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施依法治国方略亟待解决的几个问题

党的十五大报告第一次在党的纲领性文件中明确提出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论断，并对依法治国的涵义、依法治国的重要意义、加强法制建设的具体措施等问题作了系统阐述。这是我党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对邓小平民主法制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它标志着中国共产党治国方略的重大转变，对中国社会的发展将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九届人大二次会议通过的宪法修正案第十三条进一步用根本法的形式确立了依法治国方略的宪法地位，该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由此可见，依法治国、厉行法治已非权宜…     

中国传统“法治“的政治学诠释

建立法治是中国政治现代化的前提。弄清楚传统“法治”何以不能将中国社会建成法治社会，则是建立法治的基础。中国古代由于早期国家的形成途径产生了视法为刑的“法治”观念，这种“法治”于秦帝国时期实现了其工具理性，于汉时因以礼入法完成了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统一；从而对中国传统政治模式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成为维护君主专制和社会和谐的重要手段，也是导致传统社会政治不发展的主要因素。本文将中西古代法及法治观念作了比较，指出其根本差别正是形成各自不同的政治法律理论与实践的历史源头。     

论中国法治国情对人权司法保障制度完善的促动

当代中国人权事业发展迅猛，“完善人权司法保障制度”的提出，标志着中国人权从政治性宣告向司法实现的进一步转型。从人权司法化问题的明确提出到现在，中国人权事业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人权观念认可阶段、人权立法保障促动阶段和人权司法保障发展阶段。在此过程中，中国的法治国情从所依之“法”到所治之“国”均发生了诸多变化，促动着对人权司法保障制度的完善。法治国情所依之“法”的变化表现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形成；正从“法律体系”向“法治体系”转变；正从“政治思维”向“法治思维”的思维方式转换。法治国情所治之“国”变化显现为：“中国梦”将深刻促动中国的发展；国家治理现代化和国际化对依法治国有更高要求；主要社会矛盾转变对依法治国提出新要求。当前，人权司法保障制度完善必须立足现有的法治国情，其现状也是现有法治国情的组成部分，在与社会各种因素的互动中推动中国法治国情的发展，而法治国情的发展又进一步促动人权司法保障制度的完善。     

十八大以来党领导全面依法治国的内在逻辑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全局和战略高度定位法治、布局法治、厉行法治,把全面依法治国纳入“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创造性地提出了全面依法治国的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全面依法治国凝聚了百年来党治国理政的大智慧,在继承中创新,在创新中发展,在新的起点上创造了新的辉煌成就,形成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新经验。党领导全面依法治国具有四重内在逻辑,即富含深刻的历史逻辑、厚重的实践逻辑、系统的制度逻辑和科学的理论逻辑。     

论中国古代法律思想中“礼治”与“法治”的互相渗透——兼评《中国法律思想史纲》(上卷)

本文结合读《中国法律思想史纲》(上卷)的体会,论述我国古代法律思想中“礼治”与“法治”的关系。全文共有八个要点,观点比较鲜明,引用资料比较集中。作者通过考察“礼治”与“法治”的萌芽和发展,分析“礼治”与“法治”在夏、商、西周奴隶制社会,在春秋战国时期,以及在秦、汉、隋、唐等封建社会的具体表现形态和特征,比较系统地表达了自己对“礼治”与“法治”相互渗透这一历史现象的看法;同时把研究古代问题与探讨今天伦理道德与法律的关系的问题联系起来,对建设和健全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制作了思索。     

论依法行政的法治理念

本文主要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现实和全局出发,借鉴世界法治经验,阐述近现代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社会和法治发展的历史经验的总结,并提出实践依法行政法治理念的几点建议。     

做新时期“三个代表“的忠诚实践者

“三个代表”是对近80年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实践 、50 年新中国的建设实践和20年改革开放特别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实践的高度概括和理 论总结。历史证明，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最广大人 民的根本利益，是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和社会主义事业发展壮大的三条基本经验：“三个代表 ”是对社会发展规律的精辟总结，它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和唯物辩证法，从唯物史观的角度指 出我们党作为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必须带领和依靠广大人民，致力于社会主义物 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协调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三…     

试论实现中国法治的模式选择

在“依法治国”方略和建立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目标确立之后，理论法学界提出了构建法治之基础的各种理论：观念转变论、经济条件论、德治同步论、“良法”基础论。这些理论都从某一侧面阐明，在中国构建法治需要一定的条件。本文不完全赞同“法治条件论”，而主张“法治行动论”，认为当法治目标在一国确立之后，人们应该有计划、有步骤地去实际构建它，并在运作中积极能动地创造各种法治条件。当前中国实现法治应选择国家强行推动的模式，即由政府和社会双轨驱动法治。在这一过程中，应首先关注以下问题：切入点的选择、“作业面”的选择、法治进程的把握     

中国法治与中国改革的社会动力

新中国60年可以对半开为两阶段国史：前30年多是“以阶级斗争为纲”、否定法治、不断折腾的历史；后30年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行改革开放，进入法治初级阶段的历史：30年的改革成果，不能仅看重经济发展以及立法、司法等法制建设的硬实力方面；更应正视正在发育成长的社会软实力，那就是经过30年来正反两方面的社会实践的潜移默化作用，公民、社会组织的权利意识、法治意识日渐强化，突出表现在近年来此起彼伏的人民维权活动。明智的执政者应尊重和发挥良性的民间组织的潜力，善于引导公民和社会组织及其自主自治的社会权力，协助政府治理国家和社会，实行国家权力与社会权力的共治。这是实现我国社会主义法治、防治权力腐败的一条新路径，也是当今知识界、法学界的志士仁人研究和实践的重心。     

共同富裕与非平均的分配方式

“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所在，是社会主义社会有别于资本主义社会的特点之一，是发展社会主义经济，从而提高、改善人民物质生活水平所必须遵循的道路，是实现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所必须坚持的一项重要原则。谋求富裕，改善人类自身的生活环境和物质条件，提高人类自身的物质生活水平与层次，是人类社会最基本的渴望与追求。纵观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说到底即是为生存而劳作，为富裕而拼搏的历史。然而，从陈胜、吴广到太平天国，从“均贫富，等贵贱”的呼号到《天朝田亩制》的纲领性文献，数千年来，一个阶级为社会上的绝大多数人…     

法治观念历史演变与中国社会主义法治观

依法治国作为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古已有之,西方法治思想更是源远流长,通过研究法治观念古今中外的历史演变,可以看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观是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历史逻辑的辩证统一,是根植中国大地,反映中国人民意愿,适应中国和时代发展进步的科学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的总要求也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SPECIAL ISSUE：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AND BEAUTIFUL CHINA Roadmap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an Ecological Rule of Law in China

十八大报告在将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作为治国理政总体方略的同时,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由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四位一体”拓展为包括生态文明建设的‘五位一体’,勾画了中国生态法治建设的路线图。其目标是确立与生态文明相适应的生态环境法治系统,任务是将生态理性纳入法治运行轨道,路径是健全和完善生态法治的制度与体制机制。     

让民主法治成为我们的政治文明

民主法治是中国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题中应有之义.虽然,当前中国社会对法治的内涵还存在着一些误解,但社会主义民主必然要求法治化,而法治化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的有效保障方式,两者有着深刻的内在关联.就目前情况而言,中国的社会主义民主与法治相互分离的情况仍然存在,主要表现为法治理念与法治主体的分离、法治作为手段与目的的分离、法治形式与实质的分离、权利与责任的分离.这种分离在现实中起着削弱民主、扭曲法治的负面作用.因此,我们应认清这一问题,真正落实以人民为主体的法治意识,并以此进一步推进中国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     

中国古代刑法解释研究

在法家、儒家、朱子理学等众多思想的影响下，“以法为教”“应合经义”“奉法循理”“一准乎礼”“以严为本”“严格解释”的中国古代刑法解释原则相继被确立起来，中国古代刑法解释权限也随之发生了变化，官方释律的独占地位日渐式微，带有学理解释性质的私家释律先后经历了禁锢、解封、发展、兴盛四个历史发展阶段。在刑法解释方法的层面上，除了扩大解释、限缩解释、类推解释、当然解释、历史解释、体系解释等具体的刑法解释方法被广泛地加以使用之外，经义训诂、连事比附、辩名析理、成案解释等众多中国古代特有的刑法解释方法也被创制出来，并在中国古代刑法解释实践过程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社会主义事业的必胜之路——再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

中国革命的胜利和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在中国历史上开创了伟大的新纪元。正如叶剑英同志所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中国进入了历史发展的新时代。几千年极少数剥削者统治绝大多数人的历史结束了,广大劳动人民从被压迫者变成了新国家和新社会的主人。一百多年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奴役中国人民的时代结束了,中国人民站起来了。”然而,国际社会主义事业的历史经验表明,各个国家的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以后,能否得到巩固和发展,还取决于执政党能否探索出一条符合本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的正确道路。如果在指导思想和政策路线上长期脱离实际,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搞不上去,那就会严重脱离人民群     

法治文明的历史溯源及其当代启示

法治文明,是一个国家实行法治的状态和程度所体现的文明,法治的发展史就是法治不断趋向文明的历史过程。从法治的历史演进分析,中国与西方的法治产生的文化背景和基本涵义有着根本区别,目前。我国社会主义依法治国道路,只能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治之路。只能建立在中国国情之上．借鉴人类法治文明的优秀成果．走循序发展的渐进之路。     

习近平法治思想的“中华法治文明论”试绎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刻总结中国古代法制传统和成败得失，挖掘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精华，深入揭示中华法治文明的深厚底蕴并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可称之为习近平法治思想的“中华法治文明论”。习近平总书记系统阐明了中华法治文明突出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及其清晰制度表达；中华法治文明的直接载体是中华法系，《唐律疏议》是其精华要素的集中呈现；中华法治文明的发展方向是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法治文明，马克思主义法治理论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实践、同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相结合是必由之路。习近平法治思想的“中华法治文明论”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在法治领域的典范，是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理论基础与实践动力，为建构中国自主法学知识体系建构提供了智识来源与方法论指引。     

The Dynamics from the Ideal to the Reality─The Rule of Law in China

中国的法治建设是一个从理想到现实的动态演进过程。中国人民的法治理想具有人权、自由和社会正义等内在价值,其突出表现是“人民要求政府及其官员守法”;中国人民对法治的要求有源自中国社会内部的现实原因。中国的法治与中国的传统文化交织在一起,法治建设应该而且事实上一直与中国传统文化相联系。法治与社会之间有着动态的联系;中国社会中有助于法治发展的相关部分正在逐步发展。法制是实现法治的途径。尽管还有不少问题有待解决,但中国在立法、司法和其他方面都正在朝向法治社会发展。中国的法治就像一个初生的婴儿,从理想到现实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关于“依法行政”与“依德行政”的理性思考

本文认为，处于社会转型期的我国当代社会，仅仅依靠法律、法规来实施国家行政管理，即“以法行政”是难以达到目的的，还必须辅之以“依德行政”的“德治”意识和主张。作者评析了我国“依法行政”的法治现代管理意识的确立及其现状，探讨了“依德行政”的“德治”传统管理意识的内容及其历史价值，提出了要正确认识社会主义行政管理中“依法行政”与“依德行政”的关系的观点。     

设置行政公诉的价值目标与制度构想(英文)

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社会矛盾和利益纠纷呈高发态势，通过厉行法治，保证行政权正确行使，是预防、减少和妥善应对社会风险的良策。由于行政诉讼在制度架构方面的缺陷，其制度功能发挥并不充分。设置行政公诉制度，应当成为完善行政诉讼制度的一个重要选择。它具有监督和促进依法行政、引导市民社会生成、化解社会矛盾等多方面的价值，也是完善中国特色检察制度的应有之义。建立行政公诉，应当从理念和制度建构等不同层面予以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