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社会组织参与基层民主治理能力培育

在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背景下,基层民主治理已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培育农村社会组织参与基层民主治理的能力,对促进农村社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基于参与式民主视角,探讨农村社会组织形成的三条路径:行政化路径、转型化路径、自主化路径,分析制约其发展的“四大不足”:公益性不足、自主性不足、新元素不足、参与度不足.从政府、农村社会组织、村民三个方面培育农村社会组织参与基层民主治理的能力,建构“多主体”治理模式促进村民自治,以求实现农村社会善治的目标.     

虚置与重构:村民自治的主体缺失与制度干预——以苏北黄江县为例

文章在以县域为分析单元的基础上认为,在城乡差距现状尚未根本扭转的现实下,农村大规模的人口流出导致农村基层组织出现了"虚置"状态。村干部权力来源合法性缺失,权力日常运作缺乏农民的有效监督,农村公共事业建设缺乏农民有效参与。以村民自治制度为支撑的农村治理体制与变动的农村社会不相适应,村民自治制度文本与日常实践存在着较大的张力。在村民自治研究热潮冷却之后,重新回顾和反思这一制度,犹未过时。文章提出,国家制度设置应与转型期农村社会基础相适应,以政党下乡和干部下乡为主要途径,实现村干部专职化,强化国家基层政权建设力度和国家基层治理能力,有着强烈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基层政治参与的理论范式及其限制

目前流行的以期理解公民在基层政治生活中的参与问题的相关理论模型有善治、制度/事件、理性选择、社会资本、自由主义、社群主义等。各种理论从不同的视角切入论题,提供了鲜活的解释,但都各有其不足之处:源于公共管理学的善治理论范式与以提供解释为主旨的政治社会学在学理上存在内在的张力;社会资本理论范式自身存在“模糊性”;自由主义范式难以解释社会成员基层政治参与何以不足,社群主义还停留在对“集体主义”的伦理呼吁层面,理性选择范式在将个人主义方法论向群体共性行为的推进方面缺乏合理的“惊险一跳”。     

技术消解自治——基于技术下乡背景下村级治理困境的考察北大核心CSSCI

以现代互联网、通信技术为依托的技术治理方式向农村基层社会的引入推动了村庄治理体制改革,重塑了村级治理。作为一种技术治理体制,网格化管理和政府服务热线促使村委会组织深度嵌套在政府官僚科层体系,村级治理逻辑发生从自治向行政转变,村民自治被消解。虽然技术治理体制有利于强化国家对基层权力的监控能力,促使村干部的治理行为沿着以国家法律、行政法规为基础的规范化方向发展,防止基层权力损害村民利益事件的发生,起到了规范村级治理的效果,但其同时也带来了政府责任无限化以及基层治理能力弱化的治理困境。在农村社会仍需要依靠村民自治方式进行治理的情况下,须对现代技术治理体制向农村的推广和运用有所警惕,防止出现村民自治体系的瓦解。     

构建平衡机制:基层社会管理中公民参与的创新之路

公民参与是权力在公民与政府之间的分配。根据权力分配的状况,可以将基层社会管理中的公民参与分为三种类型——控制型公民参与、自治型公民参与、合作型公民参与。不同类型的公民参与体现了不同的权力分配格局。在控制型公民参与低效、自治型公民参与还为时尚早的情况下,构建政府与民众平衡的合作型公民参与机制是基层社会管理公民参与的创新之路。     

善治:和谐社会建设视野中的治理伦理

社会治理是由共同目标支持的、社会各主体共同参与的社会管理活动。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进程中,需要通过引入“善治”理念,积极建构符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治理伦理,从而实现和谐之治。善治理念强调在目的上增进公共利益、满足公众需要,体现“全体人民共同享有”的价值取向;在程序上加强公民与政府、与社会组织的良性互动与合作。治理伦理的生成主要不是靠制定伦理规则,而是靠公民的广泛参与和共同建设,其生成过程的重心在于监督和批评。     

经济欠发达地区农民政治参与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农民的政治参与状况直接影响和制约着当代中国社会政治文明的进程。江西省都昌县黄村农民政治参与案例显明,在经济落后的农村地区,村支部往往取代村委会行使村级事务的决策权和管理权,当选的村干部不为民谋利甚至以权谋私,又缺乏必要而有效的约束,结果造成村支部与村委会、村民与村干部关系紧张,村民政治参与意识冷漠,遇事多采取制度外政治参与方式维护自身权益,导致整个社会管理运行成本的增加。解决问题的途径是,从制度创新、经济发展、文化教育、社团建设、政治宣传、舆论监督等方面入手,通过村民自治实践培养村民的政治参与意识,培育和壮大农村市民社会,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提供政治环境和制度支持。     

环境规制中的公民参与

公民参与环境规制是其表达环境利益的必备途径,特别是在制衡传统环境规制工具理性缺陷、规制俘虏风险以及重拾环境规制价值理性的进路中,公民参与对于建构政府回应性、开放性和公开透明性具有极为重要的民主行政价值和多元治理意义.而在实践中,由于体制可参与性、公民理性参与能力和水平、政府网络治理水平以及公民参与意愿缺陷使之陷入了公民可参与性及公民参与性困境,极大地制约了这一途径的演进.完善公民参与制度中的激励机制设计,并基于我国基层自治组织分布特性,舍弃泛公民社会及社群主义意义上的相对虚无,构建有限范围的利益相关者比较真实参与路径成为了具有特定可操作性的公民参与机制选择     

信访制度下村干部的多重身份和生成逻辑

村干部因直接接触上访群体和落实信访政策而成为信访研究热点。多数研究文献对村干部的定位是上访事件筛选者,忽视了村干部在信访制度中的多重身份。在转型时期的信访制度下,村干部不仅是沟通“国家—社会”的双向代理人:既协助国家维持基层稳定又嵌入乡村社会关系网络中;而且可能成为上访制造者:或因侵害村民合法利益使自己成为信访事由,或因治理需求和私利驱动参与村民上访。这些都表现出信访场域中村干部的身份的复杂性,其生成与“国家—社会”的结构夹缝、信访制度的刚性和资源下乡的拐点密不可分,分析这三重逻辑有助于全面理解基层官员与制度运作之间的互动和乡村治理权力再生产的过程。     

社会资本对村民自治参与的影响研究——基于CLDS2016数据的实证分析

本文利用CLDS2016数据,基于6 174个样本,从性别差异的视角,运用Logit回归模型,实证分析了社会资本对村民自治参与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1)社会资本和村民自治参与均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农村女性面临着社会资本欠缺和自治参与不足的困境,自治参与率的性别差异达14.28%;(2)社会资本是影响村民自治参与的重要因素,强连接网络、社会信任和社会规范对自治参与均具有显著影响,但一般信任为负向作用;(3)分组回归发现,强连接网络、特殊信任和互惠规范对女性村民自治参与具有显著促进作用,社会信任和社会规范对男性村民影响显著,但一般信任对男性村民为显著抑制作用;(4)性别在互惠规范对村民自治参与的影响中具有显著的正向调节作用,但在社会网络、社会信任和道德约束中,并未发现性别的调节作用。综上,可以发现社会资本是影响村民自治参与的重要因素。尽管男性和女性的社会资本存在显著差异,社会资本对两性自治参与的影响机理亦有不同,但社会资本并非造成村民自治参与性别差异的关键因素,反而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弥合性别差异对女性自治参与的负向影响。     

论我国农村协商民主中的主体培育

农村协商民主的推进需要协商主体具备现代公民应该具备的政治德性、提出理由论证自己权益要求及进行理性探讨的参与能力。在我国大部分地区,基层政府、村民社会组织以及村民个人在政治德性和参与能力方面的欠缺已经成为制约农村协商民主发展的瓶颈。要突破这一瓶颈,需要政府转变观念,树立善治和共治思维,同时对村民社会组织进行法律、政策、资金方面的支持,鼓励和支持村民社会组织的发展,积极培育合格的农村协商民主的协商主体。     

涉农政策满意度如何影响村民自治参与

乡村振兴背景下涉农政策与村民自治是三农领域的重要议题。基于2017年3844位农民样本数据,运用SPSS统计软件,考察农民的涉农政策满意度与村民自治参与的关系,并进行异质性和影响路径的分析与讨论。研究表明:涉农政策满意度可归因为综合性涉农政策满意度和保障性涉农政策满意度,其中,农民对保障性涉农政策的满意程度要高于对综合性涉农政策的满意程度。涉农政策满意度与村民自治参与呈显著的正向关系,即农民的涉农政策满意度越高,其参与村民自治的可能性就会越大,且对农村男性、老年、中等收入家庭农民的影响尤为明显。从影响路径看,保障性涉农政策满意度主要通过提高农民的政府满意度来增进村民自治的参与度,而综合性涉农政策满意度通过这一路径影响村民自治参与的表现并不明显。未来在乡村振兴战略视域下,各级政府应进一步完善涉农的相关政策,以更好地服务于村民,提升基层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     

浅析社区治理中公民参与的必要性

用什么样的方式才能达到社区的“善治”？这越来越受到全社会的关注。传统的治理模式在现代社区发展进程中,越来越多的显现出难以化解的矛盾与先天的不足,究其根本就在于或多或少都存在行政垄断与公民参与之间难以调和的矛盾。现实中要走出社区治理的困境,达到社区“善治”,只有通过真正意义上的公民参与才能实现。     

村民自治的社会动力机制与自治单元——以湖北秭归双层村民自治为例

实践中,自治单元内的社会关联、利益相关与精英收益是村民自治的三重社会动力机制,决定着村民自治的效果。在湖北秭归的双层村民自治实践中,社会动力机制在行政村和村落两种自治单元内发挥了不同的作用：村落较行政村更能保存社区记忆和建立现代社会关联;在公共品供给、土地产权和产业发展三个方面,行政村很难形成一致性利益,而村落内具有高度同质性利益;相较于村庄内的面子、权威等社会性收益,村干部更关注来自县乡的经济性收益,但村落的“两长八员”需要面子、声誉、权威等社会性收益以及低保等经济性收益。三重自下而上的社会动力机制对村落村民自治的推动力更为充足,村民自治在村落自治单元可以更好地发挥基层民主的治理功能。因此,村民自治应与村庄社会基础相适应。     

善治视野中我国公民行政参与路径的思考

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西方新公共管理运动中成长起来的"善治"理念和模式在大众中产生了日益广泛的影响.本文以善治理论为视角,在全球行政民主化大趋势下,对我国公民行政参与的路径进行了思考.需要说明的是本文并非研究一般意义上的公民政治参与--"代议制民主模式下公民参与",而是对公民行政参与--"行政民主模式下公民参与"的思考.     

地方政府推进基层民主参与式治理的实践探索

以公民参与理论为核心的民主参与式治理,强调政府与公民在基层自治组织平台下协商管理社会事务,促进基层政府的开放性和民主化,对于推动地方治理创新和公众参与均有重要意义。通过选取两个地方政府基层民主参与式治理创新的案例,分别分析“民主恳谈”和“议事会”对基层民主治理的启示。应加大政府向社会赋权力度,建构多层次的基层民主参与结构;推进基层民主组织监督平台的发展,赋权公民参与的动力原点;构建多元主体参与的基层民主治理,发挥其他组织的积极作用,以期实现地方政府基层民主参与式治理的程序化和常态化。     

少数民族女性在村民自治中的参与和角色分析

村民自治是中国农村社会基层民主的一项重要制度,村民自治的发展对农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有重要的意义。但是,少数民族地区实行村民自治制度还存在一些问题,以国家制度运行的方式还没有完全体现女性角色及其参与的重要性,还不能很好地解决女性在村民自治中的地位与能力发挥。因此还必须重视女性角色和参与的作用,即少数民族女性的社会资源享有和文化传统影响因素。     

当前西方国家公民政策参与的趋势、特点及对我国的启示

阐述了公民政策参与的涵义及类型,分析了西方一些国家公民政策参与的趋势和特点,西方国家已经建立起一个有效的参与系统,具有参与方式多样化、参与效果显著等特点。指出了西方国家公民政策参与对我国的几点启示,主要是公民政策参与对政府实现有效治理意义重大,落实公民政策参与应该从培养公民资格、实行基层自治做起,建立切实可行的政策参与系统,公民政策参与应借助团体的力量及改善间接参与的弊病等,以寻求推动我国公民政策参与的发展途径。     

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基层社会治理创新研究

提倡以人为核心和城乡一体化的新型城镇化与基层社会治理创新在价值目标上表现出高度的一致性,在此背景下更应强调村民自治和居民自治的相同和相通之处而不是二者的差别。然而在现行的体制下,划地造城的运动式传统城镇化问题没有得到明显改善,给村民自治和居民自治等基层社会治理带来了诸多困境,其根源在于农村土地集体所有权主体虚化。因此,对农村土地制度进行改革,赋予农民较为完全的土地产权,在社区层面实现党政经分离,重视公民的个人利益和需求,才能避免传统城镇化的问题,实现基层社会治理创新,推进新型城镇化进程。     

引导与规范:促进妇女参与村民自治的对策分析

农村妇女参与村民自治的现状不容乐观。传统的“男主外 ,女主内”的封建思想的影响 ,选举程序的不规范和选举的不公正 ,农村宗族势力的存在 ,是影响农村妇女参与村民自治的主客观原因。因此 ,在观念上对妇女进行引导 ,在政策上实行倾斜 ,在法律程序上规范选举和做好培养选拔女干部的工作是促进妇女参与村民自治的重要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