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博弈论的中国跨国粮食供应链构建研究

粮食问题不仅是重大的经济问题,更是重大的政治问题、安全问题。随着逆全球化趋势的加剧,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面临严峻考验,国际经贸活动受到严重阻碍,我国粮食进口不确定、不稳定的因素显著增多,提升中国跨国粮食供应链的话语权,确保中国跨国粮食供应链安全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目前我国的粮食进口长期依赖国际大粮商构建的跨国粮食供应链,粮食进口以进口原粮为主,没有形成从粮食生产、采购、加工、消费一体化无缝链接的供应链,成本高、效率低,直接影响到我国的粮食进口安全。通过对中国跨国粮商与东道国农民、中国跨国粮商与东道国政府以及中国政府与东道国政府及其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博弈关系分析,有针对性地提出了应对策略。这些策略能够为中国跨国粮商和中国政府构建中国自主、可控、安全的跨国粮食供应链提供理论依据。     

跨国粮商控制下巴西大豆在中国进口市场上的竞争潜力

中国是世界大豆进口大国,美国、巴西和阿根廷形成了向中国出口大豆的寡头垄断格局。但由于跨国粮商对大豆产业链的控制,中国在国际大豆市场缺乏定价权,卖方寡头垄断也被弱化。追求出口利益诱使巴西与美国在中国大豆市场竞争。从巴西大豆对中国的出口潜力、定价能力和政策动向3个维度考察了在跨国粮商控制下的中国大豆进口市场上巴西与美国之间的竞争关系。研究发现：长期内巴西对中国出口的大豆数量替代美国,短期内巴西出口旺季垄断能力加强且旺季持续时间延长;巴西积极调整大豆生产和贸易政策既提高了大豆出口自主定价能力和国际竞争力,又有利于拓展中国大豆进口政策选择空间,改善中国从大豆进口中的贸易获益。最后,简要阐述了该结论蕴含的政策意义。     

世界粮食危机背景下我国的粮食安全问题

2006年以来,生物能源的发展使得世界粮食价格持续上涨,粮食危机成为世界大部分国家所面临的问题,中国也是如此.那么,新形势下我国的粮食安全会有怎样的发展,世界粮食危机会对我国粮食安全产生怎样的影响?本文研究了我国主要粮食产品的安全问题,结果表明,世界粮食危机中价格上涨最多的是大米,但由于我国时国际市场的依赖程度不高,因此大米的粮食安全问题不大.小麦、玉米更是如此.大豆虽然是对国外市场依赖程度最大的产品,但是我国可以通过国际市场平抑波动.总体来说,我国目前的粮食安全仍在可控的范围内.     

生态农业与中国未来的粮食安全

随着人们对"石油农业"环境负面影响认识的不断深入,环境友好型的农业生产方式越来越受欢迎。从20世纪90年代"中国生态农业"的提出,到今天遍布全国的生态农业示范基地,生态农业在我国得到迅速发展。然而,保障基本自给的粮食安全一直是我国农业发展的一个重要目标。因此,生态农业能否保障我国的粮食安全成了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在控制影响粮食产量的3个主要投入要素(化肥、化学农药以及水资源)的投入数量后对我国粮食产量进行测算,发现在现有生产条件及资源利用效率的情况下生态农业能保障我国粮食需求量的80%左右,粮食产量高于我国"生存安全标准"的粮食需求量。此外,未来我们提高粮食产量的潜力还很大,再加上通过国际农业合作与贸易发挥我国的比较优势,利用国际市场对粮食品种进行调剂。总之,在生态农业的种植模式下,我国未来的粮食安全能够得到保障。     

印度农业贸易自由化改革 ———基于粮食安全的视角分析

本文回顾了印度独立后农业发展所经历的四个阶段,并对这期间农业政策取得的成就和存在的主要问题进行了总结。然后重点探讨了印度贸易自由化改革的经验及其对农业增长、贫困削减和粮食安全的影响。研究发现,农业贸易自由化改革促进了农业的发展,并使农业内部的生产结构向增加高附加值产品生产的方向转变。贫困人口和贫困发生率在不断下降。在粮食安全方面,人们的粮食物质上的可获性已经得到满足,但粮食经济上的可获性还没有得到完全满足。今后可以通过大力发展农村非农部门来增加就业和削减贫困,并最终实现粮食安全的目标。     

关于构建商业化育种体系的认识与思考

种子行业位于现代农业产业链最上游,是保障农业长期稳定发展和粮食安全的根本。发展现代种业,核心是构建以产业为主导、企业为主体、产学研相结合、育繁推一体化的商业化育种体系。围绕国际种业发展趋势,在分析国际种业巨头发展成因、我国种业发展现状及困惑、商业化育种体系驱动力量的基础上,提出推动我国商业化育种体系建设的建议。     

我国粮食安全现状、挑战与对策研究

在世界粮食安全形势严峻的背景下,我国粮食供求形势一直处于波动性紧平衡状态。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我国粮食安全不容乐观。本文在对我国粮食供求现状研究的基础上对未来保障我国粮食安全面临的挑战进行分析,研究表明,我国粮食生产资源约束增强,粮食供求区域性和品种结构性矛盾突出,粮食进口来源国集中以及贫困人口购买力低等严重威胁我国粮食安全。进而从提高粮食综合生产能力,促进粮食供求平衡,改善国际粮食贸易环境和保障特殊群体的粮食安全四个方面提出保障我国粮食安全的对策建议。     

食物主权：实现持久粮食安全的基础

国际性农民运动组织“农民之路”在其多次会议和宣言中提出并阐述了食物主权的概念和主要内容。食物主权主张食物生产者自主地进行食物生产和贸易,反对新自由主义制度下WTO及其他国际组织和跨国公司对各国食物生产和贸易的控制及资源的掠夺。一国如果丧失了食物主权,其粮食状况必然是不安全的。掌握食物主权是实现持久粮食安全的基础。     

农业贸易自由化、贫困和粮食安全：印度的经验

回顾了印度独立后农业发展所经历的四个阶段，并对这期间农业政策取得的成就和存在的主要问题进行了总结。重点探讨了印度贸易自由化改革的经验及其对农业增长、贫困削减和粮食安全的影响。研究发现，农业贸易自由化改革促进了农业的发展，并使农业内部的生产结构向增加高附加值产品生产的方向转变；贫困人口和贫困发生率在不断下降；在粮食安全方面，人们的粮食物质上的可获性已经得到满足，粮食经济上的可获性也随着PDS的实施和居民收入水平的不断提高而得到了一定的改善。     

外商投资对发展中国家粮食安全的影响

基于依附理论和现代化理论的争论,从农业研发、生产、贸易以及金融发展四个角度解析农业 外商投资（ＦＤＩ）对发展中国家粮食安全的影响机理,进一步利用 １９９１—２０１７年 ６０个国家的面板数据, 通过构建动态面板模型实证检验二者关系的影响效应和作用机制。结果表明：农业外商投资（ＦＤＩ）会 对发展中国家粮食安全产生显著负向作用,这意味着国际垄断资本的“趁人之危”要大于“成人之美”; 异质性检验发现,对于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粮食短缺严重、地理位置沿海以及非 ＵＰＯＶ成员国的发展中 国家,农业 ＦＤＩ对粮食安全的“趁人之危”效应更大;农业 ＦＤＩ虽有利于提高发展中国家的粮食生产水 平,但会对农业自主研发能力和金融发展产生显著负向作用,并且会加重发展中国家的农产品进口贸易 依赖。     

加入WTO对中国粮食生产和贸易的影响及政府挑战性积极回应对策

粮食历来是受政府干预和控制较多的商品之一。二战后 ,各国在粮食等农产品的生产和贸易方面大多奉行保护主义 ,各种各样的补贴、关税和非关税壁垒措施将本国市场同国际市场分割开未。直到 1993年 12月乌拉圭回合多边贸易谈判达成了乌拉圭回合农业协议 ,粮食等农产品的贸易自由化才引起人们重视 ,并呈现加强的趋势。把握加入WTO后我国粮食生产和贸易面临的影响 ,政府积极调整政策 ,不仅将保证我国的粮食安全 ,还将有利于粮食生产和农民增收。     

国际种业垄断：理论解释、实证测算及趋势

运用“跑步机”理论与剩余价值理论全面分析种业垄断形成原因。使用绝对市场集中度（ CR）与相对市场集中度（ HHI）测算方法,利用国际前10名种业公司数据及国内上市种业公司数据分别测算国际种业垄断程度与国内种业市场现状。结果表明,近年来（2006年至2013年）国际种业市场被国际种业寡头垄断,尤其集中于前4名种业集团,约占国际种业市场的二分之一,且寡头之间以互相持股或合资成立种业公司的形式加强了联系,并进一步控制世界种业市场;国内数据表明我国种业公司对国内种业市场的占有率（ CR指数、HHI指数）相当低,年均占有率之和不到10％,因此,培育大型跨国种业集团成为我国种业发展的迫切需一是种业内部通过兼并、合并成立跨国集团,二是由其它资本实力较强的产业企业进入种业领域形成种业集团。     

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粮食贸易演变趋势及其虚拟耕地资源流量估算

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共同开展互利共赢的更大范围、更高水平、更深层次农业合作,特别是加强与“一带一路”沿线主要粮食出口国经贸关系,对中国更好地充实耕地资源占有量和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战略实施有重要现实意义。以稻米、小麦、玉米和大豆为例,分析了1995—2016年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粮食贸易演变趋势,并估算了双方粮食贸易的虚拟耕地资源流量。结果表明：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粮食贸易量持续波动变化,2008年以来中国一直处于净进口地位且净进口量不断增长,2013年“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增速更快且中国主要出口稻米、主要进口稻米和玉米;“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前后的2008—2012年和2013—2016年,中国通过粮食贸易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分别累计净进口虚拟耕地83.60万公顷和403.53万公顷,其中通过稻米贸易分别累计净进口虚拟耕地73.84万公顷和239.74万公顷。     

警惕跨国粮商操纵全球粮价

民以食为天。占中国小麦产量80%的华北产区遭遇大旱,引发了人们对于粮食问题的关注。粮食将是继石油、铁矿石之后新的全球性战略资源。为了应对跨国粮商左右国际粮价,亚洲诸国被迫限制农产品出口,"金砖四国"农业部长齐聚俄罗斯首都莫斯科,举行首届农业部长会晤,共同商讨应对全球粮食安全大计,并共同签署了保障全球粮食安全的《莫斯科宣言》。中国是粮食生产和消费大国,但在国际农产品市场上却处于弱势地位。随着中国经济的崛起,中国需要在这些大宗商品领域体现出"中国定价"。     

我国种业发展及其实施战略

种业是我国基础性、战略性核心产业。种业的高质量发展对于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促进农业发展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振兴中国种业,既需要基于特定视角聚焦产业链具体环节,也需从产业整合的视角分析整个种子产业链的竞争力提升与高质量发展。结合高质量发展和战略实施两个视角,从内涵、特征及必要性分析入手,构建我国种业的战略体系。研究表明：种业发展战略由种业发展思路和实施方案两个层次构成。二者相互促进,共同发展。在发展思路层面,提出我国种业应采取种业精品定位、“育种+服务”双核、“互联网+种业”、精细化服务种业、种业全面质量管理、种业科技创新支撑六大发展战略,作为发展战略体系的核心;在战略实施层面,提出我国种业应采取企业并购整合、企业联盟、构建“种业平台型公司”、企业差异化、企业集中化、企业“归核”化六大实施战略,作为种业发展战略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构建种业发展战略体系对各地制定种业振兴方案、实施种业振兴行动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粮食供给的路径依赖与粮食安全战略研究

作为人口最多的国家,中国的粮食安全问题尤为重要。2004年以来,我国粮食总产量实现了十连增,但粮食净进口量也在2004年起逐年大幅增加,进口依存度已超过10%,且进口粮食的来源国集中度高,使我国粮食安全问题凸显。在分析我国粮食安全现状的基础上,探讨了粮食供给的路径依赖及影响粮食供求的主要因素,提出了保障我国粮食安全的战略。     

种业创新与国家粮食安全——我国种业资源优势及"卡脖子"技术攻关

从源头上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是我国应对全球气候变化、自然灾害及复杂国际环境挑战的重大现实课题,其中,与重要农作物相关的种业"卡脖子"技术是涉及中国种业安全乃至粮食安全的总体国家安全问题之一.从我国现有种业资源和生物育种研发技术角度探讨国际种业竞争形势下种业创新的核心问题,可梳理出种业竞争中"卡脖子"的关键技术.根据我国种业发展的现有创新优势,应将种业安全纳入总体国家安全体系,并将突破种业技术关键领域的"卡脖子"技术和构建现代生物育种创新体系纳入总体国家安全体系的战略管控目标.为此,应加强种质资源保护与开发、重视种业创新底层技术、加强种业科技研发投入、保障种业知识产权.本研究对于促进我国现代生物育种创新体系发展,将种业安全纳入总体国家安全体系具有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全球化背景下农业政策面临的新挑战

在全球化背景下,国际贸易新规则使得产业政策发挥作用的空间日益缩小,跨国公司对产业链条的垄断已经形成。由于农业供求的特殊性,农业产业政策的强化尤为必要。文章以我国的大豆产业为例,分析了发展中国家如何通过政策调节在适应全球化进程与保障本国利益之间取得平衡,提出以下策略:政府通过制订相关的产业发展政策、贸易鼓励政策提高我国大豆的国际竞争力;从优化补贴政策入手,为本土粮油加工企业参与国际竞争提供优良的平台;积极争取大豆的国际定价权,为我国大豆产业的未来稳定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基于AHP法的商业化育种模式研究

科技兴农,良种先行,种业发展对一个国家农业的可持续发展至关重要。我国种业市场需求巨大,但育种模式与欧美国家相比明显落后,导致我国种业发展举步维艰。因此,探索符合我国国情的商业化育种模式就显得尤为重要。通过理论分析建立了商业化育种模式结构,采用层次分析法对各类影响因素权重进行分析,并结合主要影响因素对育种模式进行综合评价,选择科企战略联盟为最优商业化育种模式。在此基础上,从联盟各方的责任与利益分配、育种经费投入机制、各环节分工与配合机制等四个方面构建了科企战略商业化育种模式。     

新征程中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的深刻内涵与关键举措

新时代十年我国粮食安全发展取得巨大成就,为伟大变革和实现“稳定”奇迹奠定了扎实根基。在新时代新征程中,将粮食安全主动权紧紧掌握在自己手中必须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是深入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必然要求;是坚持“大农业观”“大食物观”,催生粮食产业新需求新供给新业态的现实需要;是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推进农业高水平对外开放的急迫需要;是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站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度谋划发展的内在要求。加强能力建设既是党和国家长期以来坚持的政策主张,也是增强历史主动的重要依托,更是新征程中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的关键举措。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需要在体制机制、资源保障、科技支撑、种业发展、收益保障、生产主体、结构调整、非常规农业等方位发力加强粮食生产能力建设,夯实粮食产能基础;在拓宽进口来源、参与全球治理和区域安全合作等方位发力加强全球治理能力建设,夯实粮食供应链韧性;在粮食储备轮换、粮情监测预警和粮食流通体系等方位发力加强应急管理能力建设,夯实粮食调控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