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头企业领办合作社的异化行为及其规制

经典意义上的合作社是社会弱势群体之间联合互助的经济组织,自然人构成了合作社的社员基础。至今,全球不少国家仍秉承这一合作社传统,禁止法人加入合作社成为社员。而在中国农业产业化进程中,龙头企业领办合作社成为现实的选择。龙头企业领办合作社实质上是将"公司+合作社+农户"的外部市场交易关系内部化到合作社不同类型社员关系之中。但是,龙头企业加入合作社产生的异化行为导致国际合作社联盟(ICA)倡导的合作社原则在中国本土实践中发生了漂移,突破了现行合作社立法的制度安排。因此,我国合作社立法的完善应当关注龙头企业领办合作社这一现实,并对龙头企业加入合作社时的资质条件及其作为营利法人社员享有的权利进行法律规制。     

公司领办的合作社为何难以规范

公司领办合作社的实质是由纯投资者和惠顾者共有合作社。基于汉斯曼的企业所有权分析框架,投资者与惠顾者共有合作社会导致极高的所有权成本,违背了企业所有权配置的基本规律,这是公司领办的合作社难以“规范”的根本原因。国内外合作社发展经验和典型案例表明：首先,农业合作社大多出现在社员利益一致性较高、比较容易协调的领域;其次,提高社员间利益一致性的努力一直在引领合作社的制度创新;再次,美国将纯外部投资者引入合作社的“有限合作社”模式创新失败;最后,国内某农机合作社的发展案例表明,即使是事先设计好的、被认为非常规范的公司领办的合作社最终也会走向异化。以上经验都支持保持社员利益一致性是合作社可持续发展的必要前提。中国政府应当正视公司领办的合作社不规范问题的根源,如果确需引入纯投资者,就应该在投资者和惠顾者之间划定清晰的界限,服从不同的所有权安排。     

农民专业合作社中社员民主性影响因素分析--以陕西省白水县为例

通过对陕西省白水县获得的第一手调查数据统计分析,并建立模糊综合评价模型来研究社员入退社自由度、社员对合作社中各项事务参与度、社员各项权利的民主性和社员满意度对合作社中社员民主性的影响,分析发现:社员各项权利的民主性欠缺是合作社中社员民主程度不高最主要的制约因素。提出了规范合作社组织形式;建立完善的运营、监督机制;建立健全的利益分配机制,改变目前合作社自负盈亏的现状;以及提高社员自身的知识水平和法律意识来加强合作社民主建设,提高社员主体地位的对策。     

基层党组织领办型合作社运行机理与治理效应

以山东和贵州两家典型合作社为例,运用探索性案例研究方法,探讨了党支部领办、联村党委领办两类村级基层党组织领办型合作社的运行机理与治理效应。研究表明:第一,村级基层党组织领办型合作社的运行机理与治理效应内核表现为多中心合作治理框架效应,体现在政府、乡村精英、农户多元利益主体对话的相互增进与理解、行为的相互激励与制约、资源的互补与互促,由此实现乡村治理的有效性。第二,村级基层党组织领办型合作社具有重塑国家层面资源下乡的组织基础、再造农户层面合作的组织基础、构筑“乡村精英”参与乡村建设制衡基础的一般机制,对克服当前乡村组织功能缺位所造成的集体行动困境和公共性衰落成效显著。研究认为,村级基层党组织领办型合作社的兴起具有现实的必然性和合理性,具有解决农村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的双重绩效,但应进一步加强法律层面的关注,对其发展进行合理的规范与引导。     

农民合作社社员身份的增收和减贫效应

基于2020年6-9月对全国典型地区农民合作社及其社员和非社员的集中调查数据,使用倾向得分匹配法(PSM)评估社员身份对农户增收和减贫效应的影响,其中增收效应区别为增收水平效应和垂直效应,并分组评估社员身份的减贫效应。研究表明:社员身份对农户增收水平效应和垂直效应均有显著增进作用,但增收和减贫效应存在显著组间差异。水平维度上,社员身份对低收入农户的增收效应较大,兼具增收和减贫效应;垂直维度上,社员身份对中高收入农户的增收效应较大,对低收入农户的影响较微弱,仅有增收效应,减贫效应不明显。基于此,提出鼓励农民合作社发展和延长产业链,健全低收入农户嵌入合作社的利益联结机制,多措并举激发低收入农户内生发展动力和鼓励合作社积极参与产业减贫等建议。     

土地股份合作社内部能形成利益联结机制吗？

土地股份合作社在促进资本与农地结合,实现小农户与现代农业衔接上具有独特优势。通过对普通社员与核心社员在土地股份合作社不同发展阶段的可选策略的讨论,分析合作社不同发展阶段利益联结机制的特征,并对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克山县仁发合作社的利益联结机制进行案例研究后提出:土地股份合作社坚持“退社自由”原则有利于保护普通社员的基本权益,但不利于在合作社内部形成“风险共担”机制,要在保证普通社员基本权益的同时建立“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利益联结机制,应该充分利用计提公积金这一手段,不允许社员退社时退回公积金或许是有利于土地股份合作社内部形成“风险共担”机制的一个可尝试的方法。     

基于不同法人治理结构的烤烟专业合作社绩效评价

利用陕西省安康、商洛和宝鸡3市38家烤烟专业合作社的调查数据,基于不同法人治理结构视角,运用层次分析法构建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对两种不同类型的烤烟专业合作社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38家烤烟专业合作社可以根据法人治理结构的不同分为“外部委托代理人型”与“内部委托代理人型”两种类型。“外部委托代理人型”烤烟专业合作社在社员人数、理事会核心成员构成比例、股权集中程度及监督力度等法人治理结构方面具有明显的优势,在吸纳了更多的农户入社、提高烤烟专业合作社经济收益的同时,也保证了绝大多数农户在股权分配、民主决策参与及合作社监督等方面的权利。这有利于基层民主的完善,有利于显著提高烤烟专业合作社管理效率,从而提高农户整体烟叶生产水平。因此,改善法人治理结构是促进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的重要途径。     

内部治理机制对农民合作社盘活资源绩效的影响——来自山西省左权县易地扶贫搬迁地区的证据

随着我国易地扶贫搬迁的加快推进,移民区将出现大量闲置资源,如何有效利用这些资源成为当前一个突出问题。关注农民合作社在盘活迁出村闲置资源中的作用,以农民合作社盈利能力和稳定能力反映其盘活资源绩效,结合山西省左权县的三个农民合作社案例分析了合作社内部治理机制如何影响其盘活资源绩效。通过比较案例分析发现,工商资本领办型农民合作社虽然有资金优势,但较难形成与农民合作共赢的治理机制,限制了其盘活迁出村资源的能力;大户领办型农民合作社更容易在信任的基础上形成有利于盘活乡村资源的决策机制、激励机制和监督机制,但对社员退出的约束力较差,可能对其在经营困境下的稳定性造成影响;村干部领办型合作社更可能基于村中社会资本形成有利于盘活迁出村资源的决策机制、激励机制和约束机制,鼓励这类合作社发展是盘活迁出村资源的有效途径。     

林业专业合作社盈余利益分配标准的经济学分析

针对林业专业合作社利益分配问题,分析社员的利益分配行为和两种不同盈余利益分配标准造成的社员利益差异,揭示社员倾向于按出资额与交易量比例中较大的标准进行盈余利益分配,以获得更多的利益而承担更少的成本,提出完善合作社利益分配制度应当在内部契约上坚持以交易额分配为主,将出资额的合理利息界定为合作社成本,尽量保持社员出资额与交易额比例相一致,在配套制度上政府应当减少税费、扩大财政支持、加强教育引导与外部监督,以促进合作社健康发展。     

农民专业合作社风险意识培养的路径探究——以安徽省蚌埠市为例

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的过程中面临人力资本、决策、财务等各种风险,因此很有必要培养合作社的风险意识,以便识别风险,进行风险的防范与管控。探究农民专业合作社风险意识培养的路径,通过差异化的人力资本培训,加强合作社对风险种类与情况的认知与应对能力;注重合作社的信息化建设,借鉴企业信息化的经验,降低财务风险;完善合作社的决策环节,增加专家评估部分,化解决策风险;只有具备风险意识,做到未雨绸缪、防患于未然,才能更好地发挥合作社的作用。     

农民专业合作社经营效率及其影响因素

基于江西省调查数据,利用DEA模型研究了农民专业合作社的经营效率,发现合作社的平均技术效率水平较低,主要原因在于纯技术效率水平低。在合作社类型方面,养殖类合作社技术效率与纯技术效率值最高,其次为瓜果蔬菜类合作社,再次为粮食种植类合作社,茶叶及一般经济作物类合作社的经营效率最低。文章通过建立Tobit模型对合作社经营效率制约因素进行回归分析发现：资产规模、理事会成员数量、项目扶持金额与财务杠杆对纯技术效率的影响显著为负,而资产规模、统一销售比例与当地农民人均收入对规模效率的正向影响显著,社员培训次数对合作社的技术效率与纯技术效率的影响显著为正,盈余返还比例对合作社技术效率与规模效率的正向影响显著,科技扶持政策与是否为示范合作社对合作社的技术效率、纯技术效率与规模效率正向影响显著。     

大户领办型农民专业合作社权力结构：失衡与矫正

在农民专业合作社的构建和运作中,资源要素差异导致了合作社的组织权力在大户和小户之间的不平等分配。如果大户所行使的权力缺乏制衡,那么小户权益和合作社的集体资源将面临被盗窃的风险,难以发挥合作社的正功能。为应对合作社权力运作的失衡态势,小户社员必须积极参与合作社运作的集体事务,保护和争取自身的合法权益;既要养成非正式的合作规范,又要构建合作社权力运作的制度规范、监督机制和冲突调解机制。     

论农民专业合作社社员的异质性及其定量测定方法

传统的、经典的合作社具有社员同质的结构特点。事实上,农民专业合作社社员的异质性具有一般性的特点。社员异质性对农民专业合作社的组织结构、决策机制、治理机制以及运行绩效等方面具有重要影响。在分析农民专业合作社社员同质性的基础上,提出了农民专业合作社社员异质性的内涵,并将其界定在包含13个指标的复合系统;在此基础上,分别从某一合作社内部不同社员之间的异质性和基于社员异质性基础上的不同农民专业合作社之间异质性两个方面提出了其异质性测定的具体方法;其次,运用在陕西杨凌三个农民专业合作社的调研数据,实证分析了其农民专业合作社社员异质性和三个农民专业合作社之间的异质性。结果表明,不论在同一农民专业合作社内部社员之间,还是在不同专业合作社之间,其平均综合指数、组合指数和异质性指数均存在明显差异。     

农民资金互助合作社规模与风险关系研究——基于江苏省盐城市阜宁县的调查

为解决农民贷款难的问题,农民资金互助合作社应运而生,但其发展面临着信用、流动性等风险。基于江苏省盐城市阜宁县18家农民资金互助合作社的实地调研结果,以农民资金互助合作社的贷款规模为核心解释变量,以信用风险、流动性风险为被解释变量,运用随机影响变截距模型分析贷款规模对信用风险和流动性风险的影响。研究发现:农民资金互助合作社的信用风险与贷款规模呈U型关系;农民资金互助合作社的流动性风险与贷款规模呈倒U型关系;发起人股金占社员股金比重对信用风险没有显著影响,对流动性风险有显著影响。     

农户加入合作社意愿与行为的差异分析

基于扩展的计划行为理论,分别分析了农户参与合作社意愿和行为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行为态度、主观规范和知觉行为控制显著影响农户参与合作社的意愿,但农户最终加入合作社的行为取决于农户的行为态度以及合作社在降低生产风险中的作用;农户对合作社的认知与其是否加入合作社呈负相关关系;计划行为理论适用农户参与合作社的意愿分析,但不适用农户加入合作社的行为分析。基于此,应赋予合作社更多的职能,发挥合作社降低农业生产风险的作用,鼓励小规模生产者加入合作社;定期对社员进行辅导、培训等对于缩小农户参与合作社意愿与行为的差异,对促进合作社的进一步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农民专业合作社社员退出意愿的影响因素分析——基于江苏省的调查数据

利用江苏省农民专业合作社社员的调查数据,采用最优尺度回归方法,对现阶段农民专业合作社社员退出意愿的影响因素及作用程度进行了研究.研究结果表明,合作社在社员家庭经营中发挥的作用和社员获得的能够感知的各项合作收益与实惠是影响社员退出的最主要因素;社员在合作社管理中的民主参与程度和对管理层的人际信任因素对社员退出也具有重要影响;农村专业大户和年龄越大的社员越倾向于不退出合作社;社员其他的个人特征和家庭经营的特征对退出意愿没有显著影响.     

影响社员对合作社满意度因素的分析

通过全国部分合作社社员的调查,重点分析了影响合作社社员满意度的因素,并用Logistic模型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社员收入水平,社员入社年数,参加的合作社是否由农民大户发起,合作社是否提供种子和种苗服务、农资供应服务、产品销售服务,合作社是否按股分红是影响社员满意度的显著因素。基于这些实证研究结果,提出了提高社员满意度的相关建议。     

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未来发展模式的应然路向:基于目标与环境的考量

由于以前开放式发展形成的路径依赖,我国当前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出了多样化的模式,每一种模式都内含深层次的生成机理并存在一定的缺陷.其中小农合作型一般是民主管理的互助性经济组织,符合经典合作社的罗虚代尔原则.但通过对益贫和农业产业化这双重目标的达成度及城市化、耕地碎片化、市场化、经济全球化等国内外环境的适应性考量后发现,龙头企业领办型和大农领办型具有显著的优势.只要保证落实小农的退出权以倒逼龙头企业和大农不过度剥削小农,以及加强小农的社会保障,龙头企业领办型和大农领办型合作社以及以此为基础发展出来的股份制合作社及联合社就是一种前瞻性的发展路向,能够加速完成我国的农业发展战略.     

农户信贷配给情况及影响因素分析

根据陕西省324户农户的实际调查数据,对信贷配给类型按数量配给、价格配给、风险配给、交易成本配给和自我配给进行识别,并运用多项Logit模型分析了不同信贷配给类型的影响因素,以及不同信贷配给类型之间的相对风险比（RRR）。结果表明,有50%的农户受到信贷配给;教育、借贷渠道、家庭变化和家庭总收入对数量配给有显著影响;购买保险数量对价格配给影响显著;年龄、教育和信贷需求对风险配给影响显著;购买保险数量、贷款需求和加入农民合作组织对自我配给影响显著;各因素对交易成本配给影响不显著。     

生产合作声誉与信用合作道德风险控制

依据专业合作社内开展信用合作所具有的互联性交易特征,利用关联博弈分析工具,研究了合作社与社员之间的生产合作声誉对上述困境的改善。研究证明,专业合作社内开展信用合作,借助专业合作社与社员之间已有的生产合作声誉,能够实现对社员信用合作道德风险的进一步抑制。同时,社员在生产合〖JP〗作上获取的超额收益以及社员借款规模分别对社员信用合作道德风险抑制起到提升和阻碍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