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村社会学研究现状与前景展望——“第七届农村社会学论坛”观点综述

“第七届农村社会学论坛”于2016年5月21－22日在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成功举办。这次论坛主要围绕现代乡村文化建设与公共空间重建、乡村的现代命运及其未来发展趋势、国家治理下的基层社会治理困境与逻辑、农村公共事务治理及社区发展转型、农村社会发展和社会治理等议题展开讨论交流。     

延边农村社区建设与治理研究

随着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和转型,对农村原始村落的改造升级或集中重建已经成为新型城镇化发展的必然要求。同时,我国农村社会基层治理模式也必将转型,由村民自治的单一模式向农村社区综合治理模式转型。农村社区既是我国农村社会治理模式的基本单元,也是实现城乡发展一体化,提高农村社会治理水平的重要平台,是创新农村社会治理模式的重要途径。因此,农村社区建设和治理模式的选择,其本质是国家治理和基层社会治理的连接点。目前,延边农村社区建设还处于起步阶段。全州1051个行政村,仅有501个村挂牌成立农村社区,而有效发挥农村社会基层治理作用所必要的组织机构建设等还有待于进一步完善,严重制约农村社区服务功能的发挥与治理功能的实现,建设任务仍任重道远。     

新型城镇化背景下的中国农村发展——“2013年农村社会学论坛”综述

由华中农业大学文法学院和农村社会建设与管理研究中心、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心和华东理工大学社会学系联合举办的“2013年农村社会学论坛”于2013年7月19-21日在贵州省贵阳市成功召开.与会专家学者重点围绕城镇化与农民工、农村人地关系、农村社会关系、农村社会组织、农村社区建设以及农村社会问题、管理、保障与发展等议题展开了广泛而深入的探讨交流.文章对上述议题中有代表性的见解作了简要概括和评述.     

民生法治视域下农村社区矛盾纠纷治理之道

近年来,全国农村社区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实践中逐渐探索出了一些较好的典型做法和经验,在技术手段、目标设置与治理格局诸多方面呈现出新型治理意蕴。但实际运行中,由于当前基层综合治理体制组织资源、制度资源的薄弱,导致农村社区矛盾纠纷排查调处体系和结构面临了诸多困境和问题。从根本上看,农村社区矛盾纠纷排查调处作为一项社区公共服务,同时也属民生法治领域的治理范畴。由此,在全面推进农村社区建设的背景下,必须建构与农村社区法治需求相适应的民生法治体系,以“共治”为思路推进政府、社区与居民依法共同参与社区治理,以“民生”为前提促进社会组织参与社区矛盾纠纷治理,以“法治”为保障努力把社区矛盾纠纷的解决纳入法治化轨道,从而形成以维护农村社会稳定和实现以民生法治为导向的基本运作机制。     

发展的愿景与路径选择——“第五届中国农村发展研究博士生论坛” 会议综述

正2013年6月29日至30日,由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主办的第五届中国农村发展研究博士生论坛在北京举行,来自全国30余所高校近百名博士研究生参加了本次论坛。第五届中国农村发展研究博士生论坛主题为"发展的愿景与路径选择",下设农村社会保障政策、公共物品与治理、城镇化与区域经济发展、生计风险与贫困、农业经济与规模经营、社会脆弱性群体六个分论坛。同时邀请来自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社会科     

现代村庄治理模式探析——基于农村社会分化背景

《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建构了一个以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为内容、体现大众民主平等的村庄治理模式，这种模式推进了我国社会主义民主的发展，同时也存在很多问题。随着社会经济发展，中国农村出现了社会分化，主要表现为农村社会成员的职业分化、农户的分化和农村社区的分化。农村的社会分化带来农民观念的改变，也催生了精英治理这种村庄治理模式。从理论和实践来看，“精英”治村有着深厚的社会基础和经济基础，“精英”本身需求也成为精英治村的动力，因此，“精英”治村能够带来村民面貌的焕然一新，是村庄治理的必然选择。     

农村新社区治理创新研究

三农问题是关系国计民生的根本性问题,十九大报告提出要实行乡村振兴战略,并对基层社区治理提出了新要求。但当前农村新社区治理仍存在一些问题,如官本位意识的不良影响、部分社区党组织功能弱化、部分社区自治流于形式、部分社区矛盾出现激化、行政执法存在利益化倾向等。针对创新农村新社区治理路径,提出提高村民自治意识、加强社区党组织建设、健全社区自治体系、推动建立“五社联动”治理模式、不断完善执法机制的对策。     

现代化进程中的农村社区风险及其治理北大核心CSSCI

作为广大居民日常生活居住、生产发展的重要载体,农村社区是各种风险的频发地和聚集地。在农村社区治理现代化实践探索过程中,居民生存发展、社会稳定、经济运行、权力运行、财务运行、突发性公共事件等都给广大社会居民带来各种风险。这些风险不仅制约着社区居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满足,同时也影响基层社会和谐与基层政权稳定,阻碍国家治理现代化目标的实现。总体上来看,传统经济发展统辖社会治理的理念、“应付”治理思维逻辑与事权下放和财权收紧的制度设计、市场优化配置资源与特殊性社会生产要素的运行制度、强化治理理念与外强中干的基层政权运转制度是农村社区多重风险并存的重要原因,深层次原因体现为在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具体实践中长期存在偏差的“理念—制度”治理逻辑。在现代化发展进程中,如何夯实国家治理现代化基础,保持基层社会稳定与有效治理,不断满足社区居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实现乡村善治目标,需要转变治理理念,重构现代新型农村基层治理体系,从而有效规避农村社区风险、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进程。     

精英下乡:现代国家整合农村社会的制度变迁——对"村官工程"的政治社会史解读

资源困境决定了现代国家整合农村社会的一般路径是与农村精英合作,由此形成农村精英从"公共型"、"官僚型"到"政党型"和"经济型"的变迁史.现代国家与农村精英的关系变迁表明农村精英与现代国家推进的现代化建设之间存在紧张关系.回归现代国家整合农村社会的路径选择,精英下乡是现代国家整合农村社会的理想模式,是对现代国家整合农村社会一般路径的超越.它存在发生的历史条件和发展的历史逻辑,同时也是中国农村社会现代化路径选择的必然结果.     

农业强国、城乡融合与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农业社会学论坛观点综述

随着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战略的稳步推进，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正处于建设农业强国、统筹城乡融合发展的关键阶段。2022年、2023年的中国社会学年会第六届、第七届农业社会学论坛分别以“城乡融合与农业农村现代化”“农业强国与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为主题，从农业社会学视角出发，直面建设农业强国，推进城乡融合发展过程中的小农户与现代大市场、作物特性与乡村特色产业发展、农业生态、粮食安全与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农民主体性与乡村建设发展、家庭经营与乡土社会底蕴等议题，回应理论与实践呼唤，展现农业社会学的品格、知识与关怀。     

主体多元化的农村社区治理体制困境及其突破

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承担管理服务功能的农村社区作为本地农村居民、外来农村居民以及城市居民集聚生产生活的中心,随着自由化、原子化的个体流入,加速了其原有治理体制的消解。而在新的治理体制尚未建立的农村社区治理中,多元主体参与的治理格局尚未形成,外来人员受到排斥,多元主体需求难以得到满足。究其原因,是路径依赖影响下的农村社区治理体制的更新滞后,治理主体间的身份认同困惑导致农村社区治理制度、治理机制、治理方式陷入困境。因此,要构建开放、包容的现代社区治理制度、“一核多元”的多元主体合作治理机制,以及自治、法治、德治相融合的现代化治理方式。     

农村社区治理信息化的村民满意度及其影响因素

以湖南省村级权力监督平台为评价对象,从村民个体特征、家庭特征、村庄特征、运用感知4个维度提出研究假设,采用二元Logistics模型实证研究农村社区治理信息化的村民满意度及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村民对农村社区治理信息化的满意度比较高,影响因素有村民婚姻状况、文化程度、外出时间、上网熟练程度、家庭人口数、家庭主业、自治意识、村集体收入水平、干群关系等,以及村民在信息化全面性、精准性、有效性、便捷性、经济性、安全性等方面的运用感知。对此,应该聚焦村民满意度,满足村民差异化需求,从强化人才队伍建设、优化网络平台设计、改善乡村信息设施、健全监督考评机制等方面进一步完善农村社区治理信息化建设路径,通过信息化手段提升农村社区治理效能,推进农村社区治理现代化进程。     

精准扶贫中农村社区治理能力提升研究

精准扶贫是30年来扶贫治理的经验总结,通过精准识别、精准帮扶、精准管理、精准考核4个环节,从“漫灌式”转向“滴管式”,注重“靶向治疗”,使贫困资源聚焦贫困人口,保障扶贫政策精准落地。开展精准扶贫工作,落实精准脱贫需要在社区治理结构与治理基础上,依靠社区治理主体的配合进行。因此,精准扶贫政策实施过程中提升社区治理能力不仅有利于贫困社区整体转型,更影响着精准扶贫的实施及其效果。基于陕南F村的实地调研,以精准扶贫为背景,分析政策实施过程中社区治理能力的重要性以及在贫困社区治理中遭遇的实践困境,进而探讨通过提升社区治理能力保障精准扶贫有效落地的可行性。通过倡导参与式贫困治理、构建弹性治理结构、完善动态治理机制、强化社区治理技术以提升社区治理能力,最终落实精准扶贫的4个环节,实现“六个精准”。     

论农村工业化视域下的精英治理 ——以皖东七里村为例

农村社区处于转型期的特殊状况,给广大农村社区的经济精英们提供了施展才能的平台.农村社区的经济精英依托自身的经济优势,掌握着农村社区众多的资源,在社区中拥有绝对的话语权,这种优势成为其向政治精英过渡的筹码.集政治、经济特权与一身的农村精英们,为自身的发展积累了大量的社会资本,在农村城市化的进程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凭借这些社会资本,精英阶层介入农村社会事务的管理,并最终发展成为推进农村现代化的一支重要力量.     

农村社区精英功能的维持与变迁——基于对江苏省射阳县黄沙村的调查

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加快,社区建设日益凸显其重要地位。根据这一背景,以黄沙村为个案,介绍改革开放30年来农村社区精英在农村社区建设中发挥的作用,同时分析农村社区精英在社区治理及社区建设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并根据黄沙村的实际提出相关建议。     

农村社区管理体制创新的理论资源与实践模式探讨

自治理论、新公共管理理论及治理理论为中国农村社区管理体制的改革和创新提供了不同的研究视野,有必要对上述理论进行整合以便提出更加完善、更具现实意义的分析框架.同时,欧陆国家赋予农业新价值的乡村治理途径、加拿大纽布朗斯维克省充满实验性质的"新乡村地区治理模式"和韩国以"农村启蒙"为导向的新村运动等成功的实践模式为我们提供了基于不同出发点的多种改革路径.我国农村社区管理体制创新的整体思路应该在借鉴上述理论资源和实践模式的基础上,明确改革的目标取向和价值基础、重新定位社区内外多元参与主体的职责权边界、重建社区管理的多元财力支撑体系、实现管理机制和手段的创新.     

信息化与社区治理模式创新——以杭州上城社区信息化模式为例

社区治理主体过于单一、资源过于分散、居民社区认同和参与机制欠缺等一直是影响我国社区建设深入推进和社区治理水平提升的症结。信息化时代的来临为我国社区治理模式的创新提供了历史性契机。本文以杭州市上城区“二化四网六平台”社区信息化模式实践为例,分析如何运用信息化手段创新社区治理模式,实现社区的复合治理和参与式治理,并形成“国家一市场一社会合作共治”的新型社区治理模式。     

整体性治理视域下社区建设之品质提升研究——以宁波市镇海区同心湖社区为例

以荣膺宁波市第三届十佳“品质社区”称号的镇海区同心湖社区创建实践为例,运用整体性治理理念,阐释社区建设的品质内涵,分析整体性治理运行机制的嵌入:建好“党建+”的整合机制,提升参与的全民性;以“三圈”建设助推联动机制,提升服务的品质性;多维构建协调机制,提升环境的宜居性;搭建文体为载体的信任机制,提升社区生活的意义性。从“品质”目标的提档、治理结构的创新、内外兼修补“短板”等维度提炼出若干社区建设品质提升的可行路径。     

论农村社会治理生态之构建

农村社会治理作为国家治理的一部分,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重要一环。文章在梳理现代 社会治理模式的历史性演进基础上,针对我国现有乡村治理体制性困局,围绕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 “国家治理体系”以及“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概念命题,提出了面向公正发展中国农村 社会治理现代化的逻辑选择———构建农村社会治理生态的观点,并对农村社会治理生态概念、系统特 质、系统构建等核心内容进行了深入的阐述和分析,给出了如何打造农村社会治理生态系统的系统 建议。     

农村社区治理能力现代化进路之思考 ——基于社区发展权理论的视角

农村社区治理能力现代化对于新型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信息化的推进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从农村社区治理机制的内涵入手,重构了农村社区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价值目标;从社区发展权理论的基点、核心、内核、逻辑思路、支持条件、结构要素、研究范式方面,揭示了其与农村社区治理能力现代化之间的契合性;从主体、经济、政治、文化方面,分析了农村社区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阻碍因素。进而从“战略要点：制高点、切入点、突破点、着力点、载体面”,“协调匹配问题：公权力的匹配度、存量利益改革、增量利益发展”以及治理方式方法创新三方面探索了农村社区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