对二者协调发展的减贫增收效应进行实证检验,并通过门槛效应模型和空间面板杜宾模型进一步分析其非线性影响以及空间溢出效应.研究发现:1)样本期间我国整体农业保险与普惠金融的耦合协调度不高,但呈现显著增长趋势.2)分地区来看,东部地区各省耦合协调度高,但省际差异较大;西部地区与中部地区耦合协调度总体相仿,中部地区各省差异最小,西部地区省域间差异明显趋向缩小.3)总体上农业保险与普惠金融的协调发展具有显著的减贫增收效果,其中东部地区减贫成效最为显著,西部次之;门槛效应检验结果显示,较高的经济发展水平能够增强二者协调发展的减贫作用.4)农业保险与普惠金融的协调发展对减贫增收效果在空间上存在正向溢出效应.     

普惠金融影响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减贫效应检验——以新疆为例

普惠金融的发展对推动经济发展、促进城镇居民与农民增收和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具有积极的影响。以新疆为例,在分析普惠金融影响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减贫效应机理的基础上,基于1978²014年的时间序列数据检验新疆普惠金融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减贫效应。研究表明:新疆普惠金融的发展确实缩小了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在前4期,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对普惠制金融发展呈现负向的脉冲响应,在4期以后,呈正向反应;普惠金融发展是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单向格兰杰因果原因。但是由于新疆普惠金融发展水平目前比较低下,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受普惠制金融发展的影响程度较小。针对结论,提出相应的对策与建议。     

中国农村金融发展与贫困减少的经验研究

研究表明,金融发展与贫困减少之间存在密切联系。本文通过构建金融发展对贫困减少影响机制的计量模型,利用中国1980—2005年的时序数据分析了中国农村正规金融发展、金融波动和非正规金融发展对农村贫困减少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1)农村正规金融发展有利于农村贫困减少,但是影响很小,并且对农村绝对贫困的影响远远大于对农村相对贫困的影响;(2)金融波动不利于农村贫困减少;(3)非正规金融发展对农村贫困减少也没有促进作用。因此,要加快对农村正规金融的改革,同时积极引导农村非正规金融的健康发展,尽早建立正规金融和非正规金融和谐共生的农村金融体系,减少金融波动对农村贫困减少的不良影响,为改善中国农村贫困状况创造良好的金融环境。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缓解因病致贫的效果分析

利用中国营养与健康调查数据(CHNS),比较2004年、2006年及2009年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补偿前后的因病致贫率(PI),分析我国新农合实施以后缓解因病致贫的效果。研究认为:新农合对缓解因病致贫起到了一定作用,但并没有达到理论上预期的效果;并且新农合缓解因病致贫的能力随着我国新农合资金投入,补偿比例逐年的增加而逐渐增强。     

社会资本与农村老年人口返贫阻断:理论机制与实证检验

2020年脱贫攻坚任务完成后,如何阻断非贫困人口返贫成为今后重要的奋斗目标.在老龄化问题日益严峻、城乡发展不平衡的背景下,农村老年人口的脆弱性特征更明显,返贫风险更大,阻断返贫的任务更艰巨.近年来,在讨论阻断贫困的各种路径时,社会资本的作用日益凸显.基于此,首先就社会资本对返贫阻断影响进行理论分析,然后利用2017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运用probit模型,选取社会信任、社会参与和集体参与三个社会资本变量,分析对中国老年人口返贫风险的影响.结果表明:整体来看社会资本对老年人口返贫风险有显著影响,能起到阻断老年人口返贫的作用;其中,社会信任、社会参与对农村老年人口返贫风险的影响显著,而集体参与的影响不显著.从地区对比来看,社会资本对东北地区农村老年人口返贫风险影响显著,对东部地区影响不显著,中部和西部地区仅受社会参与影响显著.据此,今后要提高社会信任资本的质量,不断化解农村老人、基层政府和村内企业的信任危机;强化社会参与型资本,增强农村老人的互助养老和代际交流;构建集体参与型资本,激发农村老人参与集体事务的动力.     

中国农村金融发展与农民收入增长关系的实证研究

运用时间序列分析方法,对1978--2004年间中国金融发展与农民收入增长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研究结果显示,农民收入增长状况随着农村金融发展状况改变而发生相应的变化。格兰杰因果检验结果表明,农村金融发展是农民收入增长的Granger原因,但是变化存在滞后性。制度性与结构性因素,导致了农村金融体系支持农民收入的低效。由此提出建立多元化农村金融体系、重塑农村金融市场主体、加强农村信贷的政策支持建议,以期提高农村金融支持农民收入的绩效。     

中国数字经济发展与农村贫困缓解：作用机理与经验证据

在数字经济快速发展并逐步向农村地区及贫困人口渗透的背景下,综合评估数字经济发展的贫困缓解效应,对于构建和完善相对贫困治理体系具有重要现实意义.本研究基于线性加权法对2010-2019年中国30个样本省份的数字经济发展指数进行测度,理论阐释和实证检验数字经济发展对农村贫困的影响及效应,结果表明:当前,中国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得以稳步提高,但省份之间的差距却逐步扩大;数字经济发展促进了以贫困发生率为表征的农村贫困缓解,随着数字发展水平的提升,减贫效应呈现出微弱的先增大后逐渐缩小的倒U型规律;数字经济发展的减贫效应具有地区差异,东部地区最强,其次为中部地区,西部地区不显著;数字经济发展促进了城镇人口消费结构升级,但对农村居民的影响不显著.     

农旅融合减缓农村贫困机理与实证研究

在构建农旅融合减缓农村贫困理论框架的基础上,匹配CFPS微观数据和全国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示范县数据,测算农村收入贫困和多维贫困,进而采用包含交互效应和中介效应的Probit、Tobit模型,从收入贫困和多维贫困两个层面验证农旅融合对农村贫困的影响、经济发展水平的调节作用及内在传导机制。结果表明:农旅融合能够减缓农村收入贫困,但其减缓农村多维贫困效果不显著;经济发展水平对农旅融合减缓农村收入贫困起正向调节作用,但其对农旅融合减缓农村多维贫困的调节作用不显著;农村居民工资收入水平和人均资本是减缓农村收入贫困的重要传导机制,但其对农村多维贫困的传导作用不显著。因此,在深入发展农旅融合时,“因症施策”“多措并举”方可有效减缓农村收入贫困和多维贫困。     

中国经济发展影响农村贫困的实证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发展极大地影响了农村贫困。以经济增长、农业发展和外贸扩大作为速度因素,以农业结构交化、非农就业发展、城乡居民比例变动和所有制结构变迁作为结构因素,以收入差距扩大和通货膨胀作为质量因素,撇开观念和制度变迁,运用SURE和SYSTEMGMM法,对中国经济发展影响农村贫困的因素分析表明,经济快速增长是推动农村贫困减少的主要动力,收入差距扩大则弱化了经济增长的减贫效应,同时农业、非农就业以及非国有企业的发展也对农村贫困减少起着明显的促进作用。     

农村普惠金融监管与创新:互动与耦合

在大力推进普惠金融发展的时代背景下,农村普惠金融迎来了新的发展契机,但同时在传统制度的影响下,农村金融发展面临着许多障碍。在推进农村普惠金融体系建设的时代背景下,实现金融监管与金融创新之间的互动与耦合是促进农村普惠金融发展的关键点。农村普惠金融应坚持公平、创新与责任的基本理念;应基于农村金融发展路径沿革与监管价值之转变,重新定位金融监管价值;应从现实角度出发审视当下农村金融监管与创新之间的偏离。同时,必须达到互动与耦合局面的目标,纠正偏离,推进农村普惠金融发展与监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