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级公益事业建设一事一议财政奖补试点办法比较分析

本文以对开展村级公益事业建设一事一议财政奖补试点工作的内蒙古、湖南等10个省份的试点办法为研究对象,围绕试点对象与范围的确定、项目申报立项、对财政试点的监督检查三个方面展开比较分析,总结了试点省份现行试点办法的共同特点和表现出的差异性,指出了进一步完善试点办法的方向。     

财政奖补后村庄公益事业建设合作困境的破解——基于福建39个村庄的实证分析

数据显示财政奖补前村庄一事一议合作面临举步维艰的困境,而财政奖补后一事一议合作迅速发展,如何看待这一现象?提出用理性选择制度主义视角代替理性人成本-收益分析视角,可以实现更全面、更有效的分析,并通过实证分析,证明有关假设:财政奖补下一事一议制度创新起到关键作用,在制度约束和激励下,博弈的各方的动机、行为发生了改变才使得村庄合作得以形成并持续下去。同时揭示:当前政府和村民在村庄公益事业建设方面的合作,标志着我国"国家-村庄利益诉求冲突"的情况发生了巨大变化,这也意味作为"城乡利益双重代理人"的村干部的角色职能也会发生巨大变化。     

集体行动、财政激励与村级公共产品自主供给

利用农村“一事一议”制度变迁作为研究对象,从影响农村居民集体行动的社会因素与财政因素两个维度,对农村公共产品自主供给进行实证分析,研究证实：“一事一议”制度有利于农村公共产品的结构优化,其显著提升了村级公共服务的供给绩效。农村传统的“宗族”社会结构有利于克服集体行动中的“自利行为”和“搭便车”倾向,促进了“一事一议”的开展,而当前逐步扩大的收入差距形成了公共产品的偏好差异,提高了“一事一议”的交易成本,但是有效率的村级治理体制对村庄开展“一事一议”具有促进作用。“一事一议”挂钩的财政补助,具有显著的“激励效应”。实证研究结论对于创新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方式,培育内生性的公共产品自主供给机制,提供了决策依据。     

制度认知及其影响：农村公共物品供给参与意愿实证研究

新制度主义理论认为,制度认知会通过影响个体行动显著影响一项制度的实施效果。制度的认知框架将帮助个体理解现实,并有助于其开展饱含意义的行动。借鉴新制度主义学派的制度合法性理论,本研究通过对福建农村地区400份农户问卷的定量分析,论证了制度认知对人们参与公共物品供给意愿的显著影响:一事一议财政奖补制度认知所带来的合法性可以提升人们的参与意愿;而由于挤出效应,项目制度认知会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人们的参与意愿。由此,不同的制度认知导致一事一议财政奖补和项目制实施的效果不同。     

村级"一事一议":目标冲突与政策定位

农村税费改革之后,“一事一议”成为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主要渠道,但由于其在公共产品供给目标之外,还确立了减轻农民负担的目标,目标的二元化及其内在冲突导致了制度绩效的低下。据此,“一事一议”在政策定位上应摒弃上述二元目标,以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为主要载体,立足于推进基层民主建设。     

永宁镇：全面落实“一事一议”财政补助工作

一是加强组织领导。认真做好组织协调工作，抓重点、抓典型、以点带面，全面推动工作。村两委干部发挥好带头和表率作用，尊重民意，以村民民主决策、村民自愿出资出劳和政府奖励相结合。     

农村"一事一议"的制度经济学分析

基于制度经济学的视角,对农村"一事一议"制度的实践困局及其存在的制度缺陷进行了分析。由于"一事一议"制度设计中存在二元目标冲突、多元权力结构制约、利益集团操纵、激励机制缺失等问题,使"一事一议"制度在实践中陷入了"有事难议"、"议事难决"、"决议难行"的困局。因此,要走出实践困境,必须从目标矫正、权力规范、选择性激励机制提供等方面进行制度改进和重构。     

对"一事一议"制度的几点反思

农村税费改革必然带来原有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制度的解体,而现阶段在广大农村实行的"一事一议",由于流动人口、宗族势力、农民贫穷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在实践中达不到理论上的最优解,甚至可能得到一些我们所不愿意看到的结果。找出在实践中影响"一事一议"达到最优均衡的各项因素,并从制度的角度加以分析,是有益的解决思路。     

公共投资对中国各地区收入水平的影响分析——基于分位数回归方法

采用分位数回归的统计技术,研究了公共投资对于提高不同地区收入水平的作用。通过对投资数据的分析,发现公共投资对提高地区收入水平是有利的,尤其对经济发达地区作用更大;就长期而言,投资于经济欠发达地区的公共领域有助于提高落后地区的收入,从而缩小地区差距。     

农村公共事物治理中的制度供给与农民参与——对螺百社区“一事一议”制度实施的思考

集体行动的达成是解决公共事物治理问题的关键.对于小而分散的农村公共事物治理亦如此.集体行动的达成,一方面需要所在社群的共同行动,另一方面则需要与外围组织的多中心合作治理.对于当下中国农村公共事物治理而言,一方面要使“马铃薯”式结构的农民充分组织起来,合作参与治理;另一方面,需充分发挥以政府为主导的外围组织的支持作用.而在当下村民自治情境下,如何通过政府的外部制度供给,引导、激励农民合作参与治理,是问题的关键.通过对螺百社区“一事一议”制度的考察,成功的外部制度供给与实施,解决了农村公共事物受益的普遍性、公平性、参与性以及信任性问题,化解了个体理性与集体理性间的矛盾与冲突,克服了“搭便车”的心理与行为,从而有力地激发了农民合作参与治理的积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