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空千古,下开百世”的“尝试”——胡适的诗学及其艺术实验

早在晚清文学改良运动中,黄遵宪等人就曾提出“诗界革命”的口号,意欲发动一场诗歌运动.但是他们对诗歌的改良,只是试图将新的思想,新的名词装进旧诗词的艺术形式中,或主张“以旧风格含新意境”.却没有认识到诗歌语言和文体变革的重要性,所以,戊戌后的文坛,虽然出现了一些鼓吹革命,高扬自由平等的具有新思想的诗,但现代意义上的新诗并未出现.“诗界革命”为后来的五四文学革命和新诗运动提供了借鉴,这个借鉴是至关重要的,那就是须从“文的形式”入手,改变诗歌的语言和文体,从根本上铲除旧文学的“妖孽”.1917年1月,胡适在《新青年》发表了《文学改良刍议》,以他一系列理论主张切入了文学形式的改革.文的形式的大解放,一举摧毁了“已死的文言”的大厦和僵硬的文体的躯壳,使“丰     

论谢楚桢的白话诗

在谈到“五四”前后的新诗创作时,几乎所有现代文学史都提到胡适、刘半农、刘大白、沈尹默、周作人、俞平伯、康白情等人在新诗初创期的贡献。有的文学史还对胡适、刘半农、刘大白、康白情等人列出专节进行讲授。但是对于在新诗初创期同样取得不小成绩的另一诗人谢楚桢,迄今却从未被人提及。笔者认为,谢楚桢是一位长期被淹没了的“五四”时期的新诗人,他的《白话诗研究集》是一本长期被淹没了的白话诗集。本文拟对其白话诗创作略作介绍,以供教学和研究新诗者参考。     

中国现代文学史中的胡适形象——围绕新诗首创问题的考察

通过梳理1920年代以降数十部文学史著作,可以围绕新诗首创问题,考察、研究胡适形象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中的演变.民国文学史大都从晚清“诗界革命”与白话新诗的联系角度,阐释胡适新诗的价值与意义,将胡适定位为新诗首创者;1949年之后,文学史从新型话语生产需要出发,以“阶级论”和“题材决定论”为策略对胡适形象进行反向塑造;改革开放之后,文学史书写日渐回归学术立场,多在诗歌史意义上肯定胡适新诗倡导与实验的价值,其形象开始被矫正,尤其是1990年代以后,得到了更富历史性与学理性的言说.     

试论五四新文学运动中胡适的历史作用

长期以来,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中,胡适的历史作用基本上被否定了,并作为反面教员出现,这是不公正的。毛泽东同志曾经十分明确地指出:“在‘五四’以前,中国的新文化运动,中国的文化革命,是资产阶级领导的,他们还有领导作用。”在“五四”以后,这个阶级才“无领导作用,至多在革命时期在一定程度上充当一个     

胡适《尝试集》重议

(一) 一九一八年一月, 《新青年》四卷一号刊登了胡适、沈尹默、刘半农的白话诗九首,这是在“五四”前夕“文学革命”口号提出后首先出现的新文学作品。过了两年,即一九二○年,胡适的《尝试集》初版问世,这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出现的第一部新诗集。集名“尝试”,是胡适反陆游的诗句“尝试成功自古无”之意,主张“自古成     

胡适没有受到意象派的真正影响——兼论胡适提出"作诗如作文"的原因

意象派诗歌运动和新诗革命是中西方诗歌史上最大的自由诗运动,前者是诗的技术的小改良,后者是诗的文体的大革命。意象派运动在诗的内容的世俗化和诗体的自由化上,确实影响了胡适及中国的新诗革命。但是胡适所受的影响远远没有通行的观念认为的那么巨大。胡适的“八事”与意象派的“三条原则”和“六条原理”都有巨大差异。中国的国情和胡适做人做学问的个性使他夸大了意象派运动的文体革命及诗体解放的程度,故意忽视意象派的精髓:高度重视偏重于图像而非象征的意象、清晰和有力兼顾的凝炼和适当保留格律形式的诗的音乐性。意象主义的“意象”与中国的“意象”颇异,im agism更应该译为“意像主义”或“具象主义”而不是“意象主义”。     

欧洲文艺复兴与五四文学革命:一个历史相似点的广义类比

1917年1月,胡适与陈独秀等人以《新青年》杂志为阵地,发动并领导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文学革命》运动,为中国文学乃至中国文化开辟了一个崭新的纪元。文学革命的先驱者之一的胡适,曾把这场历史变革运动称之为“中国的文艺复兴”;蔡元培先生也说它是中国文艺复兴的发端;近来,又有些学者认为:五四文学革命是欧洲文艺复兴运动的“余响”或“回光反照”,是“植根于中国土壤的‘东方文艺复兴’。”把五四文学革命看成是“中国的文艺复兴”的命题是否能够成立呢?这还需要我们以科学的理性思维,对其做出全面的价值评判。     

朱自清的佚诗

<正> 朱自清是五四时期新诗运动的积极倡导者和实践者。郑振铎说他的诗“功力的深厚,已决不是‘尝试’之作,而是用了全力来写着的”(《五四以来文学上的论争》)。他的诗大都收在《雪朝》(一九二二年六月出版的文学研究会丛书之一,内收朱十七首诗)和《踪迹》(一九二四年十月出版的诗文集)里。后来文学史家多依据这两本集子来评论他的诗作。其实朱自清的诗不只这些。他从事诗歌创作的时问究竟有多长,众说不一。一九二八年他在     

读鲁迅“五四”前夕的几首新诗

鲁迅是“五四”文化新军的最伟大和最英勇的旗手。鲁迅在“五四”前夕,以“唐俟”的笔名在《新青年》杂志发表了六首新诗。关于这些诗,作者自己后来有过说明:“我其实是不喜欢做新诗的,——但也不喜欢做古诗,——只因为那时诗坛寂寞,所以打打边鼓,凑些热闹;待到称为诗人的一出现,就洗手不作了。”(《集外集·序言》)这与《呐喊》的创作动机在精神上是一致的。鲁迅写这几首新诗。为的是“呐喊”几声,     

论胡适的形式主义文学观

胡适的文学史观存在形式主义倾向,但他并未将形式主义文学观贯彻到底.胡适的＂八不主义＂主张包含了对思想与情感的关注,在表达新文学的基本特征时,他提出了＂国语的文学＂与＂文学的国语＂的新文学建设目标,但也注意到新文学应是＂活的文学＂和＂有生命的文学＂.胡适文学史观的形式主义倾向及这一取向未能贯彻到底,与他接受实验主义的治学方法及文学审美本身乃内容与形式统一的特点有极大的关系.     

“一二·九”运动与当代青年

“一二九”运动距今整整四十八周年了。这一运动“是伟大抗日战争的准备,这和‘五四’运动是第一次大革命的准备一样……这个运动的发生,轰动了全国,‘一二九’运动将为历史上一个大的纪念。”①“‘一二九’运动的历史经验和它所走过的道路是我们应该学习的。”②     

论新诗的社会文化特性

一.新诗评价冲突的原因在其社会文化特性之中自新诗的星辰辉耀于“五四”的天空以来,诗国的春秋已经过去整整七十余载了。诗不是人类精神的宠儿么?然而七十多年来,新诗却在备受宠爱、备受青睐的同时,又备受着冷漠、贬斥与羞辱。众说纷纭,褒贬不一。新诗是现代文学史上一大疑点、一大难题、一个雷区。好之、赞之、嗜之者日夕勤谨地耕作着,以为可以凭自己辛勤的汗水、火热的心灵、庄严的虔诚感动挑剔的读者和诗神缪斯,并为新诗在文学史上争得应有的一席之地,却无奈挡不住讥弹新诗甚或反     

论冰心的早期创作

“‘五四’运动的一声惊雷把我‘震’上了写作的道路;‘四五’运动的汹涌怒涛又把我‘推’向了新的长征!生命不息,挥笔不已!”这是我国著名女作家冰心在《从“五四”到“四五”》一文中,所概括的她从一九一九年以来六十年的创作历程。从“五四”运动到现在,我们的国家经历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两个伟大的历史时期,各种矛盾复杂交错,斗争风云变化万千。而冰心的创作道路也是蜿蜒曲折的。她曾经历了文思潮涌和笔下消沉的不同时期。“五四”运动的风暴,触动了她的创作激情。社会主义祖国的诞生,又焕发了她的文学青春。“四人帮”被粉碎以后,她更孜孜不倦地为祖国的四个现代化,为繁荣社会主义创作而不停地挥毫。冰心六十年来的辛勤劳动,作品是丰富的,经验是多方面的,有待于进一步研究和总结。本文先就她的早期创作(“五四”运动到中国共产党成立)作一初步探索。     

文学史:文学形式辩证自生的历史——形式主义文学史观论

形式主义文学史观认为文学作为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必须恪守文学是自足的完整系统,努力追寻文学发展的内在规律。文学史是文学形式辩证自生的历史,所以文学史研究的首要任务是显示文学的“文学性”。形式主义文学史模式最核心的范畴是“主导性”,它联系着无意识化和陌生化这两极,此乃形式主义文学观的核心,也构成其文学史观和文学史方法论原则的最主要的基础。这种突出文学自身审美特征的倾向,在相当程度上是对只谈历史却忽略文学倾向的反拨,但其片面性也是不言而喻的。     

胡适关于文学革命的哲学思考

一、历史主义的文学观胡适治学，一贯恪守历史主义原则，即无论做什么学问，他都力求从历史因素的联系和发展中去把握对象。他的文学革命论的一个显著特征，便是用历史的观点和方法来分析文学问题。历史主义原则为胡适文学革命论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使他能够在“承认白话是活文字”的起点上，通过对中外文学演变史的分析，对白话文学主张作出历史主义的沉思。他说，从1916年2月到3月，“我的思想上起了一个根本的新觉悟。我曾彻底想过：一部中国文学史只是一部文字形式（工具）新陈代谢的历史，只是‘活文字’随时起来替代了‘死文字’的历…     

“用东方的声音唱东方的歌曲”——朱湘诗歌论

1 有人说新诗是“泊来品”,这话并不确切。固然,产生于“五四”前后的中国新诗“别求新声于异邦”,①诗人们从西方借鉴,不但引进西方的诗歌形式,西方诗歌的思想内容、生活感受、意境、情绪等,也引起过“五四”以后中国诗人心灵上的共鸣,触发过他们的创作灵感,甚至被明显地“引进”到中国诗歌作品中来。但是,这一切,都还只是中国新诗产生和发展的外来因素,中国诗歌随着时代而变革的主观条件和内     

胡适与中国的比较文学

迄今为止,我国出版的比较文学教材、手册等在介绍近代以来的比较学者时,都只字不提胡适。然而,胡适不仅象近代所有比较学者那样翻译过作品,或在文学研究中运用了比较文学的方法,而且还是寥寥可数的自觉提倡比较文学的学者。因此,胡适与林纾、鲁迅、茅盾、吴宜等人一样,是我国比较文学的先驱者。 胡适是“五四”文学革命的发难者,但他的新诗、话剧创作却并没有多少艺术     

胡适在新诗发展中的贡献与局限性

胡适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公认的"诗界革命领袖",具有开一代诗风之功。胡适又是从旧的传统文化里脱胎的,无论是他的新诗理论,还是创作实践都自然地折射出了中国新诗从诞生、发展到成熟过程中的种种复杂性和矛盾性。从诗的内容、语言和体裁等几个方面探讨胡适在新诗发展中的贡献及其历史局限性也就有了必要。     

历史的重估——胡适与五四新文学运动

当陈独秀在国内创办《新青年》的时候,胡适恰在美国把“文学革命”当作中国的时代新潮进行热烈的讨论。一开始胡适就是与众不同地以实验的、讨论的和研究的态度带领这一运动前进的。尤其在白话新诗的创作与讨论中取得了划时代的成就。他并没有为“内容决定形式”的原则所局限,而是从实际出发,在实践中坚持了“诗体大解放”的精神,推动了文学革命的发展。他立足中国,面向世界,在五四高潮中倡导悲剧观念与易卜生主义,对于整个五四新文学都有着深刻的影响。在对待传统上,胡适是当时新派人物中较为慎重而稳妥的一个。他的“整理国故”作为五四新思潮的重要内容在当时是具有远见卓识的主张     

从《文学改良刍议》到《文学革命论》

将陈独秀与胡适的名字连在一起的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没有陈独秀再三催促与坦诚切磋,胡适未必能“切实作一改良文学论文”;陈独秀在胡适《文学改良刍议》发表之前已基本形成其新文化观;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远非仅仅对胡适《文学改良刍议》的响应或为文学革命鸣锣开道,其思想内涵也是极其深刻与丰富的。其一为“革命”正名,其二指明文学革命与政治革新的关系,其三确立文学革命的对象,其四明确文学革命的目标。而以往的研究对这份“五四”文学革命的宣言书的思想内涵的估量是很不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