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易学太极阴阳说与中医之关系

太极阴阳学是易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至宋明时期与中医学关系尤为密切.这是理学将医易之间的距离拉近的结果.宋明医学以太极阴阳说为论医诊病之指南,由于不同医家认识角度的不同,行成了医易学的不同派别,从而扩大了宋明理学的研究范围,产生了新的学术效应.     

王夫之论“太极”(对有无问题的理论总结)

作为本体论的最高哲学范畴,《易传》的“太极”,同《老子》的“浑成”之“道”一样,是原始五行、阴阳学说逻辑发展的必然结果。由于“太极”被规定为混沌未分的原始统一体,摆脱了特殊实物的理论局限,战国以来的历代哲学家们,多把它当作“万善至好底表德”①,赋予不同的含义,进行激烈的争论。宋明以后,更以“太极”问题为理论核心,展开有无、虚实、理气、动静、新故、体用、道器等范畴之网,把这一争论引向深入。王夫之正是通过“太极”之辩的理论总结,把对于世界的多样性及其统一性这个复杂问题的哲学认识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本文只谈王夫之“太极”论中的有无关系问题。     

论太极范畴的自然哲学意蕴

太极是用来统一阴阳、五行观念的最高范畴,它既是自然的本体,又是自然的存在样式。自然本体是混沌与有序的统一体,太极既是本体混沌的样式,也是其有序的样式。太极内部的阴阳对立统一,既是自然事物解体走向混沌的原因,也是自然事物自组织发展转化为新事物的原因,因此太极是自然有序的源泉。太极既是具体自然事物开始,又是具体自然事物的终结,同时,又是具体自然事物的极至。     

评孙奇逢“相反而相交以为用”的辩证法原理

孙奇逢是身跨明清两代的著名心学大师。其思想造诣颇深,而犹精于《易》学。他深刻地理解“《易》以道阴阳”(《庄子·天兀》)的根本思想。如说: “《易》以道阴阳”。其理止此矣,故曰“一阴一阳之谓道”。(《读易大旨》卷三。以下引此书,仅注卷次) “《易》以道阴阳”。阴阳之道,不幽明、死生、鬼神之理而已。(同上)这就是说,“道”是“一阴一阳”,是“幽明、死生、鬼神之理”,外此,将无处寻“道”矣。他从“一阴一阳”中发现了世界本质,如曰: “《易》有太极”,乾坤之生生而子息者是。(同上)这就是说,所谓“太极”,无非指“乾坤之生生而不息”罢了,“而实非另有一物立于两仪器象之前也。”(同上)“太极”不离两仪四象,是犹“形上形下不离形字”(同上)的     

《黄帝内经》与辩证思维

目前哲学界对《内经》所蕴涵的辩证思维的研究还是十分薄弱的。《内经》在通过五行说来阐释其整体观时,利用它的医科学的实践基础,大大深化了五行之间的生克乘侮关系;提出了“动而不已”这一精彩命题,并归纳出“物生”与“物极”两个反映不同变化形式的重要哲学范畴;《内经》凭借医科学的实证性优势和中医思辨性特色,建立了阴阳和谐理论,探究了阴阳关系的具体形式,使中国古代阴阳学说达到前所未有的精深程度。研究其辩证内蕴对于思考和解决当前科学与社会问题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孙璋《性理真诠》对“太极”的诠释

孙璋《性理真诠》对于太极的看法有四:一是认为“空”、“无”不能表达“太极”的本性,二是认为理学后儒对太极的诠释在一多、前后、虚实、纯杂等方面互相矛盾,三是认为“太极”既非“空”,亦非“无”,亦非“气”,而是“元质”(即天主创世所用的原初质料),四是认为这种“元质”虽然蕴涵于阴阳二“气”之中,但是阴阳二“气”之消长变化的动机并非来自于“太极”本身,而是来自“天主”。他对太极的看法显示,传教士对于中国文化的解释常常是出于传教的目的和需要,因而这种解释往往不能真正理解中国文化,明末清初借传教契机所推动的中西文化交往从而也始终未能产生真正的对话。     

无极——周敦颐哲学最高范畴

宋代著名哲学家周敦颐,主要哲学著作有《太极图说》与《通书》。其《太极图说》开宗明义,云:“无极而太极。太极动而生阳,动极而静,静而生阴,静极复动。一动一静,互为其根。分阴分阳,两仪立焉。阳变阴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五气顺布,四时行焉。五行,一阴阳也,阴阳,一太极也;太极,本无极也。五行之生也,各一其性。无极之真,二五之精,妙含而凝。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二气交感,化生万物。万物生生而变化无穷焉。惟人也得其秀而最灵。形既生矣,神发知矣,五性感动而善恶分,万事出矣。”明白无误地表明,无极是他的哲学的最高范畴。他的哲学以     

试述清代医政的嬗变

“医政”是国家卫生行政组织对医疗机构、医疗卫生人员的医疗活动等进行各种行政管理的总称。近代以来,中国医政经历了从古代医政向现代医政蜕变的过程。全面考察了清代医政体制、医疗体制、医政政策等,并对“新政”前后的清代医政进行了比较,摸索出清代医政嬗变的基本轨迹。清代医政的嬗变,是近代医政现代化进程中最初的也是重要的一步,为近代医政改革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试论中国传统文化的战略观

“阴阳相生，互为其根”的相生的观点是中华文化的核心战略观点。根据相生观点的太极意象，可以提出“一个战略即是一个太极”的战略本体论观点。在操作层面，任何一个战略均是一个动态性的战略圆环，它具有自足互补，首尾呼应，共心一向等特征，具有形、势、时、量等四个层面的内涵，是建构战略、评估战略、测量战略的有力工具。     

佛医“四大”与中医“五行”之比较

作为传统医学的佛教医学和中医学分别在四大说和五行说的理论框架下构建了自身的医学体系。虽然佛医四大说与中医五行说在侧重于形体之属性与功能方面有相似之处,但二者在文化背景、理论模式、解释范围等方面均有显著差异。中国古代部分医家曾尝试将佛医四大说引入中医学,并对四大说和五行说进行调和,但四大说终因其解释力不超出五行说之范围而退出了中医学的历史舞台。     

从“尚德”的价值取向看阴阳家——一种对阴阳五行说的阐释

包括阴阳家在内的先秦诸子应运而生于春秋末期和战国时代,这时代的精神脉息在于人们的终极眷注的重心从“命运”到“境界”或由“命”而“道”的转移。就这一点而言,已经有了相当的“境界”意识或“道”的观念的阴阳家,与还不曾达到“道”的觉悟而处在“命”或“命运”感笼罩下的数术家显然不同,但没有疑问的是,阴阳家在先秦诸子中比任何其他一家都更大程度地承受了数术家的遗产。“五行”摄于“阴阳”,因阴阳消长而有五行相生,也因阴阳消长而有五行相胜。由重于五行相生而有“序四时之大顺”以倡说“月令”的阴阳家,由重于五行相胜而又有主张“阴阳运”以发明“终始五德”的阴阳家。前者与数术中的“天文”、“历谱”、“五行”的因缘更深些,后者中最具典型性的则是自成一家之言的邹衍的学说。“尚德”的价值取向使脱胎于数术的阴阳家不再置身于数术家,而其对于“有国者”的“若《大雅》整之于身,施及黎庶”的寄望,则使其近于儒家之学却又有别于不语“怪、力、乱、神”的孔子之道;阴阳家在老子、孔子学说出现后重新回味了数术,但对“命”的再度眷注已是在对“道”的深切瞩望中。     

西学的融入与贺麟、张荫麟论宋儒太极说之交锋

张荫麟认为,周敦颐的太极是形而下的气,故能动静生阴阳,而朱熹以形而上的理来解释周子之太极,其动静生阴阳就解释不通;两人的太极观有着根本不同,朱子的注解遮蔽甚至扭曲了周子《太极图说》的本义。贺麟坚决批判张荫麟的这一看法,他认为朱子之注使得周子思想更加豁显明朗,两人的太极思想无实质性差别,以“理”诠释太极,是对周子思想的顺势发展。贺麟借助西方哲学亚里士多德、斯多葛学派及布鲁诺的理神论思想来诠释太极动静问题,认为太极、理、神是一体的本体性存在,是至善与价值的源泉。在贺麟的诠释中,太极之理、神是“造物”,为形而上,而阴阳五行为“物造”,为形而下,理、神有能动性,但其动静非经验层面的动静,是“动而无动,静而无静”的“不动的推动者”。贺麟以其深厚的西学素养和理学的内在觉解,对周、朱太极思想作了创造性阐释和创新性发展。贺麟超越了传统上很多儒者对朱子学的理解,也比牟宗三认为朱子之理只是“存有而不活动”的“但理”更为高明。     

王夫之论“太极”(对有无问题的理论总结)

作为本体论的最高哲学范畴,《易传》的"太极",同《老子》的"浑成"之"道"一样,是原始五行、阴阳学说逻辑发展的必然结果.由于"太极"被规定为混沌未分的原始统一体,摆脱了特殊实物的理论局限,战国以来的历代哲学家们,多把它当作"万善至好底表德"①,赋予不同的含义,进行激烈的争论.宋明以后,更以"太极"问题为理论核心,展开有无、虚实、理气、     

论朱熹易学与理学的沟通

“太极”是易学上的一个重要概念，朱熹把“太极”看作象数变化的根源和最高原则。他为了说明“太极”为易的根源，创造性地以“太极”之理自身的展开说明八卦和六十四卦形成的过程。在朱熹的理学体系中，“理”是最高范畴；虽然其理学体系庞大，但是始终离不开核心概念“理”，也始终凸现以“理”为本体．故而可以说朱熹的理学是以“理”为本体的理学。朱熹的“太极，理也”恰好沟通了其易学与理学，证明了其易学和理学有密切的关系。     

周易及“天人合一”思想与明清建筑生态环境设计

周易阴阳平衡、五行相生相克原则为中国最朴素的辩证唯物思想。当今，在工业化进程加速的过程中，我们的生态平衡遭到破坏。深入发掘并合理利用周易阴阳平衡、五行生克原则以及“天、地、人合一”观点可以很好的解决人、建筑与自然环境和谐统一的问题。周易哲学思想与道家“天地人合一”思想具有一种良性的生态学的取向，成为创造和谐人居环境可供参考的基础。     

《太玄》范注体例考论

范望由《太玄》提炼出了“家性”与“行数”两个词,其中“家性”主要指《太玄》首名的意涵,也包括玄首的阴阳刚柔之性及其五行属性,而“行数”则指《太玄》首赞之数与五行属性及其相互关系。家性与行数作为解赞体例,使范注自具特色,可目为范望之太玄学。     

略论阴阳五行学说的起源与形成

本文重点从哲学方法论的角度论述了阴阳五行学说的起源与形成.文章以历史文献为依据、以时间为线索,分别对阴阳和五行的起源和形成进行了系统的论证,最后简要地论述了它们在具体学科中的运用与发展,从而说明阴阳、五行范畴的重要哲学价值,这对于明白中国哲学的方法论有启示意义.     

简论西周时期“阴阳”、“五行”在国家政治领域的运用

“五行”最早见于《尚书》的《甘誓》和《洪范》篇。《洪范》篇中的“五行”是被当做治理国家的根本法则提到的，可以说至迟在西周时期，五行观念已被运用于国家政治领域。阴阳观念在西周中末期与时令、自然灾害相联系，开始臧否王政，预测王朝命运，与后来的阴阳五行思想体系比较接近。阴阳、五行分别在物质生产、礼仪制度、灾异应对、社会思想等方面影响西周国家政治。     

“儒道”与“理心”──从儒道诗学的互补透视“内儒外道”人格类型构成(二)

《宋史·儒林传·朱震传》载：“陈传以《先天图》传（种）钟放，放传穆修，……穆修以《太极图》传周敦颐，敦颐传程领程颐。”（《宋史》见于《二十五史》）《太极图》推演宇宙生成和发展的过程为：无极──太极──阴阳──五行──男女──万物，而这个推演图式的思维方法就是《老子》“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的理论思维翻版。此外，周敦颐的《太极图说》在设定“太极”这个本体范畴时，从表象上看也是推衍《易经》，而实际上是在思维的方法论上承继道家的宇宙生成论。因为，《易经》从先秦历经魏晋走向宋代，已经是经学玄…     

“红学探佚学”与结构论

《石头记探佚》在证伪高续后四十回的基础上勾勒出曹雪芹原著八十回后的可能面貌,使读者对八十回后原著的意义的理解的视界得到了空前的拓展。周汝昌借助类比推理提出了“大对称”的周氏探佚学,其基础是中国传统文化《易》学的基本观念阴阳。但阴阳是对比,周氏将对比向对称陈仓暗渡,是为了使探佚学达到量化和精确化,达到操作上的理想化状态。这就与索隐红学殊途同归。浦安迪也运用了“大对称”模式,王国华的《太极红楼梦》也在“对比”的意义上使用“对称”。以主体价值诠释去完成逻辑命题的做法是探佚学实行体系化、整体化的必经之路,但也是探佚学无法自我实现的明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