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物、认识与表达——墨家认识论的片断

“物之所以然,与所以知之,与所以使人知之,不必同,说在病。”——“墨子”“经”下“物:或伤之,然也。见之,知也。告之,使人知也。”——“墨子”“经说”下(?)这一章是墨家认识论上很重要的见解。它透露了墨家认识论是属于唯物主义的。(“见之”,表示直接观察,和墨家重“亲知”,并以“亲知”为“闻知”和“说知”的基础相适应,是以感性认识为基础的。)大家知道:墨子在先秦诸子中是以最先提倡“兼爱”“非攻”的学说出名的。他的所帮兼爱是     

关于李自成之死

关于李自成之死的異說 翻开历史記录,关于明季农民起义軍领袖李自成之死,但举明史为例,已經令人感到相当荒唐。“明史自成傅”說:“順治二年二月我兵攻潼关,…潼关破,自成遂棄西安同,…走武昌…。改江夏曰瑞符县。寻为我兵所迫,部众多降,或逃散。自成走延宁、蒲圻,至通城,窜九宮山。秋九月,自成留李过守寨,自率二十騎略食山中,为村民所困,不能脫,遂缢死,或曰,村民方筑堡,見贼少,爭前击之,人马俱陷泥淖中,自成腦中鉏死。剝其衣,得龙衣金印,眇一目,村民乃大驚,謂为自成也。”由此明史所記,可見清初修明史的时候,对于这位义軍領袖之死,原已有兩种記法。一說謂其自尽,一說則謂其被村民筑堡者击死。自尽,     

普及农村教育的展望

我國是一个近七亿人口的大國,农民占全部人口的大多数,在我國談普及教育的問题,从根本上說,就是如何解决农村的普及教育,如何使广大农民羣众掌握先進科学文化知識的問题。三十多年前,毛主席就說过:“中國有百分之九十未受文化教育的人民,这个里面,最大多数是农民。”之后,他又明确指出:“农民——这是現階段中國文化运动的主要对象。所謂扫除文盲,所謂普及教育,所謂大众文艺,所謂國民卫生,离开了三亿六千万农民,岂非大半成了空話?”     

论墨子“仁义观”——从《墨子》中“义”字的原始形体来考察

首先结合墨子兼爱非攻思想,断定"义"字原始形体当为"羛"。这体现了墨子摒弃自我,摒弃武力的兼爱思想;进而结合《墨子》文本,具体分析墨家以何为"不义",以何为"义",以何为"仁"。在综合各家观点基础上,得出结论:墨家之"仁"就是兼爱,墨家之"义"就是天下公利,只有兼相爱,才能交相利。"仁"是"义"的前提和基础,"义"是"仁"的目的和归宿。     

墨子和孟子的战争伦理思想比较

墨子和孟子均认为天下的理想状态是无战争的和平状态。面对战乱现实,墨子以维护天下之利为旨归,主张通过倡导"非攻"阻止战争发生,通过军事防御反制不义攻伐。墨子反对"攻无罪",但支持自卫和"诛无道",在守望和平主义理想的同时,兼顾了正义战争的现实考量。孟子秉持一种基于仁的正义战争理论。他不仅对"仁"伐"不仁"的正义战争作出了规范性论述,而且对仁政与国力之间的关系有着现实性的理解。墨、孟战争伦理思想之分殊,主要源于兼爱与仁爱之别。墨、孟的战争伦理思想,提供了有别于西方战争理论的不同思路,且至今仍有其当代意义。     

从《呂氏春秋》到《淮南子》——论秦汉之际的新道家

<正> 一不是杂家是新道家《汉书·艺文志》把《吕氏春秋》和《淮南子》这两部书列为“杂家”是很不恰当的。首先,“杂家”这个名称就不太恰当,既“杂”何以成一家之学呢?这是早已有人提出过的问题。其次,从诸子百家的发展来看,“杂家”之名也不确切。本来,从春秋到战国的所谓诸子百家,开始一个人就是一家,正如《墨子·尚同下》所曾说过的:“一人一义,十人十义,百人百义,千人千义,逮至人之众不可胜计也,则其所谓义者亦不可胜计”,因而“国之为家数也甚多”。《庄子·天下篇》根据相同的理解,因为“天下之治方术者多矣”,所以有“百家之学”的说法。《荀子·非十二子篇》列举六种邪说,非难了十二个人,     

墨子对孔门邏輯思想的批判繼承和发展

三墨子在概念论上的光辉成就,至少有下列四个方面: 第一,由于“明故”的要求,使他提起了概念的起源问题。这个问题如我在本书第二章所说,孔门绝未提及,而由墨子所首先论到。墨子提起这个问题的程序,最先是对于当时流行的旧名,审辨它的正误,而将审辨正误的标准,规定在以实定名的原则上面。例如他说: 今天下之诸侯,将犹多皆免(勉)攻伐并兼,则是有(?)义之名,而不察其实也。此(?)犹盲者之与人,同命黑白之名,而不能分其物也,则豈谓有别哉?……今不尝观其说好攻伐之国,若使中兴师,君子(数百),庶     

墨子通释

天志中子墨子言曰今天下士君子之欲为仁义者则不可不察义之所从出。提出义字作一问题既曰不可以不察义之所从出然则义何从出。第一问正问子墨子曰义不从愚且贱者出。必从贵且智者出。答得奇崛智愚贵贱皆人也即之入而为此皆天之所生也以尚为主义答案可怪何以知义之不从愚且贱者出而必自贵且智者出也。第二问不容不问问得冷峭曰义者善政也。平平正正答出却轻轻将义字收入政治范围何以知义之为善政也。第三问亦是当然之问曰天下有义则治无义则乱是以知义之为善政也。答得稳洽使问者更无疑义     

论区別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的标志

一本問题提出的必要我國古史分期問題爭論了几十年,至今还未能得出結論,这里面是确有些症结問題,糾纏不清,难于解决。例如,有人根据斯大林所說,在奴隸制度下,奴隸是奴隸主所能当作牲畜來買賣屠殺的。而秦漠則“殺奴婢皆当告官”,顯然这时的奴隸主已無权自由处死他的奴婢,因而他推断汉代不是奴隸社会。这一推断是不大妥当的,我們知道,即在典型奴隸制國家如雅典共和國,在法律上并沒有准許奴隸主可以任意殺戮奴隸的条     

墨子战争观论略

历代治墨学者都认为墨子“非攻而不非战” ,理由是墨子“非‘攻’而颂‘诛’”。然而“春秋无义战” ,所谓“诛”只是古代“圣王”之事 ,因此 ,文章认为墨子反对当时的一切战争。至于墨子主张并实行的对“攻战”的防御和抗击 ,只是他反战思想的具体实践和表现形式。无论从他的思想理论体系分析 ,还是从他的社会实践活动考察 ,他都是反战的。他拒绝暴力、力主和平的伟大的人道主义精神 ,在当代更显现出灼人的活力 ,放射出夺目的光辉。     

论墨子学说的体系与中心

墨子提出的十项治国之术也被称为“十论”(《墨子·鲁问》)。治墨学者多认为“十论”是墨子学说的基本精神所在。但是 ,对于“十论”的核心 ,以及“十论”如何由这一核心引出并形成体系 ,学术界存有歧见 ,有待分析。“天、鬼”中心说视墨子思想的根本义是法天仪鬼 ,同乎神教的主张 ,以及“兼受”中心说把“兼受”做为引发和衍生墨子其他思想的中心的看法 ,均值得高榷。正确看法应是“义”为中心说 ,即“义”是墨子思想与实践的核心 ,“十论”由“义”出。     

《公输》的语言技巧和逻辑力量

《公输》篇选自《墨子》一书,记叙了墨家学派的创始人墨翟“止楚攻宋”的动人故事。墨家的学说,一是“兼爱”,二是“非攻”;在春秋战国时代有很大的影响,与儒家的学说并称为“世之显学”。墨家重实践,其思想方法,有所谓三表或三法:“有本之者,有原之者,有用之者。……上本之于古者圣王之事。……下原察百姓耳目之实。……发以为刑政,观其中国家百姓人民之利。”这亦可视为他们的论著的写作方法,这种方法也有重实践的意义。因为墨家重实践,又有初步的科学知识,所以他们的论著很注意语法和逻辑。我     

论墨子的军事防御思想

墨子主张“非攻”,反对不义战争,赞同正义战争。他的军事防御思想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有备无患”是积极防御的基本前提;二、全方位的防御思想;三、建立高效畅通的指挥系统;四、全民皆兵的群众战争思想。为了军事防御,他还设计制造了相应的武器装备,将先进的科技手段运用于军事领域。墨子立足于小国的军事防御思想与孙子研究大国进攻规律的《孙子兵法》,既有相通之处,又有所区别,两者构成了我国古代军事史上的“双子星座”。     

艺术的生存策略与它的突围——艺术家和美学家的一次对话

因为电视剧《走向共和》连播的缘故,晚清人物李鸿章又成了人们争议的话题。梁启超曾写过《李鸿章传》,对李氏做了一番总结:“李鸿章今死矣。外国论者,皆以李为中国第一人。又曰:李之死也,于中国今后之全局,必有所大变动。夫李鸿章果足称为中国第一人与否,吾不敢知,而要之现今五     

释尼

《說文》:“(?)、从后近之,从尸、匕声。”王筠《說文句讀》:“尸是臥人,匕是反人,匕者比也,人与人比,是相近也;人在人下,是从后也。”按王筠謂“人与人比”,颇有道理。但王氏和其他說文学家一样,都从許氏“从尸匕声”之說,以为尼乃形声字,殊不足据。林义光《文源》:“按匕、尼不同音,人之反文,亦人字,象二人相昵形,实昵之本字。”按林氏之意以尼为会意字,具有卓識。林氏所說的“象     

论顧炎武思想(下)

(三)明道救世,经世致用的“博学”論顧炎武思想的第二个大节目是“博学于文”。这是他学术思想的总綱。什么叫“博学于文?”他說:“自一身以至于天下国家,昔学之事也。”又說:“君子博学于文,自身而至于家国天下,制之为度数,发之为音容,莫非文也。”可見他之所謂“学”,他之所謂“文”,包括的范围是极广的,“学”不仅指讀書,“文”也不仅指文章。按理說,所有一切自然界以及人类社会的事物,都应該包括在他的“博学”的范围之內?怯捎谒莫M隘的“經世致用”观点,使他的“博学”对象主要限于人类社会的范围之内,而把对于自然的研究放到极为次要的地位。他解释《大学》中的“致知”道: “致知者,知止也。知止者何?为人君止于     

略论孙子“谋攻”思想的现实基础

“不战而屈人之兵”,是孙子《谋攻》篇谋攻思想的核心。既要“屈人之兵”,为什么“不战”;既“不战”,又如何“屈人之兵”?有人说这“只是一种不切实际的想法”,“是对战争问题的唯心论表现”(1977年6月上海人民出版社版《孙子今译》第26、27页)。本文对此谈一点看法。“谋攻”,用智谋攻打什么?《谋攻》篇曰:“故善用兵者,屈人之兵而非战也,拔人之城而非攻也,毁人之国而非久也,必以全争于天下,故兵不顿而利可全,此谋攻     

说“信徙”

《墨子·贵义》:“商人之四方,市贾信徙,虽有关梁之难,盗贼之危,必为之。今士坐而言义,无关梁之难,盗贼之危,此为信徒,不可胜计,然而不为。则士之计利,不若商人之察也。”毕沅《<墨子>校注》认为“信徒”的“信”当作“倍”;孙诒让《<墨子>闲诂》进而认为“信徒”的“徙”通作“蓰”。毕、孙之说,影响至今。然而,将“信徒”释为“倍蓰”,“市贾信徒”一句似乎能够圆说,但“此为信徒、不可胜计”一句,却有漏     

“请”宇异释

《墨子·公输》“吾请无攻宋矣”之“请”,注家多释为表敬副词,但如此诠释,似与楚王口吻不合。墨子是为制止楚国攻打宋国而见楚王的,楚王在不得已而接受了墨子的劝谏后,是没有必要向墨子说“请允许我不攻打宋国”这种话的。洪子兴同志基于这种认识,认为“请”是动词,“可简释为‘同意’”,(见《语文学习》八二年第三期《〈公输〉疑难词句试释》下),但仅以《康熙字典》引《类编》“请,受言也”之孤证来证明,也难以令人置信。窃以为“请”通“诚”,情态副词,意思是确实、真的。     

天志:墨家的超越观念及其政治关切——墨子思想的系统还原

墨子的根本宗旨是谋"百姓之利",除"天下之害"。利害在于治乱;治乱在人,故须"非命"。治乱的根本乃在于"仁义"与否:祸乱的根源是人们"不仁"而"不相爱",故呼吁"兼爱";祸乱的表现是人们"不义"而"交相贼",故主持正义、诉诸"交利"。当务之急乃是"非攻",因为当时最大的祸乱就是诸侯兼并战争。防止攻伐必须具备两个方面的条件:一是足够的国力,故须研究治国强国方略;二是充分的守备,故须研究战略战术、军事装备,进而研究科学技术。上述"仁义"价值须有一个形而上的超越者作为终极根据,故须"明鬼"而尊崇"天"之"天志"。"天"的世俗代理人即"墨教"宗教团体;墨教并非为某个特定国家谋利,故须独立于任何国家权力系统之外。然而墨子关于权能格局的思想存在着深刻矛盾:他所维护的和平秩序,乃是承认王权衰落之后的"国际"格局,即是多极权能格局,这与神圣代理人的独立性互为条件,此乃墨学在皇权专制时代衰绝而在近代复兴的根本原因;但其"尚同"思想却恰恰与上述多极思维相冲突,这是当时中国社会走向皇权专制的历史趋势的反映。