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户可持续生计资本与精准扶贫

建构农户可持续生计资本评价体系,采用熵权法测算了陕西省长武县巨家镇339个农户生计资本,并借助莫兰指数分析了调查区村级户均生计资本的空间聚集特征。发现：调查区农户社会资本、金融资本、人力资本相对重要性突出,物质资本相对重要性最低;农户生计资本得分整体偏低,特别是物质资本、自然资本已是当地农户生计改善的短板;人力资本是户际生计不平等的重要来源;村级户均生计资本存在空间自相关,其中人力资本存在统计上显著的正相关性,自然资本、物质资本、金融资本存在统计上不显著的正自相关性,社会资本则存在统计上不显著的负自相关性。因此,针对农户层面的扶贫要优先实施以非农技能培训为代表的人力资本投资;针对村级层面的扶贫必须综合考虑五种生计资本存量及其空间异分特征。     

可持续生计框架下内生动力对农户家庭收入的影响

精神贫困是当前外部性扶贫模式难以解决的内生性困境,也是实现乡村振兴战略的主要制约因素。根据六盘山区等6大集中连片贫困地区的942户农户调研数据,重点考察了贫困成因的精神与经济二元属性,并将内生动力量化后纳入可持续生计框架,通过分位数回归模型分析不同收入水平下内生动力及生计资本对农户家庭收入的影响机制。结果表明:(1)内生动力的培育能有效提高贫困农户的家庭收入,增收效应约为1.916%。(2)在不同分位数下的各项生计资本对农户的增收效应差异明显,人力资本、物质资本及社会资本均呈现出边际效应递减特征,而金融资本则呈现出边际效应递增特征。(3)对于贫困农户而言,内生动力与物质资本、金融资本及社会资本存在显著的替代效应;对于高收入农户而言,内生动力与自然资本、物质资本及金融资本存在显著的互补效应。     

贫困地区农户生计资本对大病风险冲击的影响研究——基于结构和水平的双重视角

农户的生计资本是其抵御大病风险的重要依赖.首先通过纳入心理资本维度对可持续生计理论进行拓展,利用桂、鄂、赣三省(自治区)农户微观调研数据,对农户生计资本进行量化.然后,基于生计资本的结构和水平双重视角,运用Heckman两阶段模型探讨农户生计资本对大病风险冲击的影响.研究发现:①农户生计资本具有结构和水平不均衡现象,各类资本测量值的大小顺序为心理资本>社会资本>人力资本>金融资本>物质资本>自然资本,心理资本最丰裕,自然资本最缺乏;结构上,53.46%的农户属于弱资本型,分维度资本结构中心理资本占优型和社会资本占优型农户较多,分别占样本总数的39.62%和32.52%.②农户生计资本的分维度水平对农户家庭是否遭受大病风险冲击有着显著的影响.其中,物质资本、金融资本和社会资本对农户是否遭受大病风险冲击有着显著的负向影响.③对遭受大病风险冲击的农户而言,无论是生计资本的结构还是水平均在减弱大病风险冲击的严重程度方面有着显著作用.水平上,资本总量和分维度水平均对大病风险冲击的严重程度有显著负向影响;结构上,人力资本占优型和金融资本占优型农户抵御风险的能力较强.     

生计资本与农户收入:来自新疆深度贫困地区的经验证据

生计资本是农户维持生计的基础和实现全面发展的保障。该文基于2015—2017年新疆深度贫困地区农户调查数据,运用面板分位数回归和夏普利值分解等方法,分析生计资本对农户收入的影响,并得到以下研究结论:(1)生计资本能够显著提高农户家庭的总收入水平,其中社会资本和自然资本的增收作用更为显著;(2)自然资本、物质资本、金融资本与心理资本拉大了农户家庭总收入差距,而社会资本和人力资本能够缩小农户间的收入差距;(3)自然资本、金融资本和心理资本是提升农户农业收入的主要影响因素,社会资本、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更有助于增加农户非农收入;(4)自然资本、物质资本和社会资本是造成农户收入差距的主要微观基础,相比之下心理资本虽然不是造成收入差距的主要影响因素,但其对收入水平差异的影响呈现逐年增强趋势。     

生计资本分化对农户宅基地流转意愿的影响因素研究——基于江西省的实证分析

利用江西省587份调研问卷数据,依据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采用Ordered Probit模型实证分析农户的生计资本分化程度及其对农户宅基地流转意愿的影响。结果表明:(1)当前农户不同类型生计资本的分化程度不同,程度从高到低依次是物质资本、金融资本、社会资本、自然资本和人力资本;(2)在具体生计指标中,承包耕地中水田的比重、家庭存款与上年对比以及宅基地的处数对农户宅基地流转意愿呈显著正相关,耕地地块间相互距离、自家是否拥有农机具和家庭外借款项情况则呈显著负相关。     

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对农户环境友好型生产行为的影响

基于陕西、江西省林业经营农户的调查资料,对用材林、经济林和竹林三种不同林业经营类型农户的生计资本和林地利用效率进行了测算,实证分析生计资本总量及结构对农户林业经营效率的影响。研究发现,不同商品林经营类型农户的纯技术效率都普遍高于其规模效率,综合效率存在差异且差异明显;人力资本、自然资本、物质资本、金融资本和社会资本对不同商品林的林业生产效率都具有显著影响,但影响程度不一。此外,生计资本结构中,受教育程度和劳动力数量、林地块数和林地面积、家庭固定资产、林权抵押贷款和能人数量指标对不同林地经营类型农户的经营效率起关键影响作用。     

生计能力对农户持续性贫困门槛值的影响

农户生计能力存量的积累由量变达到质变的关键因素在于寻找生计能力临界点,即农户生计能力积累需要达到一定存量才能促进农户摆脱持续性贫困束缚,由此对应出现“高能、低贫”与“低能、高贫”两种匹配结果。利用陕西省贫困地区微观数据,考察生计能力对农户持续性贫困门槛值的影响。结果发现：在不同的门槛值下,生计能力总指数和各个维度与农户持续性贫困之间存在显著的非线性关系,即存在明显的“门槛效应”。通过门槛回归检验,社会资本、金融资本、人力资本、物质资本和自然资本与农户贫困持续性的门槛值为0.696、0.763、0.808、0.611和0.235,生计能力与农户贫困持续性的门槛值为0.622。当农户生计能力存量跨过一定“门槛”值后,生计能力才会显著的降低农户持续性贫困时间,生计能力对农户持续性贫困产生显著的负向影响逐渐增强。此外,社会资本、金融资本、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相互作用才能跨过门槛值显著降低农户持续性贫困时间。     

生计禀赋、农户参与对乡村绿色发展的影响——基于新疆和田295个农户调查数据

通过构建农户生计资本评估框架和乡村绿色发展参与度测评指标体系,运用熵值法、因子分析法和灰色关联分析法,探讨了农户生计资本及其参与对乡村绿色发展的影响。研究表明：（1）研究区农户生计资本构成不均衡,人力资本测评得分最高,为1.3355,其次为金融资本为0.7638,社会资本为0.7531,物质资本为0.7263,自然资本最低,为0.4238。（2）乡村绿色发展参与度测评中,有59.04%的农户参与度相对较高,40.96%的农户参与积极性不高;且研究区内绿色生活参与度得分最高,为0.6062,其次是绿色理念,为0.5847,绿色生产得分最低,为0.0257。（3）在农户生计资本与乡村绿色发展关联性测评中,人力资本对乡村绿色发展影响关联性较高,其次依次为物质、金融和社会资本,自然资本影响最弱。据此,从农户生计资本、绿色低碳农业、乡村人居环境整治和乡村绿色发展环境等方面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     

易地扶贫搬迁安置模式与 农户生计资本变动

集中安置移民相比分散安置移民的生计资本总量显著增加。其中,移民物质和社会资本显著增加,自然资本显著减少,且物质和社会资本增加量大于自然资本减少量,而金融和人力资本增加量没有显著差异。安置点选择、家庭非农就业占比会显著影响移民生计资本,进而对搬迁减贫效应产生显著影响。据此提出,易地搬迁要完善安置区基础条件,增加移民社会资源禀赋,加大就业扶持和产业发展,调整土地、财政金融扶持政策,以保证移民生计可持续性发展。     

农户生计资本对借贷行为选择的影响研究

贫困地区农户生计资本差异较大,生计资本不同,其借贷行为的选择存在显著差别。从四川省旺苍县和通江县6个乡镇、386户农户的调查样本看,生计资本多样化的农户生产性借贷需求强,主要满足农业生产以及种植果树等生产性需要;生计资本缺乏的农户较少发生借贷行为,且主要为生活性借贷。从实证结果看,生计资本对农户借贷行为的影响显著,农户拥有的经济作物种植面积、住房质量以及家庭是否有干部对农户是否借贷以及借贷额度产生正向影响;而粮食耕种面积对农户是否借贷以及借贷额度产生负效应,表明传统农业生产面积的增加不会强化农户向金融机构借贷的需求。因此,生计资本缺乏的农户要享有信贷金融服务,必须丰富社会资本、物质资本以及人力资本,促使生计资本多样化。     

生计禀赋对农户参与农田保护补偿政策成效的影响——以成都311户乡村家庭为实证

以率先在全国探索农田保护经济补偿创新实践模式的成都市为实证,基于4个乡镇12个村311户乡村家庭的调查,运用典型相关模型从农户家庭生计禀赋差异的视角探索农户参与补偿政策成效,为定位参与补偿政策相对有效的农户类型及重点对象提供参考依据。研究表明：兼业经营户参与农田保护补偿政策成效评价表现最好(0.153 7),非农经营户评价值最低(0.120 4),而禀赋异质的农户家庭对于政策实施成效的感知状况不同。政策满意度是决定农田保护补偿政策实施成效的首要指标,农户的自然资本和金融资本对于感知政策满意度最为敏感;农业生产积极性是反映政策实施效果的另一指标,和农户的家庭物质资本禀赋有较大的关联。其中,家庭自然资本及物质资本正向影响农业经营户参与农业生产的积极性;影响兼业经营户感知政策效应的指标按重要程度依次是家庭社会资本、金融资本及物质资本;家庭金融资本与非农经营户的政策实施满意度相关,相关部门可根据农户家庭的生计禀赋状况采取相应对策。     

旅游型海岛居民可持续生计与迁居意愿研究——以辽宁省长海县为例

为探究旅游型海岛居民生计的可持续性与迁居意愿,文章采用参与性农户评估方法对岛民进行调查,以获取岛民家庭的基本情况、岛民各项生计资本状况、岛民主要生计方式和岛民迁居意愿数据,借鉴可持续生计研究框架建立以自然资本、物质资本、人力资本、金融资本、社会资本为影响因子的岛民生计资本的指标体系,对长海县岛民可持续生计特征与迁居意愿进行分析。结果表明：大长山岛生计资本总指数和资本耦合协调度均为最大值,其中人力资本、金融资本和社会资本占比及存量均为最大值;小长山岛自然资本、物质资本占比及自然资本存量均为最大值;广鹿岛物质资本存量最大。稳定收入型是中心社区主要生计策略;兼营生计型与传统生计型是传统渔村和旅游村的主要生计策略。务工主导型和传统生计型岛民生计脆弱性高,兼营生计型和商业经营型岛民生计脆弱性处于中等水平,稳定收入型岛民生计脆弱性低。运用二元Logistic模型得出物质资本、金融资本和社会资本对迁居意愿影响显著,进一步探索出影响岛民迁居意愿的生计资本指标。     

生计资本对农户参与村庄环境治理意愿的影响研究——基于水平与结构的双重视角分析

提升农户环境治理参与积极性是推动我国生态宜居乡村建设的重要社会基础。本文基于福建、河南、四川3省820户农户的调查数据,采取生计资本水平与结构的双重理论视角,运用熵值法对生计资本进行量化,并构建双栏模型实证研究了农户生计资本状况对其参与村庄环境治理意愿(包括环境参与意愿和环境支付意愿)的影响。研究结果发现,农户生计资本禀赋在水平与结构上存在不均衡现象,生计资本总量的增加以及生计资本结构的优化有利于农户环境治理参与意愿的提升,其中人力资本对农户环境治理支付意愿的影响最大。据此,本文认为提高农户生计资本水平,重点通过人力资本优化农户生计资本结构,是提升当前农户参与村庄环境治理意愿的重要举措。     

连片特困地区农村贫困治理转型：内源性扶贫——以滇西北波多罗村为例

受自然、历史、地理等综合影响,连片特困地区农村自然条件差、生态环境脆弱、经济发展落后,致贫因素复杂。贫困社区和贫困人口处于物质、人力、社会资本贫困叠加、负向影响的困境之中,缺乏自我发展能力。对扶贫对象进行贫困干预既要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更需要以精细化的社区能力建设来不断增强扶贫对象与外部交流的意识和能力。这就需要农村贫困治理从线性、植入式的外源扶贫模式向内生能力培育为重点、多元参与治理的内源性扶贫转型。对波多罗村内源减贫研究表明,政府、社会组织、市场协同推进下,贫困农民生计资本提升,参与外部经济和市场竞争能力增强,生计结构向高价值优化,实现了增收和社区减贫。     

小流域治理地区农户生计资本、策略与后果实证研究

利用陕西省安康市实地调研数据,对小流域治理地区的农户生计资本、生计策略、生计后果进行了量化分析和统计描述,并分析了影响生计资本的相关因素.分析结果表明：小流域治理地区农户总体生计资本较低,但是在物质资本与社会资本方面较之于治理前均有所增长;打工行为、非农经营与参与治理决策对物质资本、金融资本、社会资本有正面影响;生计策略多样的农户在生计资本上优于策略单一的农户;同时,小流域治理地区农户的收入多样性指数Dincome较高.根据小流域治理地区的特点,提出了相应的建议：园地制宣发展生态农业、提高自然资本的利用程度等.     

不同子女数量农户的生计资本对养老意愿的影响——基于甘肃省5县区调查

在社会养老保障体系尚不完善和农户生计脆弱背景下,甘肃省农村居民养老保障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农户生计资本的制约和影响。课题组以甘肃省5县区实地调研数据为基础,量化分析了不同子女农户的生计资本、养老意愿以及所面临的养老问题。运用多元Logistic回归模型研究了农户生计资本对农村居民养老意愿的影响。研究表明:甘肃不同子女农户的生计资本差异较大,子女数量与农户生计资本的大小呈倒U型关系,拥有儿子对农户生计资本的提升效果十分明显;家庭养老依然处于主导地位,农户子女数量越多,农户养老风险意识越强,越倾向于家庭养老,而且有儿子农户比无儿子农户更担心家庭养老;金融资本和人力资本越大的农户越倾向于自我养老和家庭养老;自然资本越大,社会资本越低,农户越倾向于社会养老。     

易地扶贫搬迁农户生计恢复策略选择的影响因素研究——基于陕西安康的农户调查

易地扶贫搬迁的效果如何,关键取决于搬迁农户选择了什么样的生计恢复策略。基于在陕西省安康市所进行的移民搬迁和农户生计专项调查所获得的数据,采用二项Logistic回归模型和多项式Logistic回归模型,研究了易地扶贫搬迁农户生计恢复策略选择的影响因素。结果发现金融资本和人力资本对农业为主型生计恢复策略的选择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效应;自然资本、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对非农为主型生计恢复策略选择具有显著的影响效应,其中自然资本有着负向的影响效应;自然资本、金融资本、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对搬迁农户选择多样型的生计策略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自然资本、金融资本和人力资本对搬迁农户生计恢复策略由农业为主型向非农为主型转化有显著的影响;金融资本、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对搬迁农户生计恢复策略由农业为主型向生计多样型转化有显著的影响。     

易地扶贫搬迁对农户减贫效应实证分析——基于赣南原中央苏区农户的调研

现阶段我国扶贫开发已经进入关键期,对居住在生存条件恶劣、生态环境脆弱、自然灾害频发等地区的农村贫困人口实施易地搬迁安置是实施精准扶贫的重要方略。以赣南原中央苏区农户为研究对象,通过抽样调查方式获取问卷数据,以非移民户为参照对象,分析搬迁移民行为对移民农户生计资本影响。结果表明:搬迁移民前后农户生计资本有较为显著的提高,且搬迁移民行为是移民减贫的主要原因,净增效应为0.239,其中物质资本的净增效应最大,为0.148;其次是社会资本,说明搬迁移民行为能有效地增加移民户物质资本及社会资本,显著提高移民户生计资本,达到农户减贫目的。     

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农户贫困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基于湖北恩施州龙凤镇的调查

基于恩施州龙凤镇的调查数据,运用Logistic模型探讨了影响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农户贫困与否的主要因素。研究发现：第一,在现行的划分标准下,受访地区高达27.83%的农户家庭仍处于贫困状态。第二,户主层面,性别为女、文化程度低、兼业时间短的农户家庭处于贫困的可能性更大;家庭基本特征层面,耕地面积少的农户家庭更容易陷入到贫困状态;家庭生命周期层面,拥有的未成年子女数量少、遭受过重大疾病或伤残的农户,其家庭贫困的可能性更大。第三,户主年龄、交通通达度、是否参与农民专业合作社、家庭劳动力数量、是否拥有在读大学生等5个变量均不是影响农户家庭贫困与否的关键性因素。最后基于研究结论提出促进连片特困地区农户早日脱贫的建议。     

农户生计策略识别及其动态转型

利用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ARLS)2013和2015年两期调查数据,构建收入—资产指数识别了中国农户的生计策略及其跨期动态转型,并从生计阶梯的视角阐释了生计转型对贫困治理的意义。研究发现:(1)农户兼业化和生计多样化程度在不断提高;(2)低收益生计策略退出率和高收益生计策略进入率比较低,生计转型主要发生在中等收益的生计策略中,最终整个生计阶梯演化为“葫芦型”,是对“金字塔”型生计阶梯的一种改善;(3)农户家庭当期的生计策略选择对上一期生计策略具有显著的依赖性。自然资本、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和金融资本的积累显著促进了农户生计策略的向高收益流动,而物质资本中的农用固定资产所形成的沉没成本,其捆绑效应阻碍了农户的生计多样化。因此,现阶段扶贫政策应该对农户生计资本提供保障,防止各类外生冲击(包括政策、自然)对农户资产的侵蚀,降低农户生计策略向低收益流动或者单一化的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